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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最终)(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尾声
   
       毛泽东有一条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没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毛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触发了中国社会政治危机的总爆发,演成声势浩大的四五运动,矛头直指”四人帮”及其后台老板,敲响了文革的丧钟。几个月后,毛便在忧病交加之中死去。中国现代史由此掀开了新的一页。
   
       周恩来的去世,立即给中国的政局造成重大冲击。噩耗传出,市面上用来制作黑纱、挽幛的黑布很快便销售一空,整个国家沉浸在一片悲痛之中。从党内军中的老干部、民主党派人士、知识分子到普通老百姓,大都为失去自己多年来的总理而感到难过,并且对眼下的时局忧心忡忡。人们自发地展开各种悼念活动,设灵堂,戴白花,首都北京的市民百姓则扶老携幼,络绎不绝地前往天安门广场,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献花圈,抒发哀思,既是哭周恩来,哭国家,也是哭自己。特别是当周恩来决定不保留骨灰的遗言传出后,更是在无形之中增添了人们心头的悲情。社会上自文革以来积聚压抑已久的不满和反抗迅速聚集在悼念周恩来的旗帜下,以”悼周、拥邓、讨江、射毛”的方式表现出来。在周的遗体送往八宝山火化的那一天,北京百万人在凛冽的寒风中肃立街头,哭送他的灵车,就突显了这种社会情绪。

   
       毛泽东很清楚这一点。他对周恩来之死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周这个难缠的对手终于不打自倒,先他而去,为后事安排去掉了一大块心病。忧的是,周虽已死,却阴魂不散,他在党、政、军中的根基很深,从中央到地方有一大批跟他走的人,像邓小平、叶剑英这些人都是周这条线上的人。这批人一直对文革心存不满,总想翻案,现在竟然又拿死人压活人,打着悼周的旗号向中央施加压力,企图扭转批邓的大方向。这是毛无法容忍的。
   
       为此,毛泽东决定让悼周的活动降温,除了他本人拒绝参加周恩来的追悼会外,还在上面报送的一份动态反映上批了六个字:”悼念虚,复辟实”,让毛远新在政治局内部进行传达,要求掌握好新闻宣传报导的口径。根据毛的旨意,主管宣传工作的姚文元遂百般压缩有关悼念活动的报导,并由中央下达种种禁令,压制民众自发的悼周活动。
   
       关于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大陆官方一直在刻意遮掩,专门把张玉凤请出来写文章进行解释,把它说成是当时中央考虑到毛病重,便没有安排的缘故,而毛的腿当时确实已经”走不动了”。
   
       事实上,当时政治局开会讨论这件事时,决定听取医疗专家的意见,由毛泽东本人作最后决定。而医疗专家的意见是参加追悼会不会影响毛的健康,只是建议时间最好要控制在一个半小时之内。
   
       为此,治丧委员会完全做好了毛来参加追悼会的准备,不仅准备好了轮椅,而且连行走的路线都已事先安排妥当,一直等到最后一刻,追悼大会不得下推迟举行。但是,毛泽东始终没有露面,只是送了一个宫式的花圈,此外没有任何表示。
   
       对于这一点,就连奉命写文章遮掩的张玉凤都有点看不过去,她在文章中用曲笔暗示毛泽东在得知周恩来的死讯后并没有落泪,接着在记述毛圈阅治丧委员令送审报告的情况时,委婉地写道:这个圆圈”在人民心目中,它确实是弱了,太弱了……这一笔怎么能表达得了对与自己风雨同舟几十年的战友的离别之情呢?”
   
       其实,让张玉凤有难言之隐的是,毛泽东不去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因为身体的缘故,而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毛本来就对周在临死之前极力挺邓一直耿耿于怀,现在又见周的阴魂不散,悼周活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势力抵制批邓的幌子,更是让毛心里有气,憋了一肚子火。在北京百万人上街哭送周的灵车后,毛很清楚这是冲着他本人而来的,认定周已经成为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打出来的旗子,如果要深入批邓的话,就一定要联系批周。这正是毛拒绝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真实原因。
   
       当时,政治局的多数人都是希望毛泽东能够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哪怕只是露一下面也好,因为这样有利做党内外的工作,消除社会上的流言蜚语。但是,毛为了对党内外的反对势力还以颜色,同时为以后在政治上批周预留伏笔,执意拒绝到会,声称他有”不参加的自由”。据知情人说,毛泽东当时曾说了这样一段话: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周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我明白,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
   
       这一点,从几年前披露出来的汪东兴私藏毛泽东在这期间的谈话记录中,也可以得到印证。这里仅照录一则。毛在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二日说:”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过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
   
       毛泽东的这种态度,使得他身边许多原本想去向周恩来遗体告别的工作人员也都被上面禁止前往,甚至不许戴黑纱。当然,这还只是冰山的一角,毛泽东对周恩来的全部看法,还有待更多的档案材料大白于天下。
   
       鉴于党内外翻案复辟势力的公然挑战,毛泽东决定加紧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和部署身后的人事安排。他知道江青为首的党内文革派不得人心,让人传话给张春桥,要他”让一下”,转而点名指定”老实人”华国锋出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政治上迷人眼目;同时以”生病”为由,把和周恩来靠得太紧的叶剑英”挂”起来,改由与毛远新关系密切的陈锡联出掌军权。
   
