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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梓前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前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严家祺


   
   谈起文化大革命第一张大字报,通常会想到北京大学的聂元梓。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中说,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五日聂元梓的大字报是文化大革命的“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
   

   
    事实上,全国文化革命的第一张大字报出在北京的“学部”。当时还没有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所谓“学部”,是指“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下有许多研究所,如哲学所、历史所、近代史所、考古所、文学所、外国文学所、法学所、民族所、语言所、学术资料室、政治部、《新建设》杂志社等,全学部有一千七百人。当时,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所以,“学部”也设立了“政治部”。
   哲学研究所的所长是潘梓年,就是潘汉年的哥哥。金岳霖是副所长。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是郭沫若,学部党委书记是关山复,政治部主任是杨述。在聂元梓贴出大字报前二天,一九六六年的五月二十三日,在学部一号楼的走廊里,《哲学研究》编辑部的林聿时和吴传启贴出了批判杨述《青春漫语》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大毒草”的大字报。接着,学部大楼的走廊内外的墙上、学部大院许多地方贴出来数十、数百张批判杨述、关山复等学部党委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贴出聂元梓的大字报前,学部墙上已布满了大字报。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全国报刊从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开始,接着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学部的“文革”就是从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杨述的《青春漫语》开始的。
   杨述是作家韦君宜的丈夫,参加过“一二•九”运动。杨述出身于淮安县的商人兼地主,父亲早亡,他受三十年代革命文学的影响,很早参加了共产党,他的母亲和兄弟姐妹在他影响下也都参加了革命。抗战初期,杨述的母亲“毁家纾难”,把家里带出来的细软变卖做了党的活动经费,开办了一个战时出版社,出版发行书刊。出版社楼上是活动据点——星芒社。母亲的家则是共产党的地下机关,四川省委扩大会议在那里召开,油印机密文件由他的哥哥亲自动手,母亲则担任站岗放哨的差事。母亲兄嫂全都入了党。哥哥后来被捕後被国民党活埋了。我在一九六四年到学部当“研究生”。文革开始时,杨述是学部政治部主任,他的办公室就在一号楼后面的小红楼里。
   
   
   杨述是学部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三反分子”,《青春漫语》就是他的“罪证”。到一九六六年六月,学部“揪”出来的“黑帮分子”,包括所谓“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就有上百人。这些人在大大小小会上受到多次批斗,对“第一个” “揪”出来的“黑帮分子”杨述的批斗尤其严重。韦君宜回忆说:“当他已经被造反派挂了黑牌,剃了‘阴阳头’,弄得满头刀痕,被打得遍体鳞伤之后,他回到家来,见到了造他的反的十七岁女儿,还嘱咐道,‘我这次可能被乱棍打死,但是我实在不是反革命,搞革命总有牺牲。我就是死了,翻不过案来,你也一定要永远跟着党走。’”
   
   
   杨述与我在河南同一干校,一九七二年,我们从干校回到北京。回北京後的六年中,杨述成了一个真正的“访民”。韦君宜说;“他成天写申诉信、控告信,复写、重抄,到处去送,自己寄,托人送,还打听到‘门路’,到国务院门口树林子里等信访处的人出来,送给这个组织那个组织, 一切领导都告到了。但无论怎么申诉,都等于石沉大海,而他却总不死心,还是跑,还是打听。几时又开组织工作会议了,关于划敌我做结论的‘杠杠’又有什么改变了,他便拿自己去和那些‘杠杠’进行核对,然后再写信,说明自己够不上‘杠杠’。所有这些,足足进行了六年!六年来,一次一次的失望,一次一次又重新点燃起希望,然后又摧毁。” 就是这样的一个“忠于党”的杨述,到“四人帮”倒台後的一九七八年,那时,学部已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杨述已经得了脑血栓,社会科学院给他的“结论”是 “维持原有结论。”
   学部“全国第一张大字报”是康生、关锋指示林聿时和吴传启写的。当学部党委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四人被林聿时和吴传启掀翻後,学部成立了“文革小组”,林聿时和吴传启掌握了学部大权,当时,谁要反对林聿时和吴传启,就会有被扣上“反关锋”、“反中央文革”的帽子。
   聂元梓前的“全国第一张大字报”

   (图)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1966年6月批斗“黑帮”分子(首次发表)
   
   林聿时和吴传启在“文革”前合作写过许多类似杨述《青春漫语》之类的短文。一九六六年八月八日,哲学研究所彭定炎、郭官义和我等八个人,学着林聿时和吴传启批判《青春漫语》的方法,写了一篇揭露批判林聿时和吴传启的大字报。从此,我们八个人组成了“红旗战斗小组”,与学部其他反林聿时和吴传启的势力结合,学部的文革形成了两大派。
   学部的文革对当时北京的文革有很大影响。学部出了两张“文革”小报,一是《进军报》,二是我在林聿时和吴传启倒台後创办的《长城报》(不过我只编辑了四期),上面有当时情况的很多记录。“文化革命”过去三十六年了,至今没有人撰写学部的文革史。我离开中国已经二十三年,没有这些资料了,只能作片段回忆。我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部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部文革史”。(2012-1-2)
(2012/01/1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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