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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朝“大外宣”的样本 ― 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

从2004年起,大陆官方投入巨资在世界各国开办“孔子学院”,搞各种“国际公关战略”,落实“大外宣”计划,意在“争夺国际话语权”。这些举措再次证明,操控舆论,粉饰太平,仍然是中共维持政权的基本手段。“大外宣”计划的海外参与者,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均未公开讲述幕后细节,而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至今是唯一曝光的实例。因此,记录和介绍这一事件,有助于人们了解北京政权如何通过“利益牵引”,让民主国家的公法媒体比如德国之声,放弃媒体的基本价值信念,自动沦为中共的外宣阵地。笔者身居德国,亲历全球瞩目的德国之声的“丹红门”事件。在与《当代中国研究》主编程晓农与中国问题专家何清涟的交谈中,笔者才意识到“丹红门”事件的独特和意义。在他们的指点和帮助下,笔者三易其稿,才得以完成下列版本,为的是承上启下,承担流亡作家的社会责任。

   
   
   一、德国之声“丹红门”事件的背景
   

   首先介绍德国之声及事件主角张丹红。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国际广播电台名为Deutsche Welle,通用译名为德国之声。在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和以苏联为首的共产阵营对峙的冷战中,德国之声于1953年在科隆开播。冷战时期,该台用短波突破了共产铁幕,为被剥夺了自由的民众开启了一扇“自由之窗”。该台中文组创办于1965年。
 张丹红,女,生长于北京,与“文革”同龄,北大西语系德语专业1982级学生。在校时加入中共党组织,1988年到科隆留学,1990年中断学业进入德国之声中文组工作。2004年被提拔为德国之声中文组副组长。在过去20年里,该节目逐渐由与张丹红类似的工作人员主导。他们的来历尤其是意识形态,导致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不仅未能成为被剥夺了知情权的大陆民众的“自由之窗”,而且还沦为“中共之声”。

   
   德国之声中文节目被红色渗透,除了制作人自身携带的中共“党文化”因素外,另一个原因是德国的政治环境。自从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担任德国总理后,和施同属社会民主党的拜特曼(Erik Bettermann)于2001年出任德国之声台长。德国社民党与共产党同根,从而有红党之称,拜特曼还属左倾的“1968年人”,1970年代就到过红色中国,至今仍念念不忘他参观过的大寨,以保留毛语录为荣。拜特曼当上台长后,在张丹红等人的大力协助下,2004年去大陆签署了与3家大陆电台合作的备忘录。

   
   导致张丹红与德国之声中文组组长冯海音(Matthias von Hein)双双“翻船”的“丹红门”事件,起源于张丹红2008年5至8月在三个德国媒体的发言。从2008年3月北京政府在世界各地传递奥运火炬的活动开始后,西藏民众与中共的矛盾成为国际人权组织及传媒关注的焦点,德国社会各界就德国是否应该参与北京奥运展开了激烈争论。张丹红借德国之声中文组副组长的身份在一切场合为中共的暴政诡辩,发表了一系列违背普世价值的红色言论。比如针对中共严格控制网路言论,她声称:“有些网站是被关闭的,如‘自由西藏’、法轮功网站。但是德国也关闭一些诸如儿童色情网和新纳粹的网站”。
   
   张丹红供职于西方媒体,居然把中共剥夺民众知情权的践踏人权之举,与西方社会保护儿童及防止纳粹复活的管理措施混为一谈。这类言论与她引用的谬论“中国共产党比世界上任何一支政治力量对实现《人权宣言》的第三条作的贡献都要大,因为中国成功地把4亿人从绝对贫困中解脱”通过媒体一传播,立即引发公愤。
   而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则表现出严重的亲共倾向。比如大肆宣传北京奥运,无视中共以奥运为名的各种侵权行径,包括暴力拆迁带给百姓的严重伤害,把高智晟等因揭露真相而被捕等热门新闻冷处理,等等。德国之声中文节目早就被红色渗透,也有华人发现,但没引起德国社会关注。
   
