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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们颠倒的价值观及其恶果

   二零零三年,我刚上中文网不久,就撰写《孔老二是个大草包》来揭示中共篡夺政权后,把反孔的歪理邪说通过学校教育强行灌输给大陆中国人,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割断了中国文化的血脉,导致中文网上弥漫着鲁迅的歪风邪气。我在大陆从小学上到大学,但要走出国门,进入德国大学哲学系,才得以学会珍惜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
   
   现在再回头审视中文文坛,我发现大陆的独立写作者多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无法或者拒绝接受中共的愚民教育。艾未未拒绝接受中共的大学教育,廖亦武想上大学但无法通过高考,韩寒则连高中都无法毕业。但他们的作品和思想与那些在大陆获得中文系硕士比如余杰或博士比如刘晓波的作者相比,不仅不逊色,相反更实在,更有个性,更打动人。中国的民主化需要的就是象艾未未们一样有创意,有主见的公民,而善于剽窃和造假的鲁迅徒、伪精英只能破坏中国大陆的公民运动,因为他们是中共奴才的变种,俗称另类五毛。他们打着异议的旗号,帮着中共封杀真正的反对派。这与他们心甘情愿接受的中共愚民教育密切相关。他们都推崇鲁迅—这个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靠共产国际间谍打造出来的红色偶像。对此当时的有识之士苏雪林评论说,“左派利用鲁迅为偶像,恣意宣传,将为党国之大患也。”接下来的历史证明,苏雪林非危言耸听,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承认,中共需要以朱德为首的枪杆子和以鲁迅为首的笔杆子,才能在共产国际及其间谍的支持下颠覆中华民国,创立马列红朝。
   
   苏雪林随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后,于一九六六年发表《我论鲁迅》,再次表明,中华民国被颠覆就是因为忽略了“反鲁”,从而导致共产主义的蔓延。她还警告说:“鲁迅偶像一入台湾,我敢保证:半年内文风丕变,一二年内,全台的知识阶级的心灵,均将屈服于共产主义之下,共匪武力尚未到达台湾,文化战先就奏了极大胜利。假如共匪对台发动攻击,台湾还能保得住吗?”在台湾有苏雪林等抵制鲁迅的恶劣影响,但落入共党魔掌中的大陆民众则从小就被迫接受鲁迅的毒害。


   
   
   用鲁迅取代孔子等于用仇恨代替仁爱
   
   
   鲁迅之所以能被共产国际选中,成为以史沫特莱为代表的共产国际间谍吹捧和哄抬的对象,是因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后就以反孔反传统著称,与共产邪恶主义方向一致。鲁迅生前配合史沫特莱等兜售苏共宣传;鲁迅之死则被共产国际利用来搞要求停止剿共的示威游行;鲁迅死后,共产国际的地下组织立即出版鲁迅全集,并立即成立各种组织和机构来推广鲁迅的作品和精神,其中包括于一九三八年在延安成立的鲁迅艺术学院。鲁艺为中共篡夺政权培训了大批鲁迅似的笔杆子和宣传员。为了配合中共的武装斗争,鲁艺出产了无数红色宣传品比如抹黑地主,煽动仇恨的《白毛女》和捏造事实,自我美化的《南泥湾》。
   
   中共篡夺政权以后,进一步系统地用以鲁迅为首的五毛及其文学毒化大陆人,剥夺了他们象台湾人一样接受孔子教化的机会,使大陆人从小就沦为马列子孙。所以,在共产党执政十七年后,中国历史上首次发生学生在学校打死打伤老师的血腥惨案。在这场毛泽东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而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中,最先被自己的学生打死的老师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的校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卞仲耘。卞仲耘于一九四一年在中共渗透的燕京大学就读时,受红色宣传迷惑,加入中共,并于一九四五年投奔中共割据地,为颠覆中华民国效过力。这位女共产党员从一九四九年起就成为中共强行接管的,创办于一九一七年的女子中学的代理人。
   
   卞仲耘的女学生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造反时,把大字報贴到了她的臥室門上,其中寫道:“狗惡霸,卞毒蛇,你他媽的聽著,你再敢騎在勞動人民頭上耀武揚威,我們抽你的狗筋,挖你的狗心,砍你的狗頭。你他媽的別妄想東山再起,我們要斷你的孫,絕你的種,砸你個稀巴爛。”這就是卞仲耘领导的女子中学的花季少女所使用的語言。而这位女共产党员则在挨了批斗后,向她的上级写信控告:“在群情激憤之下,我就被拷打和折磨了整整四五個小時:戴高帽子,‘低頭’,罰跪,拳打、腳踢,手掐,用繩索反捆雙手,用兩支民兵訓練用的步槍口捅脊背,用地上的污泥往嘴裏塞,往臉上抹,往滿臉滿身吐唾沫。”
   
   卞仲耘用鲁迅精神教出来的学生没有学会做人的起码规矩,倒是成为在她身上落实“痛打落水狗”的鲁迅语录的凶手,实在可悲可叹! 换言之,在中共操控的学校里,学生既学不到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也不可能受到中国文化的熏陶,相反,只能沦为中共党文化的受害者和施害者。
   
