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建利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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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暴力抗争是有效的——乌坎村民维权阶段性成果启示之二

   非暴力抗争是有效的——乌坎村民维权阶段性成果启示之二
   美国之音首发
    杨建利 发表 于 一月 3, 2012
   
   


   
   每一次有效的群体性维权事件,都会为我们研究公民运动提供很好的案例,使我们在经验总结的基础上,将未来的工作做得更好,乌坎事件无疑是观察和研究目前阶段公民抗争的极好的切入点。
   
   这次维权事件中,参与者、公民记者和有关媒体的努力,使我们几乎在事件进行的同时,就可以了解到此次乌坎事件的大量的直观信息,这是网络时代的优势,而这种优势本身也是乌坎民众抗争的手段之一。迄今为止有关非暴力抗争的经典著作中较少有关于网络作用的论述,但无可置疑的是网络已经并将更显著地在未来中国公民的非暴力抗争中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尤其是面对中国政府举世罕见的言论控制,网络必将是民间力量形成相互理解、沟通、共同行动以及寻求外界支援的关键手段,这一点在乌坎事件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身处信息时代,信息本身就是力量,抗争者的信息被传递出之后,一夜之间就可能形成全球性的关注和声援,使当局的镇压成本急剧上升。
   
   通过对乌坎事件的观察研究,我想把本文的重点放在对于非暴力抗争的讨论上。
   
   多年来,我是一个坚定的非暴力主义者,除了宗教信仰、价值观的原因,策略层次上的考量也同样重要,因为我相信非暴力是有效而又代价最小的抗争手段。有人说,面对没有底线地打压维权、民主活动的中国政府,非暴力抗争的效果是可疑的。姑且不论在其它条件大致相似的国家所发生过的成功的非暴力抗争事件,至少我们可以从乌坎这个非暴力抗争的中国版本中得出正面的结论,那就是:非暴力抗争在中国是同样是可以有效的。
   
   在这次乌坎村民的维权事件中,有一个情节对我触动很大:当林祖銮先生作为抗争的灵魂人物对几千名村民发表讲话时,他特别强调了这样几条原则:1,团结,守纪律;2,文明,不伤害人,不伤害物件;3,讲真话,做真人。我想,这足以表明抗争的非暴力属性。非暴力抗争看上去并不激烈,也不主动追求与当政者的激烈冲突,有时候会有意识地降低冲突程度甚至大幅度妥协,虽然很难对某一单一决定的短期效果如何做出一般性定论,但是,对于非暴力的坚持可以做到:1,保持行动的正义性和正当性,避免正当的抗争行为被异化、被单纯的破坏和发泄所掩盖,而正义性和正当性是内部凝聚的根本力量之所在;2,形成持续性抗争,无论当政者多么残暴,他们总是要为镇压尤其是暴力镇压寻找口实,抗争者的暴力行为往往是他们需要的最佳口实,而非暴力抗争一般会在当政者等待镇压口实的时候形成抗争持续性,乌坎证明,持续性是形成有效组织和产生有效领导人的关键,而这两点又是取得抗争成果的关键;3,给对手留下妥协的空间,而不刺激对手采取最为激烈的镇压手段,无论当政者如何残暴,他们对于不同抗争方式的镇压手段还是有所区别的,暴力行为往往将妥协的道路在一开始就彻底堵死,而对手的妥协则可以使抗争者逐步稳固抗争成果,积小胜为大胜,最后达到抗争的目标。
   
    非暴力抗争需要有很强的纪律意识,抗争者对于抗争行为的克制可以为抗争运动赢得宝贵的时间。在专制统治下,民众处在权力的控制和分割之下,即使权益严重的侵害,也不太容易形成群体性尤其是较大规模群体性的抗争行动,而一旦较大规模的群体性行动得以展开,这种组织起来的力量将大大降低统治者谎言欺骗和暴力威胁的效果,形成一种迥异于昨天的“小气候”,这种小气候的存在非常有利于公民意识、民主思想、自由观念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为公民更为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创造条件,因此,尽量延长有效抗争的时间是很重要的,它可能促使很多因素发生戏剧化变化。
   
