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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個軼事和一個訊息,或走上抵抗之路


   Quatre anecdotes et une nouvelle ou les chemins vers la résistance

   
   
   作者: 阮友棟 ( Nguyễn Hữu Động )

   
   
   
   一位親友請我寫點略帶傳記性的關於紀念美國干涉越南事務五十週年的文章(五十只是個約數;眾人週知, 美國在五十年代已對法軍和越南共和國軍有所援助)。為免之重覆數百名各國歷史學家們已作的, 寫得好或劣,的敘述, 以及也為寫得更好些, 在作出我認為抗戰歷史教訓的結論之前,我將轉個彎子,講述幾件關於我個人的軼事,表述一下我是如何走上越南抵抗之路。
   
   
   1977年5月。

   
   越美的戰爭已結束。我返回越南南方,那天晚上和幾個朋友在外進餐。 一位歌手,約三十歲, 身體健壯, 放聲高歌。 我托服務員向他轉遞一樽啤酒和香煙。他走近我們的枱,我們要求他唱幾首戰前的歌曲。唱完,在離開之前,他走近在我耳邊低聲的說:“ 您甚麽時候離開( 勞改營 )的呢 ? ” 我不知如何作答,只想擁抱他一下。
   
   
   2005年9月。

   
    在( 胡志明市 )統一醫院的園內。我剛探訪了一位“大姐”,她曾是參與關於越南問題談判巴黎會議 ( 1968-1975 )的成員。在園外, 我遇到一群病者, 髮已蒼白,可扎起像軍人般的髮式。我認出一位很面善的人, 他也好似認得我。 互相打過招呼, 他說: “ 看您真很面善呀。 那時您在哪個戰場呢 ? ” 我微笑的說: “ 我在巴黎的外交戰場上。 ” 我們互相擁抱,然後各走各路。
   
   
   2004年5月。

   
   我去探訪一位負責伊拉克重建計劃的朋友。 地點是在他的辦公室, 處於巴格達的“ 綠區 ” ( 安全區。譯者註 )的中心。我們互相擁抱,然後我坐下他對面的椅子。 “ 不要坐在那裡”,我的朋友急忙的說。 “ 你該坐在這個柱的後面。在這半個月前, 有個客人曾坐在那, 被一火箭炮擊傷了。” 我遵了友人之命。
   然後,我笑了,問他 : “ 那麼這些火箭炮像六十年代在西貢我們攻擊你們那般的嗎? ”。 他點頭笑說: “ 正是,但你們的火箭炮並非如今天的準確。”那個年代,我的友人在越南南方為美國援助局服務,負責平定和重建計劃的工作。 繼之,在交談中我們穿插著一些越語。他的妻子是堤岸人, 而且他也常說越語。一週後,我們又碰頭, 這次是在機場, 我繼續上路去辦我的工作,而他卻回家退休。 最後他的一句話是: “ 他們甚麽都記不了, 抽不出甚麽教訓( 從越南的經驗 ?)。”
   
   
   2003年2月。

   
   在卡布( Kabul )工作。 如往常一樣, 我的任務是要與各政治黨派( 暫稱如此。因為在阿富汗還未有一個含有真正涵義的政黨 )的領導人會晤。 在辦公室裡,約十五人,都拿著AK47槍在手,坐在一塊圓形的氈上。當我進入室後, 一個高大的中年人, 大鬍子,站起來並問我 : “ 先生, 您來自哪裡? ”。 我立刻回答,說是聯合國派來的和我是越南人。 他把槍放在地上,並伸出手來歡迎我,跟著說:“ 幾個月前, 我們在多那波那( Tora Bora )山區圍剿拉登。 當離那地方還有二十公里遠之時, 我們看到B52型飛機地氈式的投彈下那山區。自八十年代起我就拿起槍, 也曾有個雞皮疙瘩。後來我們也互問: “ 不知越南人在那整個年代是如何抵抗的呢 ? ”。 您是我所遇見的第一個越南人,所以請允許我握一下您的手。” 其他的人也站起來跟我握手。
   