   张丹红的发言在德国社会引起反弹后,笔者才开始关注德国之声中文节目及相关批评并用德文向德国社会传达。德国之声的姊妹电台――德国广播电台(Deutschlandfunk)的一名记者也在深入调查之后写了一篇报道,表示“不必是异议人士也能看出:德国之声中文组的新闻报导具有强烈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宣传的腔调”。
   
   就是说,张丹红为了力挺北京奥运,导致德国人包括笔者发现德国之声存在进出口中宣部论调的“丹红门”。
   

   
   2、 “丹红门”的社会温床 
 

   
   自1978年邓小平宣布“改革开放”以来,大陆人才可能象1949以前一样出国留学。1989年“六四”镇压发生之后,美欧各国出于人道主义,为十几万大陆留学生与学者及其亲属发放了被称为“六四血卡”的政治难民证,这批人因此得到了在民主国家安居乐业的机会。负责德国之声中文网的朱尔宁就算“六四血卡”的持有者。遗憾的是,不少“六四血卡”的持有者不仅忘记了倒在坦克和子弹下的“六四”屠杀受难者,而且对被中共以暴徒之名判刑(包括死刑)的同胞也缺乏同情。还有一些人则象张丹红一样,沦为北京政府的对外宣传者。是谓见利忘义!
   
   共产党独占了中国的一切,从签证的发放,回国探亲的机会,到与大陆各种机构合作的可能。为了不失去这些眼前利益,不只是华人,凡是与大陆有联系的外国人,比如驻华记者和汉学、藏学等所有与中国有关的学者,大多谨言慎行,自我“阉割”。一名驻华记者如果被拒发签证,就意味着他失去了一份优渥的工作;一位中国问题研究者如果不能到大陆调查获得资料,就得不到学术资助,久而久之便无法保持其行内地位。原德国波鸿大学的汉学教授马汉茂(Helmut Martin)在“六四”屠杀后,批评了中共的暴行,从此得不到去大陆的签证,终至忧郁自杀。受到大陆当局欢迎的都是德国左派,比如杜伊斯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黑伯勒(Thomas Heberer)。黑伯勒从1970年代就主动拥抱北京政府,离异后,娶了一位自诩出身高干的大陆人为妻,自愿在德国配合北京的宣传口径。
   
   在北京的利益诱饵之下,外国政界与商界人物也乐于卑躬屈膝。原德国社民党党魁施密特(Helmut Schmidt)是典型。施密特是最早接近红色中国的德国政客,他还在中共因“六四”屠杀遭到各国谴责之时,首先赶到北京示好,所以,被中共赞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德国各大媒体当中,施密特作出版人之一的德国《时代》周报对大陆的报道颜色最红。施密特自己则惯于混淆中国与中共,为邓小平洗刷“六四屠夫”的罪名。2006年,他还以近90岁的高龄,接受弗兰克·泽伦(Frank Sieren)的采访,出版了题为《邻居中国》的对话录,这本书竭尽能事渲染北京的成就,希望读者象他一样臣服于中共,接受中共特色。他的合作者泽伦从1990年代就进驻北京,尽管他不懂中文,但在红色中国如鱼得水。在与施密特合作后,泽伦还成为《时代》周报驻华记者。他与另一位记者花久志(Georg Blume)都接受并力挺中共特色。为了替北京政府排危解难,花久志还在北京奥运受到质疑时,出版《中国不是邪恶帝国》,反驳中共实行的是“反自由的资本主义”,力图用中国人民、中国文化来掩盖中共暴行。施密特、泽伦和花久志等人不仅在德国为中共代言,用红色渗透舆论,还通过德国之声的中文节目把红色言论包装成“德国舆论的主流”,返销大陆。德国之声对他们的专访只要一出现,立刻被中共喉舌转载。下面只是两例:
 “德国前总理:西方错看中国 中国将遵循自己道路”( 2008年06月12日,来源:中国新闻社)
 德国之声:“中国不是罪恶之国”(2008年06月25日09:53 来源:人民网—国际频道)
   
