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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觉醒是接受教训的基本尺度

人权觉醒是接受教训的基本尺度
   
   所谓“人权”,就是衡量你做人的分量,说明你在多大程度上有资格称作是“人”。有道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其实实践只是途径或方法,实践本身还有个对错的问题,仍需要有一个标准来检验它。所以它并不是标准。什么是标准?具体说,毛泽东对文艺实践规定了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建设确立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这是因为实践本身相当于小学生做数学作业,答数的正误,要与标准答案相对正。牵着实践的鼻子走的是目的,目的是实践的形成性要素,无目的即无实践。毛泽东也是如此说的,也是把能不能达到预期目的当做实践标准的。不过他的论证过程是逻辑混乱的。这是首先要弄清的第一个层次的问题。第二个层次的问题是,坏人得逞,比如反右大获全胜,毛泽东大树淫威,这样他就达到了目的,难道这也能说是符合真理标准吗?否。这就说明还必须有个价值标准。所以,在社会科学里,应该确立:“人权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衡量政治、经济、文化的是非、善恶、美丑、高低、利害,人权就是唯一的尺度;民主、自由、平等、法治、文明、博爱等,都是从人权出发、通过人权、为了人权的;极权摧残人权,是人权的死敌。而在自然科学里,研究如何利用和发挥大自然养育人类的功能,以及如何克服和限制一切自然灾害的副作用,所谓“人类中心”,就是在与万物和谐共处中,人类念念不忘的中心点,就是是维护人权。
   
   (一)右派为人权大鸣大放,右派=人权派

   
   1957年5月,北大哲学系四年级学生谭天荣,在大字报《几句人情话》的结尾喊出:“自由、民主、理性、人权万岁!”我认为,这可看作是右派鸣放的一个纲领性口号。
   
   宋永毅说:“我们还可以从历史的纵向比较。如果看1957年的言论、‘右派’的文章,提倡维护人权,这恐怕是主旋律之一。但是1957年以后,(当局)开始批‘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人权论’。然后1958年、1959年一直到1965年不断批‘人情论’、‘人性论’。例如1958,1959年在文学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上的批判。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对钱谷融先生的‘人情论’的批判,六十年代初对巴人先生‘论人情’的批判。。。结果就变成,你只要讲人权,你只要讲人性,那就是资产阶级,就是反动的,就是‘反革命’。”(《人权捍卫者遇罗克殉难四十周年祭》,自由亚洲电台“心灵之旅”访谈节目主持人张敏采访报道2010,03,05)事实正是这样的:右派为维护人权而鸣放,毛共为反人权而反右派。
   有侵权也就有维权斗争。这期间也有一些党内外志士仁人挺身出来,为捍卫人权而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1957年“反右”前知识界的“大鸣大放”,其中对解放初如“反胡风”、“肃反”等政治运动中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批评控诉,就是一次声势浩大的人民维权行动,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合法斗争,是知识分子为挣脱文化专制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思想控制的一次公然抗争和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中国人民百多年来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的宪政运动的一个高峰和一次挫折。(郭道晖《人权六十年:从否定到回归》, 《炎黄春秋》杂志,2011.4)
   
   
   武汉大学教授程千帆说:“刘真(注: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问向谁争自由民主,他自以为问得很巧妙,其实这问题很好回答。向谁争人权?向侵犯人权的人争人权。向谁争民主?向不民主的人争民主。向谁要自由?向不给人自由的人要自由。现在事实如何呢?选先进工作者,选人民代表,什么代表都是指定的,这民主么?‘三反’时×××教授被叫做×犯××,随便把人家关起来,这自由么?”(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编《右派言论选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庶民社”及其系列大字报《庶民报》,批评在学生中搞肃反,侵犯人权,其中有云:“清华党委是如此找敌人,残忍呀残忍,没有人权,没有宪法,没有常伦,必须以法律制裁肃反中的真正罪人”;物理教研组被错批斗的教师诉说肃反中 “完全失去人权,把喝水的杯子、香烟全拿走了,不能受到人的待遇。我只能忍气吞声。我曾准备跳楼自杀,但我想,要死只需要几秒钟的勇气,而活下去要更大的勇气。我要活下去,看他们是否代表真理。”(转引自《郭道晖:“阳谋”背后的权谋——以亲身经历剖析整风反右运动 》)
   
   解放后这几年来是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有也只是形式,不仅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假民主也没有,宪法成了一纸空文,党可以不遵守它,表面上有民主选举,有统战政策,有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实际上是一党专政,是党中央少数人独裁,党外人士做领导工作的有职无权,只是执行决议的义务,没有参与实际决策的实际可能。党是太上皇,是威武神圣的,一手抱着马列主义的圣经,一手仗着国家政权的宝剑,谁敢提异议,不是被扣上反马列主义的铁帽,就是被戴上莫须有罪名的手拷,选举只是变相的任命,代表只代表个人,谁也不知道自己所选的人是怎样的,他代表自己说了些什么?至于集会/结社/出版等?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不能越雷池一步,怎样能体现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这是对人权的侵犯,严重的破坏法制,必须改变。(张百生、黄振旅:《马克思主义与国家政权》,1957年6月16日《人民日报》)
   
   右派分子林健荣就猖狂地向党进攻,说什么“党员有党性,没有人性,是踩着别人的血迹往上爬的。入党和个人利益是一致的……”(转引自宋永毅:《反右档案:告密、学生斗老师和被遗忘了的父亲的“右派言行”》,《中国人权双周刊》)
   