   
    2010年墨西哥。

   
   當地報刊的一段簡短新聞: 美、越海軍在南中國海開展軍演。 該報並無加予任何的評論。
   
   
   上述的幾個時段, 我不按時序的講述。 它對於我是有意義的, 有如在無邊際的思路上的里程碑,過去了的事照耀著現今和可能為未來劃出方向。 我成千上萬的同胞們也曾體驗過如此, 而對我來說,最重要的是, 當講述我部分的旅程之時, 是為了要認識此人選擇了此路,彼人又選擇了彼路, 最終我們, 幾乎的我們也都在抗戰之路上會合了。
   
   
   對於同我一個時代的兄弟姐妹們, 在成長的年代,那個年代每個人須為自己負責, 是一個被戰爭控制的年代, 以至於不能再分出何為生活和何為戰爭, 在那一生中, 每個思考,或是無思考的, 都會與戰爭有關聯。另一種說法, 戰爭並非是兩段和平時間之間的括號。 馬勞 ( André Malraux。法國著名作家,1901年至1976年。譯者註 )曾說道,“ 人們有優先權,首先是可以作選擇 。”( Le privilège, c’est d’abord celui de pouvoir choisir. ) 在我們的那個場合裡, 優先權就是可以分辨甚麽是戰爭狀態與和平狀態, 而再自我的作出選擇。在我那夥中學的同學裡, 家庭有能力的子弟就在法、英、澳和美的大學就讀, 尤其是1960年代, 各方都準備要打仗。 哪個人無條件的,那唯一的一條路就是入伍當兵。我的那一代人, 那時, 我不記得有誰加入了抗戰的隊伍, 當時,人們稱為越共 ( Việt Cộng 。用南部口音說就是“ 滅共 ” Diệt Cộng 。[ 南部口音將V 讀成D音。譯者註 ] )。
   
   
   我是去了瑞士洛桑大學 ( L’université de Lausanne ) 讀書。對於我,一個剛剛來自戰火紛飛社會的人,黎曼 ( Léman ) 湖邊的城市是個相反的環境。 那個年代的我, 目標也很清晰: 考試成功,學業級別越高越好, 速速學好外語 ( 英語, 當然還有法語 );回國, 晉身入最高的權力機構。 那個權力是由軍隊控制,和那軍隊卻由外邦控制; 對於我們,那樣的事,實在無問題。 實際上, 我們存有一種幻想, 外國人的出現只是暫時的。 我們不是曾在課堂上說的, 越南是個有四千年文獻的國家, 我們的社會自古以來就很有組織、秩序和等級性,而美國那時不只是英國的殖民地的嗎 ? 我們反反复复地引述戴高樂將軍談及法國的一句話來涵指越南: 這個國家是來自時代的深淵( 原句:La France vient du fond de l’âge )。幾個外國兵士,有何了不起 ! 只不過他們都是為了我們長久的利益而服務。
   
   
   對於我們許多人能夠覺醒一點的都不容易。 與這覺醒一起, 深刻的意識已定下了選擇。選擇並非一定是需要絕對的決裂, 但需要符合我們已作定性的基本價值。 在我們眼前正展開的戰爭並非是一場敵對力量的交戰。 說它是兄弟相戮, 儘管它也不是基本的性質, 那場戰爭將我們的一生顛倒了, 改變了生活的習慣, 改變了我們的傳統價值,也正如我們的未來, 一個難以測卜的未來。 今天回顧起, 可以說那場戰爭帶來了一連串的痛苦損失 ( 失去了親人,也失去了幻想 ), 我們是被逼,被扔入“全球化”中去。
   