       事实上,毛泽东的这种安排,骨子里打的主意仍是让党内文革派掌权。为此,毛在把华扶上来后,又特意向他交代:”如有事,找江青。”二月五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将《打招呼的讲话要点》扩大传达到党内外群众。根据毛的部署,江青一干人马十分卖劲,不仅在批邓上充当急先锋,而且对毛准备批周的意图也心领神会,不断在所掌控的报刊上施放冷箭,抛出各种的讪采气球。
   
       二月六日,由姚文元一手控制的新华社《内部参考》编发了香港《万人杂志》上攻击周恩来的文章,其中专门提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事,而这正是周病重时预感到要被人做文章的题目。三月五日,上海《文汇报》在转发新华社学习雷锋的新闻稿时,又把众所周知的周恩来对雷锋的四句题词全部删掉。更有甚者,《文汇报》随后竟出现了”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扶上台”这样的句子。而这正是后来在天安门广场上激起众怒的那位清华大学工农兵学员道破天机的”中央都快表态了,周总理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隐晦说法。
   
       毛泽东有一条著名的语录:”‘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这是中国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为的一句俗话。”枭雄一世,善于”抛石头”整人且斗垮所有对手的毛人概没有想到这句话竟会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最后栽在生前一向顺从的周恩来手里。本来,在周氏治丧期间,种种压制悼念活动的禁令就已经犯了众怒,这回《文汇报》接连放出露骨的批周信号更是激起了公愤,全国各地的抗议信件像雪片一样飞来。而自认为”通天”的张春桥却有恃无恐,非但不思有所收敛,反而还公然对《文汇报》慰问嘉奖。
   
       消息传出,人们一发怒不可遏。三月上旬,南京市的各界群众首先走上街头,声讨《文汇报》及后面张春桥的反周行径。示威抗议活动很快便蔓延到全国许多城市乃至首都北京,现叹越来越大。
   
       在四月四日清明节那天,北京上百万人聚集在天安门广场,祭奠周恩来,并发表演说,张贴声讨檄文、诗词,锋芒直指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就连毛泽东本人也未能幸免,被指为”现代秦始皇” 。
   
       这种声势浩大、群情激愤的抗议场面,是自认为代表人民意志的毛泽东从来也没有领教过的。以往他总是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接受民众的山呼”万岁”,而如今竟成为人们声讨的对象,文革派的几员大将更是成为过街的老鼠,人人喊打,靠搞群众运动起家,一生凭此斗垮了所有政治对手的毛当然清楚这意味着什么,知道他的一世英名已经彻底毁在这件事情上,而且身后恐怕也难逃历史的清算。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内心的沮丧和恐惧的心情可想而知,对周恩来不散的阴魂竟然惹出这么大的乱子更是怨恨难言,耿耿于怀。这种心态驱使毛一直到临死前还在修改九篇文章,准备在适当时机抛出来批周。
   
       更让毛泽东头疼的是,面对遍布全国的抗议活动,一时还难以动手弹压,因为这是在悼周的旗号下进行的,而周恩来毕竟是在政治上善终的,官方不便公开取缔,动起手来有诸多顾忌,以致坐失消弭的良机,乱子越闹越大,最后只好以血染天安门广场来收场,暂时稳住了局势。不过,毛深知大势已去,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已经搞得天怒人怨,陷入四面楚歌之中,为此忧病交加,内心的恐惧挥之不去,梦魇缠身,时常在梦叫惊醒。几个月后,毛便一命呜呼。
   
       毛泽东之死,结束了中国现代史上一个狂暴恐怖的时代。尽管毛的幽灵时至今日仍在中国大陆的上空游荡徘徊,不肯最后退出历史舞台,然而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中国在告别了毛时代的乌托邦狂想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治国以后,从此踏上了大力发展经济建设、实现国家现代化的不归路,而现代中国的这一历史性转变,正是以周恩来之死为契机拉开序幕的。
   
    
   后记
   
       本书的写作,完全是一种命运的安排,同时也是为了了结自己过去的一段历史,给它划上句号。我曾在中共的体制内呆过,年纪轻轻便进入部一级的领导班子,整天泡在卷帙浩繁的档案堆里,为官方修史,撰写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
   
       一九八九年发生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改变了我的人生道路。当时,我和另外两个党务委员(他们都曾担任过胡耀邦的秘书)一道带领中央文献研究室的机关干部上街游行,声援学生,并起草了致中共中央的公开信,要求倾听民众呼声,肯定八九爱国民主运动,并从最高领导人做起,惩治腐败,推进政治改革。在六四屠城后,我成了所在单位清查的重点,遭到整肃。
   
       应该说,单位的领导还是想尽量保我过关的,在清查中替我遮掩一些”过激”的言论,在组织上从轻处理,并继续让我担任官方《毛泽东传》和《周恩来传》文革部份的执笔人,希望我”在哪里跌倒在哪里爬起来”,继续为党的文献研究事业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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