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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望为什么独一无二?


    ——作家喻智官访谈录
   
    茉莉
   

   引言:今年十二月十九日是王若望逝世十周年纪念日,香港溯源书社为此出版了关于王若望的传记《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茉莉对旅居爱尔兰的此书作者喻智官进行了访谈,藉此向读者介绍《王若望传》的成书过程以及出版此书的现实意义。
   
    ◎ 王若望是自由民主的薪火
   
    茉莉:喻智官先生,值此王若望逝世十周年之际,香港溯源书社推出你的大作《独一无二的反叛者——王若望传》。我先睹为快感触良多,因此想进一步了解这部传记的写作背景及有关王若望的一些人和事。首先我想问的是,是什么触发你,使你决定为王若望撰写这样一部传记?
   
   喻智官:茉莉女士,感谢你对拙作《王若望传》的关注。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王若望是与方励之和已故刘宾雁齐名的异议人士,他们竭力鼓动政治改革,宣讲自由民主,因而启蒙了一代人。后来三人同时被邓小平开除党籍,这个事件也成了八九民运的一个诱因。当时参加八九学运的学生把他们三人视为精神导师。
   
   可惜,“六四”后王若望先坐牢后流亡,十年前在美国去世,由于中共当局的封杀,现在的年轻一代已不知王若望是谁了。在这个时候,我觉得很必要写一部介绍王若望的书,让年轻人了解为中国的自由民主奋斗过的老一辈,也为当下的中国维权和争取自由民主运动提供一份精神资源。
   
   茉莉:这本传记的书名是“独一无二的反叛者”,这个书名很有意思。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认为王若望是独一无二的?
   
   喻智官:我称王若望为“独一无二的反叛者”,可以分两句来解释,首先说反叛者。王若望是三八式的老革命,一九四九年后是中共十一级高干,但他几乎一直是中共党内的异议分子,按中共的标准应该称“叛徒”。在中共党内持异议的高干并非王若望一人,还有如当年和王若望一起在延安办墙报的李锐等人,这一类的老干部被称为“两头真”。但“两头真”的老干部大都是在六四后,在胡、赵改革失败后才开始异议的,而且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始终留在共产党内。他们往往以“救党”的心态批评现行体制,很少修正被实践证明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而王若望从一九五七年起就开始认清了中共的弊端,文革后更是冲破中共的一切框框去抗争,他言行的大胆出格在同道中是独一无二的。
   
    ◎ 从言论到行动的彻底反叛
   
    茉莉:你在书的《序》中对此作了一些解释,我还注意到你还给“反叛者”加了一个“彻底”的定语,能不能请你扼要地对此做些介绍?
   
   喻智官:为什么说王若望是彻底的反叛者?我们先看文革结束那段日子。当时,尽管中共开始反省文革,但还是设置了不少禁区,人们普遍心有余悸噤如寒蝉,但刚刚脱帽的王若望却的左冲右突。他写文章提出各种敏感问题挑战禁忌,为此常引起文化界的巨大争议,他去各地演讲时,完全站在民间的立场上说话,无视中央约束和纪律,痛批毛泽东二十七年祸国殃民的恶行,是全国公开批毛的第一人,由此赢得了“横竖横”的美名。他还公开鼓吹中国必须补资本主义的课,必须推行多党制。此类言行触怒了邓小平,一九八七年一月,邓以上海学运为借口,开除了王若望的党籍。
   
   但王若望没有被吓倒,反而愈战愈勇。八九民运时,王若望在香港发表致邓小平的公开信,敦促他接受学生和市民要求改革的呼声,不要暴力镇压学生民主运动,不要做历史的罪人。王若望还以“戴罪之身”几度上街游行声援学生,不惮惹上“黑手”的罪名,六四后他由此罹罪第三次坐牢。
   
   另一方面,明知共产党最惧怕反对派成立组织,王若望仍毫无顾忌,坦然站在体制外反对派的立场。一九七九年他就参与上海《人权研究协会》的活动,后来该协会和民主墙一起被取缔。一九九一年,王若望刚出牢狱就着手恢复“人权研究协会”的活动,组织人员筹办地下刊物《民主论坛》和《人权协会》。不幸因人告密,当局将已编印的《民主论坛》封杀在印刷厂。
   
   一九九二年,王若望去美国领奖后被迫流亡。为了表明自己和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决心,他在一九九五年于纽约成立了民主党,出任主席。
   
   王若望还百无禁忌地打破中共的一切底线。例如在有关台湾、西藏、新疆等问题上,他主张各民族在民主制度下的统一。他认为台湾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只有共产党政权和民主台湾一统,而没有倒过来之理。至于少数民族,如果中共坚持独裁专制采取无情压迫的政策,他们也有权要求独立。
   
   
    ◎ 屡遭迫害,其志不改
   
   
   茉莉:经过你这样的分析,王若望的“彻底反叛”精神更清晰了,他的言行在中共高干的异议人士中确实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都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我因此想知道,你是如何把王若望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去追述他的生平,展现他个性的?
   
