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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爲什麽害怕辛子陵?·作者: 龐觀清

中宣部爲什麽害怕辛子陵?·作者: 龐觀清
   
   更新於︰2012-01-08
   
   

   
   編者按﹕中共著名的改革派政論家辛子陵先生,去年初因為發表支持溫家寶的言論,受到黨內的壓制和半年軟禁的處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謝韜追思會上宣讀一篇講稿,竟被指為鼓吹暴力革命,進而遭到無限期軟禁的懲罰。中宣部為何如此害怕辛子陵的文章和演講?本文揭露,因為辛子陵近年有兩篇文章,點中了主流媒體的要害,動搖了一黨專政的兩個重要的理論基石。
   
   
   
   2011年9月24日,謝韜的生前友好爲紀念先生去世周年舉行追思會,到會九十餘人。辛子陵因被軟禁不能到會,由他的夫人李建華宣讀了他的講稿,題目是《懷念謝韜先生——兼評“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有機統一”》這下惹下了大禍。原來宣布對他實施半年軟禁(9月29日到期),10月18日市紀委談話變成了無期(據說中宣部曾暗中使勁把他關起來)。罪名說他贊成暴力革命。關心他的朋友們聞訊無不愕然。
   
   
   
   一批劃界論﹕一黨專政失去代表多數的群眾基礎
   
   
   
   近年以來,辛子陵寫了兩篇令中宣部招架不住、使主流媒體理屈詞窮的文章,一篇是批“劃界論”,一篇是批“三統一”。
   
   
   
   2010年10月16日辛子陵擬在三味書屋演講。因演講被取消,把演講稿在網上發表了,題爲《挑戰兩報一刊,推倒劃界理論》。辛子陵長期當教員,給軍隊高級幹部講解馬列主義,對馬列原著下過功夫,熟悉近代史,他像個高明的武術師一樣,出手能點到穴位上,使對手失去抵抗能力。《挑戰兩報一刊,推倒劃界理論》一文指出:
   
   
   
   政治體制改革風聲一起,主流媒體的寫手們紛紛出來劃清界限:問一問姓無姓資,劃清資産階級民主與無産階級民主的界限。《光明日報》于9月4日拋出《兩種不同性質的民主不可混淆》,署名徐振華,據說真正執筆爲文的是主導意識形態的一位高官。9月8日《光明日報》刊登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房寧的文章《劃清兩種民主的界限是中國民主政治建設的前提》;同日,《解放軍報》發表解放軍南京政治學院院長蔣幹麟的文章,要劃清“四個重大界限”;《求是》第18期發表署名秋石的文章,題目叫《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制度優勢與基本特徵》,也提出了“劃清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民主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的界限”,兩報一刊齊上陣,爲反對政治體制改革造勢。
   
   
   
   “劃界”理論是祖師爺列寧傳下來的,其代表性的著作是《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列寧當時底氣十足地說:“無産階級民主比任何資産階級民主要民主百萬倍;蘇維埃政權比最民主的資産階級共和國要民主百萬倍。”[1]這一理論有兩大要點:一個是階級論,無産階級民主制是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坐天下,這是階級的優勢;一個是數量論,工人階級、農民和廣大平民永遠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這是數量上的優勢。列寧說:“無産階級民主制(蘇維埃政權就是它的一種形式)正是爲了絕大多數的人,即爲了被剝削的勞動群衆而把民主發展和擴大到世界上空前未有的地步。”[2]這兩論一擺,反對者只好噤聲。後來,各社會主義國家的共産黨以這個爲護身符,理直氣壯地實行一黨專政幾十年。
   
   
   
   這一套理論在社會主義國家第一代領導人執政的時代,人民還是信服的。暴力奪取政權,首領不執政誰執政呢?兩代人的時間,合法性的危機就出現了,三代人的時間,就出現了蘇聯垮臺,東歐劇變,中越等國走上了改革開放的道路。
   
   
   
   列寧爲一黨專政打造的“護身符”是1918年發表的,距今九十多年了。無産階級民主制和資産階級民主制都發生了根本的變化。這個根本性變化表現在彼此易位。“無産階級民主制”逐漸演變成了代表一小撮權貴資産階級的政權(如中國、朝鮮),“資産階級民主制”超出了有錢人的範圍,變成了全民民主制的政權(如美國、歐盟諸國),投票權成了百姓維護自己權益的有力武器。
   
   
   