   
   学校沦为说谎、造假和赚钱的场所
   
   
   中共篡夺政权后,对外宣称施行九年义务教育。但在一九七六年毛泽东死前,中共当局搞“出身论”,把家庭出身划分成红黑两类,有“红五类”、“黑五类”之说,前者父母是共产党干部、工人等,后者父母为非共产党人、地主等。后者受到各种歧视,即使成绩好,也不准升学,尤其是上大学。女作家韩秀就因出身高中毕业后就被下放到穷乡僻壤,“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撰写“出身论”奋起反抗歧视的遇罗克甚至被中共枪毙。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靠诡计获得权力后,中共当局搞“猫论”,一切向钱看,出身不再重要。只要你听共产党的话,即使属于“黑五类”,也可以受到重用,比如象毛泽东一样赞美暴君秦始皇的电影导演张艺谋。学校包括大学也逐渐产业化、商业化。
   
   中共推崇的马列邪说、中共的愚民教育和中共官僚的虚伪通通反映在教材的弄虚作假上,大陆人一走进学校就得承受伪劣的教材和应试教育的煎熬。孩子们在学校里学到的要么是违背天理人伦的党八股,要么是不择手段的急功近利。
   
   毛泽东死时,我十岁,在这之前我在学校学的是“批林批孔”,是“学大寨”、“学大庆”和“学雷锋”。诸如此类的共产垃圾白白地糟蹋了一代又一代儿童的时光和记忆力。我羡慕那些能在学校里学《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女诫》的儿童。好在我还能在成年后意识到中共通过学校灌输我的共产垃圾并在清除垃圾时填补造成的知识漏洞。我庆幸能在异国他乡阅读诸葛亮写给八岁的儿子诸葛瞻的《诫子书》:“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而大陆的小学语文教材至今存在“四大缺失”,即缺失经典、缺失儿童视角、缺失快乐和缺失事实。为了美化中共党魁,居然把《二十四孝》中的《涤亲溺器》改编成《陈毅探母》;象《爱迪生救妈妈》之类的违反常识的课文更是屡见不鲜。
   
   中国的传统教育所用的教材都是先贤的智慧结晶,真实善良,意味深长的美文能让学生受益终身;而中共为了愚民,一直在按照它的需要不断地伪造教材,既误人子弟,又误国误民。大陆人在学校学的是中共篡改了的简化字,读的是反孔反道德的鲁迅等共产毒物,所以,中学女学生可以在“文革”中打死自己的老师;而在“改革”后大学女学生则以当妓女做二奶为荣。
   
   在“文革”中,老师是学生的受害者,因为中共树立的榜样要么是打死老师的宋彬彬,要么是交白卷的张铁生;在“改革”后,学生成了老师的受害者,因为升学和文凭又吃香了。针对高考作文韩寒曾坦诚,“中国愚民教育体制下的题目,会想尽办法把人弄得很蠢,出来就是合格的社会主义接班人。我以前参加作文大赛时大唱颂歌,感觉很假。谁知道有人比我唱得还要厉害,所以我每次都只能拿第二名。”
   
   有评论说“垃圾课文比三聚氰胺奶粉还要危害深远”。三聚氰胺奶粉会让人得肾结石,而共产教材会让人失去正统的价值观。台湾人从小就得学的“礼仪廉耻”与大陆学生无缘。所以,响应中共号召举行反日集会的成都大学生会把汉服错当成和服,威逼一位着汉服的女生脱下来当众烧毁,以示抗日。
   
   而被中共打成“右派”,遭到二十三年残酷迫害的黄泽荣(笔名铁流)则在致中共总理温家宝的公开信中透露红朝首都北京中学的现状。他写道:“前不久的汶川大地震,受伤害最严重、最惨烈的是孩子。当人们为死在校舍豆腐渣下千万孩子还泪痕未干之时,三鹿毒奶粉事件,又让多少孩子命悬一线,令其家长伤心欲绝。就算是福大命大,逃过了这一次次劫难的孩子,他们仍然一个个笼罩在应试教育和教育产业化的阴影中。被不合理的教育制度和一批利欲熏心、缺乏师德的教师,当成追名逐利的工具,肆意加以虐待、摧残,稍不如意,或老师认为‘影响’了他的‘业绩’,有碍他的收入,便对孩子恶声相对,大声呵斥,百般羞辱,乃至动粗体罚,使孩子人格受损,让家长欲哭无泪”。黄先生为了儿子在北京进一所普通中学,交纳了15,000元的“择校费”,但孩子却“常被老师故意责骂、羞辱,甚至动粗体罚”。他13岁儿子的手居然会被打得无法用筷子!黄先生在走投无路中只好质问中共总理:“这样的教育体制,这样的教育官员,这样的教育方式,能培养出有用的人才吗?!”
   
   在中共的极权专制下,大陆人从小被扭曲价值观、正义感,所以,为了下一代的健康发展,我们必须终止中共暴政,从根本上肃清颠倒是非的鲁迅及其中共党文化,回归中国正统的价值观。
   
   
   西历2012年元月审定于莱茵河畔
(2012/01/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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