   喻智官:王若望处在那样严酷的社会,一旦遭难,就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还要 影响他的亲友和家人的命运。早在延安时期,王若望就曾和三个姑娘恋爱,一个恋人以党的工作需要为理由被组织生生拆散;第二个因出身买办本人不是党员而得不到组织批准;第三个欲逃出无爱的婚姻与王若望相爱,但因对方是大人物柯庆施,他们终不能成眷属。从这里读者可以看出,早年的中共就是一个毫无人性的组织。到一九四九后,中共迫害异己镇压反对派的手段更加凶残了。
   
   一九五七年王若望被打成右派后,他的两个弟弟也受株连戴上右派帽子,其中一个弟弟还被迫从海军退役押送回乡劳动。他的第一个妻子李明,也是三八式老干部,受牵连被逼疯,几年后,年仅四十五岁就病故了。到了文革,王若望因诅咒毛泽东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十年期间不是坐牢就是监督劳动,第二位妻子羊子为此整整等了他十年才结婚。他的子女因为是反革命家属,也难逃受歧视和侮辱的处境。
   
   茉莉:你在《王若望传》中对王若望的恋爱婚姻也作了生动的描写,当年热恋他的几个姑娘,其敢爱敢恨的形象非常感人。尤其是李锦,她坚决要和柯庆施离婚,与王若望自由恋爱,其性格刚烈爱憎分明,简直是革命队伍中的“尤三姐”。还有年纪轻轻的女大学生羊子,她和有七个孩子、关在牢里的反革命分子王若望苦恋十年,简直就是“毛时代”的爱情传奇。书中的这些人物描写都很传神,使我在阅读时常有看小说的感觉。因此我注意到,你这部书的可读性比较强,可否请你谈谈关于此书写作的构思?
   
   喻智官:你说书中人物给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颇感欣慰,这正是我自辟蹊径写这部传记想达到的目的。
   
   在《王若望》一书中,我没按传主从出生到终老的时间顺序一路写来,而是采用倒叙闪回等小说手法描述,这样比较符合读者的阅读趣味。
   
   但更主要的原因是,这种写法适合王若望这个人物。因为王若望在我眼中是一位战士,战士最精彩的人生就是在疆场。就像描摹现代英武战士在战场上与敌人厮杀的那一刻;就像刻画古代神勇斗兽士搏击野兽的那瞬间,因为那一刻那瞬间,攸关战士和斗士的死生和命运,最令人瞩目揪心。所以,《王若望传》以他晚年跌宕起伏的受难开场,从中穿插几个断面追述状写他不平凡的一生。
   
   
    ◎ 作家为时代勇者代言
   
   
   茉莉:从你笔下的人物形象来看,你对王若望非常熟悉,也十分认同王若望的思想和观点,否则难以把人物写得这样有血有肉。一个作家选择某个题材,总是与他自身的经历以及感情有关,我因此想知道,你和王若望先生之间是否有某种个人交往?
   
   喻智官:说起来我和王若望本人接触并不多。一九八五年夏天,我受邀参加上海一家杂志的笔会,在会上遇到王若望,当时他因敢言而名扬上海滩。我们在一个风景区一起吃住游历了五天,在那里我和王若望曾有过几次简短的交谈。事后我记得他,但他不一定记得我。
   
   就是在那次会上,王若望展示出的人格魅力一下子吸引了我。无论大会小会,不管座谈还是演讲,他直言不讳地指斥中共保守派的倒行逆施,指名道姓地痛批邓小平和陈云的言行。看着萧萧白发一身正气的王若望,我知道了什么是一士之谔谔,什么是无所畏惧,什么是棱棱风骨。
   
   由于他的观点与我相契,使我更加对他推崇备至。以后,我们虽然没有机会再见面,但我一直在追踪他勇敢反抗暴政的足迹:从他被开除党籍到参与六四,到再次坐牢,到流亡海外,以及在海外的一系列行动。
   
   因此,当我拿起笔记录王若望的人生轨迹时,有一种为他代言的感觉,写起来十分顺畅。
   
   
    ◎ 反抗暴政,至死不悔
   
   
   茉莉:你在这部传记中一直强调“王若望精神”,我想知道,什么是“王若望精神”,这种精神对当今中国的现实有何意义?
   喻智官:有人说王若望没有深奥的理论,也许是,但时下的中国最缺的不是“阳春白雪”的理论和说教,而是需要尖锐指出中国现实问题的目光,是明确提出与中共专制独裁斗争的方向和目标。早在二十年前,王若望就在文章中批驳把希望寄托于中共自我改良的观点,提醒人们不要受新权威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者的误导,不要做天真的自欺欺人的梦。针对有人惧怕革命的心理,他坚定地指出:“中共领导层不断以‘大乱破坏稳定’来麻痹人民、恫吓大众。我们不能坠其彀中而束缚自己的手脚,或者倡议与垂死的政权谋求合作。从长远的利益着眼,只要能完成大变革的历史使命(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政治)。不论是社会震荡或是局部地区的大乱,中国人民一定承受得起,即使付出不能预知的代价还是值得的。”因为“中国人民从此跳出苦海,这是历史的一次大飞跃……”这些话掷地有声,透出王若望的正气、勇气、骨气,今天读来仍然有现实意义,它揭示了中共的外强中干及最终失败的命运,严正地批评了软弱和犬儒的反对派人士。
   
   王若望还有一个可贵之处,就是,他不仅动手写文章,还动口动脚付诸行动,而且不以名人自居,不计名利得失荣辱毁誉。我说他是“将军敢当,小兵甘当”。在需要他当头时,无论在国内(六四时)还是在美国,他都走在游行队伍最前面,组织示威出阵演讲。当海外民运衰弱、被人忽略时,他也斗志不衰一如既往。2000年六四,也就是他逝世前一年,他已经八十三岁了,组织六四纪念会的人忘了他,他就当自己是一介普通老翁安然在会场独坐两小时。同年李鹏到访美国,夫人羊子开车带他前去,他从车顶伸出声援天安门母亲的牌子,冲入禁区,在李鹏下榻处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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