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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杰: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我的去国声明

余杰:揭露中共暴政,奔向自由世界――我的去国声明
   
   2012年1月11日下午,我们一家三口登上了从北京赴美国的飞机。五名国保人员从家门口将我们一直押送到登机口,并要求与我合影照像,之后扬长而去。
   
   作出离开中国的选择,对我来说是艰难的,也是漫长的。

   
   我 自1998年在北大读书期间出版第一本书《火与冰》,便受到中宣部和安全部门的严密监视。2000年从北大硕士毕业,在当局的干预下,一毕业即失业,从此 成为靠写作维持生活的“不自由撰稿人”。在江泽民时代,我的部分作品还能够在国内发表和出版,在国内还有一定的言论空间。2004年,胡温上台之后,我遭 到全面的封杀,从此不能在国内任何媒体上发表一个字,连其他人文章中提到我的名字都会被删去。我的人虽然在国内,却成了一名“内心的流亡者”和一个在公共 空间中“不存在的人”。
   
   尽管如此,我仍然没有停止写作。作为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持续地批判中共的专制体制,并与刘晓波成为亲密朋友,并肩 作战。我在海外出版了十五本左右的著作,发表了上千篇的文章。由此,我多次遭到传唤、软禁、恐吓等各种骚扰,处境日渐困难。那几年,我访问美国和欧洲国家 的时侯,有朋友劝我留下来,我的回答是:“只要没有生命危险,我就不会离开中国。”作为一名作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是最基本的;作为一名基督徒,宗教信 仰自由是必不可少的;而作为一名普通人,免于恐惧的自由是不可或缺的。
   
   但是,从2010年10月8日我最好的朋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 消息传出之后,我便失去了这几项最基本的自由,非法软禁、酷刑、监视、跟踪和“被旅游”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尽一年多的非人待遇和痛苦挣扎后,我不得 不选择离开中国,与法西斯化的、野蛮的、残暴的中国共产党政府彻底决裂。
   
   这一年多以来我个人的遭遇是这样的: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 获奖的消息被宣布的当天,我正在美国访问,白天在南加州大学发表一场演讲,晚间听到了刘晓波获奖的消息。当时,我感到万分激动和鼓舞,立刻准备回国。有朋 友告诫我说,中国当局的反应一定是恼羞成怒,并导致国内的人权状况急剧恶化,他们劝我暂时先留在美国。但是,十年以来,刘晓波是我最亲密的兄长和朋友,刘 晓波担任独立中文笔会会长期间,我是副会长,这些年他参与的几乎所有的人权活动,我都是亲历者。从2008年12月刘晓波被捕之后,我就获得刘晓波的妻子 刘霞的授权,开始着手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因此,我迫切的希望回到国内,继续访谈刘晓波的亲友,以便尽快完成这本重要的著作。
   
   获奖消息颁布五天之后,10月13日,我就从美国回到了中国。一下飞机,立即被北京的国保警察非法软禁在家中。四名便衣警察24小时守候在我家门口,甚至直接用一张桌子抵住我家的大门,并在我家前后安装了六台摄像头和红外线探测器,天罗地网,如临大敌。
   
   刚开始几天,我妻子还可以出门上班,刘霞托他弟弟与我的妻子联系,帮刘晓波购买衣服和食品。不幸的是,有一天,警察从刘霞弟弟身上搜出刘霞写给我妻子的纸条。由此,我妻子的手机也突然被停机,同样被日夜软禁在家,不允许去上班。
   
   有 一天,我妻子生病了,发高烧至四十度,几近昏厥,警察仍然不允许她去医院。朝阳区公安分局的一个名叫郝琪的国保穷凶极恶地扬言说:“你就是病死在家中,我 也不让你出门,你死了上面自然有人来负责!”万分焦急之际,我上网求救,有一位好心的朋友从推特上看到我的求救信息后,打电话叫来120救护车。但是警察 仍然把医生阻拦在门外,幸运的是,经过医生的力争,最终被同意进门来为我妻子量了体温。医生说高烧情形很危险,必须到医院输液救治。几经交涉,最后到了凌 晨,妻子终于被救护车送到医院,6名警察贴身跟随,而我被禁止陪同妻子去医院。
   
   接下来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从11月初开始,我家的电话、网络 和手机等全部被切断,任何人都不能与我们接触,我和妻子在家中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我们需要的日常生活用品,只能写在纸条上,由守候在门口的国保警察代为 购买,然后再付钱给他们。我们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不能与父母和孩子联系,这样的日子一天天持续着,不知道何时是个尽头,感觉比坐牢还要艰难,坐牢还有 个具体的刑期,有亲人探视的权利,每天还有放风的时间,但我们根本就是陷入无尽的黑洞,度日如年。这样差不多持续了两个月时间。
   
   12月 9 日,诺贝尔和平奖颁奖典礼前一天,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降临了。下午一点多,此前常与我接触的朝阳区的一个名叫王春辉的国保,在我所在地豆各庄派出所的马 副所长的陪同下,敲开我家的家门说:“我们领导要找你谈话。”我完全没有怀疑这是一个陷阱,身上还穿着一套家居服,只是在外面罩了一件大衣,便随同他们出 门了。
   
   一走到楼下,我就发现情况不对。有十多名便衣和几辆汽车在楼下守候,瞬间两个彪形大汉冲到我面前,一巴掌打掉我的眼镜,用一个黑头套将我的头套住,并把我拖上一辆轿车的后排。汽车立即开动,两名便衣左右两边扭着我的双手,不准我动弹一下。
   