   
   二、针对“丹红门”的交锋
   
   围绕“丹红门”,民主力量与红色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争论双方有两个阵地。一个是德国社会,参与者有德国各界人士。双方机会均等,都有媒体报道,批评之声占绝对上锋,这场交锋再次表明民主社会自由媒体的价值准则,对德国各界都具有警示作用。另一个阵地是中文世界,一边是由中共操控的海内外中文媒体,对阵者主要是中共的喉舌――新华社及红旗下的《国际先驱导报》与《环球时报》的记者;另一边是海内外独立华人。中文世界的争论主要是由力挺张丹红的中共喉舌自说自话,形成铺天盖地的宣传攻势,而批评者的文章只能见之于海外少数中文媒体及参与者的个人网页,因此大多数读者、特别是大陆读者无法完整了解相关情况,容易被误导,但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读者不会相信中共的宣传。
   
   流亡海外的中国精英在“丹红门”事件中起了关键作用,但这并非如新华社所宣传的那样“是充满敌意与恶意的”。批评者(包括笔者)与德国之声中文组都有联系,也向他们提过建议和意见,可惜从未被采纳。张丹红在各种场合为中共的暴政辩护后,引起德国社会的公愤后,我们的批评才得到重视,但台长拜特曼(Erik Bettermann)对我们态度恶劣,以致给率先撰文批评德国之声中文节目的王容芬造成“我岂能与异见人士对话”的印象!再加上中共媒体力挺张丹红,诋毁批评者包括笔者,于是,德国之声的问题才演变成一个国际话题。
   
   从事件的演变来看,大致经过两个阶段:2008年5月至12月1日为第一阶段,以《科隆城市导报》(Kölner Stadt-Anzeiger)播报张丹红言论开始,张丹红的工作被暂停,在德国之声台长的袒护下旋而复职。第二阶段:2008年12月4日至2009年2月6日德国之声邀请各方人士参加座谈会,在此期间,冯海音、张丹红去职,中文组主管空缺。
   
   
   1、第一阶段:德国之声对张丹红的袒护
   
   2008年5月,《科隆城市导报》播报了一场有张丹红参与的辩论,主题是北京奥运前夕的中国人权状况。通过这一节目,我惊悉出自张丹红之口的中宣部“主旋律”后,曾邀约她交流看法,但遭到拒绝。于是,我给她的顶头上司冯海音打去电话,希望他告诫张丹红。不料冯海音丝毫不觉得张丹红的言论有何不妥,反而为其辩护。之后我便在5月底的一次德文演讲中驳斥了张丹红的相关言论。
 7月,德国电视二台(ZDF)举办了一场以“为市场和奖牌而战--害怕中国的新权力?”为主题的座谈,张丹红与会,继续散播同样的论调。有观众发来节目的录像,笔者观看后,先给德国之声台长发去抗议电邮,然后发表“德国媒体如何被红色渗透”予以揭露。
   
   8月4日,《德国广播电台》举办了“在五环下的权力游戏?――奥运2008在北京”的讨论,张丹红又一次大搞奥运宣传秀,这一次连主持人也忍不住直接反驳了她。5天后,德国的新闻周刊《焦点》发表对张丹红的批评,标题为“德国之声专家歌颂中共”。随后,《柏林日报》8月20日也发表了评论“对共产党的歌颂”。
   
   此后笔者才收到德国之声台长办公室负责人的答复,告知张丹红已被停职。此信为德国之声答复批评者的标准函,多家报社与多位人士均收到,《柏林日报》将此信称之为“相当于通告”。德国之声不忘在这一“通告”中袒护张丹红:“从多年的经验来看,我们知道张女士无一例外地认可德国之声所有的价值准则,并模范地体现在她每天的记者工作中”。10天后,德国之声在其中文网上刊载的“德国之声关于张丹红讨论的通告”更是含糊其词,竭力淡化她的渎职,宣称“在她接受的为数不少的媒体访谈中,有一次她的一些表述和德国之声所秉承的主导理念不相符合。德国之声主导理念中,也包含为民主,自由和人权伸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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