   
   我須要說我是幸運的。 1962年,於伊維安 ( Evian, 黎曼湖南邊的一個城市。譯者註 ), 法國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為停止戰爭而談判。 阿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下塌在洛桑( Lausanne, 瑞士城市,位於黎曼湖之北邊 )。 代表團的一位成員與我很熟落, 多次與我通宵達旦的交談。 他告訴我,越南軍隊打敗法軍的訊息如何影響他。 奠邊府結束了殖民時代。 第一次,國家的政治歷史展現在我的眼前, 它不再是零星事件的嵌接。 歷史人物不再是我家中的近親遠戚或是我父母的所認識的熟人。 我父親是醫生, 許多人都認識他, 前醫療部長,國家首腦的私人醫生。
   
   
   對於我的父親, 政治是朋友、同盟或對手之間的遊戲,但它也是上流階層的消閒把戲。 如此的觀點也有它的好, 它允許人們站在一定的距離上觀看政治, 不沉迷於它, 並且啟發我要以寬容的心態來看人待物,以致後來,在聯合國工作多年後我才感受到它的價值所在。再須補充的說, 缺少迷緬於這種“ 分黨派的爭奪 ”的方式, 一部分是由教育所致( 讓感情氾濫淹之是被視為極劣等的品德 ),另一部分是由我們的家族內也被分為兩派。 我的叔伯和堂兄弟們等也參與彼或此方的戰鬥。 戰爭拖延了幾十年, 處處敵對的頭腦也需要靜下來, 容許互相體諒, 接受佛理所說的“緣”的觀念。
   
   
   那年代,我狼吞虎咽的讀了許多當時社會科學裡知識水平所達到的關於越南的歷史, 各殖民地戰爭的緣故和社會狀況的書籍。所得的第一結論是, 知識並非是可傳達的, 而是需要領悟; 歷史並非是一種現實讓人們去發現, 而是人們需要對它作思考,去建造它。
   
   
   從那些書籍中,十分自然的,我對社會變遷的理論作了思考, 漸漸的, 我把自己所觀察和社會實踐以及我所相信的理論結合起來。 實踐就是參與知識分子的運動,自1965年起, 首先在法國發動, 擴展至歐洲各國,最終在越南全國也蔓延起來的反對美國在越南的戰爭。
   
   
   榮幸的是, 我在那運動中曾遇到一些最出類拔萃的海外越南人並與他們結為友。 通過他們,我有機會思考我身上帶有的“ 自發 ”的文化, 那個常被視為不移不易的但實際上它仍是跟隨歷史的潮流,跟隨環境而千變萬化的民族性。馬克-布洛( Marc Bloch。法國歷史學家, 1886年至1944年。譯者註 )說我們是時代的兒子多於是祖宗的兒子( Nous sommes plus les fils de notre temps que ceux de nos ancêtres. )。 這哲理,一直到了後來,經歷了專業的生涯, 我才領悟出它, 可是那又是另外的事了。 肯定的, 從這個運動的參與者多姿多彩的背景來源中,我再次加強了自己所作出決定的信心。 那種信念, 至今仍然是完整無缺, 別無選擇。
   
   
   然後,各事件亦發生了。 在1968年5月巴黎事件的高潮中, 關於越南問題的巴黎會議開幕了。 作為少有的懂法、越雙語的人, 又會少許的英語, 我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陣線代表團選作新聞機構的從業員,外表上在某報社任職,實際是協助談判。 機構是屬外交部的工作,我主要的工作是翻譯,後來為代表團撰寫發言稿。 另外的一份工作是作政治分析。
   
   
   從事多年的那份工作,我並無有一點的驕傲和罪惡感,只認為是做好了自己的本份。 祖國呼喚,我們作出了回應。 正如人們為了生存而呼吸那般的自然。 我身邊的朋友, 個個都如此的安然為國家服務。 而且當有機會觀察對方之時, 那些我們視為對方的人,因為他們為外國的同盟者, 許多人同樣有著類似的態度。 當然, 我們和他們關於正義和非正義的戰爭的觀念不同, 但是,在執行任務的觀念上則無很大的差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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