   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以后,车开到了一个秘密地点。一名国保把我的头夹在他的腋下,将我拖进一个房间。他们命令我端坐在椅子上面一动不能动,一动便对我拳打脚踢。整个过程中我一直被戴着黑头套,呼吸十分困难。
   
   到了大约晚上十点左右,他们解开我的黑头套,我刚要松一口气,立即又冲进来几个便衣,不由分说便对我进行劈头盖脸地殴打。他们脱光我的衣服,将我赤身裸体地推倒在地上,疯狂地踢打。在殴打的过程中,他们还拿出照相机拍照,并得意洋洋地说,要将把我的裸体照片发在网络上。
   
   他 们把我按住跪在地上,先后打了我一百多个耳光,甚至还强迫我打自己的耳光,我必须让他们听到响亮的声音,他们才满意,然后发狂地大笑。他们还用脚踢我的胸 口,把我踢倒在地上后再踩在我的身体上。我胸口的一根肋骨像断了一样,后来疼痛了长达一个月的时间,连弯腰起床都感觉十分困难。
   
   他们还强迫我摊开双手,然后将我的手指一根一根地往反方向掰。他们说:“你的两只手写了许多攻击共产党的文章,要把你的手指一根一根地折断。”他们还用用灼烧的烟头贴近我的脸,我的皮肤感受到了滚烫的疼痛,他们还侮辱性地将嘴里的烟喷到我的脸上。
   
   他们不断地用粗话辱骂我,骂我是卖国贼,是汉奸,是垃圾。同时,他们还辱骂我的家人和朋友。接着,他们强迫我跟着他们的说法来骂自己。如果我不骂自己,他们就加倍对我拳打脚踢。
   
   带 头的那个国保警察宣布:“你有三个主要的罪状:第一,这十年来刘晓波做的所有反动的事情,你都积极参加,你们都是帝国主义颠覆中国的工具;第二,你在香港 出版《中国影帝温家宝》一书,恶毒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我们好言劝告你不听,就只能用暴力来对付你;第三,你还在写作刘晓波的传记,如果你要出版这本书, 我们肯定把你送进监狱。”
   
   他还说:“如果上面下了命令,我们半个小时就可以在外面挖个坑把你活埋了,全世界都没有人知道。就在此时此刻,外 国人在给刘晓波颁奖,羞辱我们的党和政府,我们打死你来报复他们。”他接着说:“根据国保掌握的情况,国内反对共产党的、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总共也不会 超过两百个人,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就可以将这两百人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整个殴打辱骂的过程不知道持续了几个小时,后来 我昏迷了过去,而且全身不断抽搐。他们开车将我送到医院抢救。那时,我已经没有了大部分知觉,只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这是北京郊区昌平的一个医院。医生说, 这个人伤势严重,我们这里没有办法抢救,你们得送到城里的大医院去试试看。警察说:“那么,你们派个救护车,我们付钱。”医生说:“我们医院的救护车没有 那些特殊设备,你们要立即从市内调有急救设备的车来,否则就没救了。”
   
   不久,救护车从市内赶来,将我运送到市内的一家“高干医院”——北京医院。他们给我报了一个叫李力的假名字,对医院说:“这个人是癫痫病发作。”
   
   经过几个小时的抢救,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扎过来。到了第二天早晨,医生来查房,询问我的情况,我刚刚挣扎着说了一句“他们打我”,在旁边的一个警察头子立即将医生叫到一边。而另一名警察贴近我的耳边凶狠的说:“如果你再乱说话,我们把你身上的管子全都拔掉,你就去死吧。”
   
   10 日下午,他们看我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便将我从医院带出去,带到旁边的一个酒店,休息了一下午。傍晚,他们告诉我,他们的领导要来看我,就把我带到另外一 个套房中。来见我的官员自称姓于,是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和国保总队的总队长。他虚伪地说:“昨天的事情是个误会,是下面的人做得不对,你不要对外说出 去。”之后的几天,他们在郊外安排了一个地方让我去住,每天审讯我这些年从事的活动和写的文章。他们强迫我写下一份承诺书,内容包括不与外国记者见面,不 接受任何访问,不接触外国使馆的人员,不在文章中点名批评九名常委等等。
   
   直到2010年12月13日,我被释放回家。此后两周,我和妻子可 以出门,但必须告知在楼下24小时监控的国保警察,要去哪里,什么时候回家。十二月底,我返回四川老家,他们把我送到机场。此后,我在老家居住了四个月。 在这些时间里,差不多每隔半个月时间,国保警察便前来盘问我的生活情况。他们是一个由一名自称姓姜的处长、自称姓张的科长和其他几名年轻下属组成专门负责 我的“团队”。
   
   此后一年,一遇到所谓的敏感时刻,比如节日、纪念日、开会日、外事访问日等,我就被非法监禁在家,或者被要求到外地去旅游。 这样几乎三天两头,有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我都失去或部分失去自由。我也被迫几乎停止了在海外发表文章,因为每有文章发表,国保警察立即上门来威胁。我们一个 三口之家,被迫生活在三个不同地方:我被监控在外地,妻子在北京工作,孩子在四川老家由爷爷奶奶照顾。很快,由于国保警察三次去妻子工作的公司施加压力, 她的工作也失去了,这种情形不是第一次发生。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也不能到教会参加聚会和查经,不能过一个基督徒正常的信仰生活。这对我来说,是极为痛苦的 事情。
   
   在这样艰难到连基本的生活都不能为继的时侯,在一家人都不能生活在一起的时侯,在我的写作自由全部丧失的时候,在基本的生命安全也没有保障的时候,在坚持在国内做一个说真话的知识分子十四年之后,我被迫作出出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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