   针对起诉书说她“妄图收罗各地右派分子,在我国实施资本主义复活”,她批注:“正确地说是:计划集合昔年中国大陆民主抗暴运动的积极分子,在这古老而深厚的中世纪遗址上掀起强有力的、划时代的文艺复兴——人性解放运动!”(傅国涌:《新发现的林昭文稿》;《林昭狱中血书节选》,载“纪念林昭”网站。)
   
   以上的例举,虽说只是“挂一漏万”,但已足以说明右派的鸣放就是为人权而呐喊。
   
   (二)反右派运动是一场人权浩劫
   
   雄鸡鸣而天下白,右派鸣而人权明。毛共反右是执迷于“只要杀了雄鸡天下就会漫漫长夜无晓时”。杀戒开,东亚大陆鸡飞狗跳,知识分子成百万地打成右派;工人、农民不打右派,却成千万地打成反动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坏分子,和处理右派一样,他们和我们同在一个农场,同样劳动教养或劳改。
   全國劃右派總共是3,178,470人,還有1,437,562人被劃為中右分子(這個數字最早來自香港《爭鳴》雜誌的“解密的中共中央檔案”,後為郭道暉在《毛澤東發動整風的初衷》〔《炎黃春秋》2009第二期〕所引用。官方既未認可,也未反駁;以後這個數字就被越來越多的研究者所引用)。所謂共劃右派552,973人這個數字,是指1978年以後“改正”的552,877人和不予改正的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彭文應、陳仁炳和全國各地共96人的和。
   
   1959年9月23日《内部参考》报道,全国在反右派斗争中共揭发出右派分子463,812名(不包括军事系统),其中逮捕11,997名,劳教53,684名,留在机关、学校、工厂、企业内部监督改造的197,497名,下放劳动68,346名,在社会上改造的59,568名,其他(自杀、逃跑和无职业的头面人物)32,423名,不明情况的40,297名。(转引自香港五七学社:《右派分子知多少?》)
   钟正在所写的《血泪惊魂夹边沟》中回忆到:“如此‘借我党整风之际,充当急先锋,大肆向党进攻,用心恶毒,手段卑劣,不定为右派何以平民愤!’于是,大会小会昼夜轮番批斗,让积极分子唾面、辱骂、推搡、脚踢;恶语中伤,揭私披隐;无中生有,凭空捏造。一时间被剥夺发言权,令我有口难辩,有理难言。我无法‘低头认罪’,只得傲然以对。于是停发工资,囚禁台内,挖猪圈,抡大锤,烧开水,帮灶房,沦为‘贱民’。在台内,‘左派’人士怒目相待,暗地监视,以示‘立场坚定’;亲戚朋友对面相见视为‘路人’,以免‘敌我不分’。如此高高‘挂起’长达一年有余。”
   
   可恨毛共反右派,“斗倒”还不算,还要“斗臭”,即“恶语中伤,揭私披隐;无中生有,凭空捏造。”在我教养时,一个青年医生右派给我讲了“一根头发的故事”:因他医道高明、医德高尚,备受景仰;群众说他政治上是毒草,业务上是香花。为了让他在群众中臭起来,就散布说他有“男女关系”(直说就是有通奸行为)。如果属实,在中国这个社会他就成了一泡臭狗屎。积极分子对其有罪推定,挖空心思找证据。有一天,在他的床上发现一根漆黑发亮的头发。这可是如获至宝!于是就推理论证:这样的头发只能是女人的头发;他又是单身,怎么床铺上会有女人的头发?——“叫他老实交代!不要让他侥幸过关。”他说:“我倒想曲斗成招,摆脱轮番斗争、疲劳轰炸,但想到下一步就不好办了:对方是谁呢?”所以他无法不“态度恶劣”,因而也无法逃脱“从严处理”,结果就来这里劳动教养了。党委宣布对他斗倒斗臭的胜利,证明了他和全国所有的右派都一样,都是政治上反动透顶,道德上腐化堕落,人格上卑鄙无耻。
   
   对钟正的最后处理: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夹边沟是一个阎王殿,在里面教养的3000多名右派,在两年中被活活饿死了2800多名,侥幸活下来的仅130余人。
   
   “我们还知道在四川省乐山沙坪县有座环境更险恶,镇压更残酷的劳改集中营,一万多名犯人竟被活活饿杀了6000余人,而这一万多名犯人实际都是四川省12万右派中的1/12。”(《往事微痕》第80期)
   
   文彻赫恩 在《苦难的历程》中反映的情景更凄惨:白浪沟分厂的犯人,见总场场长来了,一拥而上。“几乎一个不拉的,二千余劳改犯非常统一、整齐的一下子全都跪在场长面前,齐声大喊:‘救命啊!场长救命啊!’……饥饿使人变成无理性,好像人们都疯了。成千的劳改犯跪着不起来,最后刘场长宣布,从今天开始保证大家顿顿吃饱饭。这时大家才慢慢地起来,排队去领饭了。这个分场原有二千多人,到1962年这个分场撤消时,回到场部的劳改犯总数不到二百人,死掉85%。”
   
   郑义为此书写的序中说:“我游历青海时,友人告诉我‘八百右派’的故事。说有广东右派八百余人送青海苦役,多年后改正时,发现竟无一人存活。广东方面抱怨说‘也不能一个也没活下来呀?’青海方面则反唇相讥:‘谁让你们往这里送?不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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