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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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证明了什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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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年证明了什么?(下)
   
   杨建利 发表 于 一月 17, 2012
   
   
   
   机会成本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它是这样定义的:一个经济主体在面临多方案择一决策时,被舍弃的选项中的最高价值者是这个经济主体在此次决策中付出的机会成本。举例说明,假设你有一间房屋,可以租给甲、乙、丙三人中的一人也可以空着不租,其中租给甲、乙、丙的租金分别是1000元、800元和600元,那么根据机会成本的定义,假如你把房屋租给甲,这次决策将使你承担的机会成本是800元,租给乙的机会成本是1000元,租给丙的机会成本是1000元,空着不租的机会成本也是1000元。还有两个经济学概念与机会成本密切相关,一个是会计账,另一个是经济账。会计账是收支流水账,它不把机会成本计算进去,用上述例子来说明,假如你把房屋租给丙,在会计账上就记为“收入600元”,房屋空着不租会计账上反映为“收支平衡”。经济账不同,它要把机会成本算进去,这样,房屋租给丙时的帐就是负的,经济损失是400(=600-1000)元,房屋空着不租经济损失则是1000元。好的决策要基于经济账而不是会计账,要选择机会成本最小的选项。
   
   共产党的辩护者为其专制统治炮制的绩效合法性在机会成本的概念面前不攻自破,他们的伎俩是不算中国人承受共产党专制统治的“经济账”而只算“会计账”,不仅如此,他们还在会计账上有意夸大“收入”并抹掉所有“亏损”。他们所抹掉这笔亏损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亏损:中共政权在过去的62年中,施行了中国历史上对私有财产最残酷的剥夺,制造了过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最血腥的内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非自然灾害引起的(虽然它一直被称为“自然灾害”)最悲惨的大饥荒,制造了中国历史上非战争时期数量最多的人民非正常死亡,对少数民族实施了最残酷的欺压和文化消灭,制造了藏族具有人类灾难史意义的流亡,制造了中国历史上数量最多的冤假错案并继续制造着冤狱,制造了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文化、历史文物、自然环境、宗教信仰最野蛮的摧残,实施了中国历史上对学生运动最臭名昭著的镇压,制造了并继续扩张着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官僚腐败和对民众的经济掠夺。
   
   这些是中共专制政权及其辩护者在会计账上抹掉的中国人的亏损,那么,中国人62年来被共产党统治的机会成本是什么呢?政治上的机会成本虽然不像经济交易中的机会成本那样容易计算,但是也并不是那么不容易琢磨,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的方法估摸出我们中国人在过去的62年里丧失了多大的机会:我们可以拿中国被共产党统治的62年与美国等老牌民主国家的62年比,与二战结束时埋在战争废墟里的日本和德国的62年比,与1990年左右发生民主革命建立民主制度(人民可以再次选择)的原共产党专制国家的62年比,与周边的东亚国家的62年比,当然最重要的是与中华民国的台湾的62年比。2011年是中华民国建国100周年,在这一年里,人们自然地进行了这样的历史拷问:假如中华民国的历史在中国大陆不被共产党的革命中断,中国的今天将会是什么样?有人说,历史是不可假设的,但是,我却倡导对历史经常进行这样的假设,因为,这样的假设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走过的历史所掩盖的机会成本,以启示我们对未来的思考、帮助我们对未来的选择。对中华民国在中国大陆的可能命运的假设其实是2011年人们对历史最深含现实意义的回眸。
   
   我们再来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看制度安排的问题。就上面的例子而言,也许有人会问,既然知道把房屋租给甲可以得到最高的回报,那么,为什么还要做其他选择而在经济上承受损失呢?其实,现实中的经济交易不像这个例子那么简单,人的理性并不是完备的,人们往往由于没有完全的信息、无法预知未来等复杂的因素而不能做出最佳选择,这一缺陷在法治化的自由经济制度运行中得到弥补,法治化的自由经济首先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在用法治稳定经济关系的同时又给予人们修正以往的错误进行再选择的合法机会,这样一来,法治化的自由经济就成为充满活力的动态平衡。政治上的选择远远比经济交易复杂的多,经济上,个人的选择对自己的经济生活常常产生决定性的影响,然而,在政治上,尤其是涉及到谁来统治这样的问题时,对于民众来讲,它不是个人的选择可以决定的,其答案是集体行动的结果。个人的理性是不完备的,集体的理性有时更加不可靠,所以在政治上,人们的选择常常不是最佳的,甚至本来可能就没有所谓的最佳选择,然而,建立在人的理性–尤其是集体理性—不完备的假设之上的民主制度的长期运行,可以使人们为政治选择所付的累积机会成本降到最低,因为民主制度首先赋予人们自由选择的权利,综合个体自由选择的结果,又在稳定的宪政框架下,定期给予人们集体修正以往的选择进行再选择的合法机会。集体纠错是民主的最基本功能。为了降低政治选择上的机会成本,人们必须不断地追问:我们是否可以有更好的执政者。如果说,每天心猿意马地揣摩“我是否可以有个更好的配偶”并非人们所赞美的私德的话,那么,相对于政府,“水性杨花”却是公民最应该尊崇的公德。
   
   倡导和涵育公民的这种公共品德是当前中国公民运动的重要内容,我们中国人仅要给共产党算“会计账”还要给它算“经济账”,我们必须不断追问:我们中国人是否应该有更好的政府,我们是否应该换一个新的政府?
   
   中国乌坎村的村民在2011年回答了我们:是的,我们应该也能够换一个新的政府!他们赶走了统治和盘剥村民40年之久的共产党支部书记和党组织,建立了自己的村政府,维持了井然的自治秩序,中国的农民自共产党统治中国后第一次主动以公民的身份登上历史舞台,实践了中国乡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自治,树立了人们对中国人有素质建设和实践民主的信心。虽然,引发乌坎村民抗争的土地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尽管中共当局正在努力地试图在乌坎恢复党的组织和领导,但是不管以后发生什么,乌坎村民在2011年最后三个月的伟大实践戳穿了中共专制政权及其辩护者的弥天大谎,向世人证明了共产党在中国的统治是应该也是能够替代的,没有共产党天下不会大乱,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从这点上讲,发生在2011年的任何事件,都比不上乌坎的意义。
(2012/01/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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