   相对于激进的暴力行为,非暴力抗争还大大降低参与者的个人风险,这就有可能使更多的观望者加入到抗争队伍中,而所有的专制统治都长期致力于阻挠、破坏公民的群体行动(单个人的抗争是可贵的,但对统治者来讲,除非个体抗争者的社会影响力很大,否则,打压的难度和代价较小),从非暴力抗争通过降低风险和较长时间的坚持来形成更多的人群参与这一点来看,非暴力抗争相对暴力抗争来说,更能对统治者形成持续有规模的压力,才更是致命的。而较大规模的群体性抗争只要能够坚持一段时间,那么,就有可促使内部的有效组织得以形成,从而使抗争行动的一致性增强,从而提高抗争的意志和有效性。
   
   非暴力抗争可分为个人抗争和群体性抗争,二者都可以提高专制者的统治成本,为社会注入更多公民意识、民主思想等因素。个人抗争的传统手段有很多,而且民众在维权过程中正在创造出更多的办法,但本文讨论的重点在群体性抗争,因为,群体性抗争是抗争的更高阶段,是维权运动、民主运动中不可缺少的关键一个环结。无论专制者多么强大,在对具体民间抗争行为进行打压的时候,它必须创造局部优势,比如说,用五个警察对付三个上访者,而一旦人数的对比发生逆转,那么,这样的局部优势将不存在,比如说,一百个全副武装的警察也未必敢对上万名和平抗议者动手,相反,人数对比的悬殊如果十分巨大,还可能导致现场镇压者的“反水”。我们知道,民众面对专制者永远具有一个优势,那就是总体人数上远大于对方,民众之所以总是处在被剥夺、被侵害的境地,是因为政府的有效组织性使专制者可以对无组织的民众形成局部力量优势,从而将一次次的民间抗争镇压下去。基于这一点,民间抗议者要取得成效,不应专注于一时一地与镇压者对抗的强度,而应该以各种手段赢得时间,从而吸引更多的参加者、关注者、支持者,并尽可能快地形成内部有效组织。这一点,在乌坎事件之前的群体抗争事件中是比较少见的,所以我们往往看到民众一哄而起,没有方向、没有策略,被镇压后很快就销声匿迹,失去了抗争的意志。
   
   到目前为止,尽管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被官方认可只是一个特例,但群体性维权的内部组织往往以不同方式存在,如果维权行动能够取得一些阶段性进展,避免被当局彻底打压并赢得一段时间,其内部的组织性会以各种方式加强,乌坎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被认可,只是维权运动中的组织性到了不得不为当局接受程度的一个表征。而抗争活动的组织性形成之后,团结作为一个基本抗争策略是应该被高度重视的。大量的维权事件表明政府对抗争者的打压存在“两手抓”的策略:一方面暴力恐吓,另一方面用收买和利诱的手段分化瓦解,运动的关键时候,不可忽视后面这一手段的破坏力。尽管抗争群体的内部组织不具备很强的约束力,也没有合法的惩治手段,但基于正义性的“小环境”一旦形成,其道义约束力还是很强的,这是民众自治的重要基础。一旦带有组织性的“小环境”形成,组织者和参与者均应采取必要的宣传手段,强调抗争行为的正当性,揭露镇压者的恶行,使“坐顺风车”、脱逃者和被收买者感受到舆论和良心的压力,从而对内部成员形成更强的道义约束。
   
   到目前为止,乌坎村民主要的诉求还在利益而非权利领域,目前还不是还清最终胜利的时候,乌坎事件可能还会有反复,另外,从利益到权利诉求的转化需要更多人一起采取行动,但是,每一次成功的维权行动都会减弱民众的恐惧心理,并鼓舞更多的人起来采取行动(比如2012年元旦刚过,福建晋江农民就高喊“向乌坎村学习”的口号,上街游行要求讨还失地),无论如何,乌坎村民的抗争及其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已经表明即使面对中共专制政权,非暴力抗争也是有效的抗争手段。不仅如此,我坚信中国公民运动过程中,普通的中国人将会创造出经典的非暴力抗争案例,从而丰富非暴力抗争理论的内容。
(2012/01/20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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