   先說資産階級民主制的變化。16至19世紀,歐洲和美國先後發生了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這些革命幷沒有能够立即實現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政治理想,歐美等國都曾經有選舉的財産限制,說這個時期的民主僅僅是有錢人的民主大體是不錯的。1883年恩格斯說:“‘理性的勝利’建立起來的社會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極度失望的諷刺畫。”[3]由于工人階級的鬥爭,由于社會主義運動的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社會從19世紀末葉開始發生變化,這些國家紛紛取消了選舉的財産限制,實行普選,美國和西歐國家逐步實行了政黨政治,工人階級政黨在議會中有了一定的席位。當1890年2月德國社會民主黨在大選中獲勝,把鐵血宰相俾斯麥趕下臺,廢除了用恐怖手段限制工人運動的非常法的時候,恩格斯的觀點完全變了。他肯定了在民主憲政的框架內,有成效地利用選舉權,是無産階級的一種嶄新的鬥爭方式,他甚至認爲這是一場“社會革命”。[4]1924年1月,英國出現了世界第一個競選上臺的工黨政府――麥克唐納政府;至六七十年代,美國和西北歐各國逐漸演變成爲新資本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社會民主黨(工黨)帶給資本主義制度的是政策調節,不是制度重建,制度是資本主義的民主憲政奠基的。所以從制度上說,這是一種改良,不是革命。但這次改良,在人類歷史上的意義非比尋常,其影響超過了俄國十月革命。十月革命是一次試錯,沒有給人類找到出路。歐洲社會民主黨人使老資本主義變成了新資本主義,使暴力革命變成了和平進化,使社會重大的利益調整出現了雙贏的結局:一方面,保留私有制,不剝奪資産階級,保護了先進生産力,保證了生産率的不斷發展;一方面,政府調節分配,向富人徵收高額累進稅,實行全民福利制度,實現了相對公平,縮小了貧富差距,這是一個資本家可以接受,勞動者也滿意的根本國策。所以恩格斯把這種政策調整提高到“社會革命”的高度來認識。一個既非老資本主義,又非蘇聯式的老社會主義的新的社會制度就這樣産生了。
   
   
   
   1945年二戰勝利後,英國工黨政府首相艾德禮領導了一場民主社會主義改革。主要措施是:礦山、銀行、交通運輸、鋼鐵生産及社會服務性企業實行國有化,使經濟領域中的國有成份達到百分之二十;通過級差明顯的累進所得稅,使社會總收入的五分之二通過稅收由政府實行再分配;實行“全民福利”的社會政策,對所有人實行疾病、事故、年老、傷殘、失業、生育、死亡等廣泛的保險,幷對所有人提供免費醫療;中小學生享受免費教育。艾德禮說:“工黨政府正在英國建立一種優于資本主義和蘇聯式社會主義的最好的制度。這種制度叫做民主社會主義”。[5]民主社會主義就是這麽叫響的。
   
   
   
   以上我們說的是資産階級民主制的演變。它一開始是不完善,但它能與時俱進,不斷改進和完善自己。列寧在《無産階級革命和叛徒考茨基》一書中曾批評了美國對黑人的私刑,[6]當時確實如此。1963年美國黑人還在聽馬丁·路德·金的演講,要求普選權,要求取消種族歧視。1965年黑人就有了完整的公民權,1969年就出現了第一個黑人市長,2008年就選出了第一個黑人總統。奧巴馬的祖父是奴隸。資産階級民主制的社會基礎越來越寬廣,由代表資産階級變成代表全社會的利益。
   
   
   
   中國的無産階級民主制,或曰人民民主專政制度,是蘇聯模式的變種,經歷了三代人的時間,歷史地走向了反面。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産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麽今天的中國共産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爲一個反對民主是普世價值的党,一個貪官“前撲後繼”的黨,一個爲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光明日報》的文章開宗明義地提出“由誰統治”的問題,好極了,我們就從這裏入手,只要一較真就會發現,這正是執政黨的軟肋。構成我們政權的四梁八柱是些什麽人呢?
   
   
   
   2006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公室和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了《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産調查報告》。報告披露:廳級以上幹部已是官僚特權階層。官僚特權階層年收入是當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當地農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廳級幹部的平均財産相當于一個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資,省級幹部的平均財産相當于一個市民300年的工資。在金融、外貿、國土開發、大型工程、證券五大領域中擔任主要職務的,有85-90%是高幹子女,實際上已形成了官僚資産階級。
   
   
   
   據《遠東經濟評論》2007年第4期報道:至2006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産(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産)超過5000萬以上的有27310 人,超過1 億元以上的有3220人。億元以上的90%是高幹子女,有2932人,他們擁有資産20450億元人民幣,平均每人6.7億元。其中:廣東省,1566人;浙江省,462人;上海市,225人;北京市,195人;江蘇省,172人;山東省,141人;福建省,92人;遼寧省,79人。
   
   
   
   2006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 (這個數字許多文章引證錯了,說成了百分之四,是百分之零點四,即千分之四)的人口掌握了70%的財富,美國是5% 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爲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一位在中國居住了20多年的美國官員一針見血地指出:中國的問題,其實很簡單,就是那麽大約500 個特權家庭的問題。這500個家庭,加上他們的兒孫、親友及身邊工作人員,構成了約5000人的核心體系。他們之間還存在著普遍的通婚聯姻關係。他們壟斷權力,形成利益集團,竭力維護現狀,幷製造了“一旦民主,就會天下大亂”的謊言。[7]
   
   
   
   鄧小平說:“社會主義的目的就是要全國人民共同富裕,不是兩極分化。如果我們的政策導致兩極分化,我們就失敗了。”[8]
   
   
   
   現在我們應該正視,我們的經濟改革,從單純經濟觀點看是成功了(估且不論付出了過多的環境、資源和勞力的沉重代價),但從政治上看,是失敗了。要承認這個失敗,挽救這個失敗,經濟改革的成就才能保住;不能挽救這個失敗,將是歷史的大倒退。我們政治上的失敗,主要表現在共産黨由窮人党向富人黨的蛻變;政權由建國初期的工人、農民、小資産階級和民族資産階級的聯合政權,經過了毛澤東獨裁統治,向官僚資産階級政權的蛻變。
   
   
   
   兩報一刊的文章竟然把“5000人的核心體系”對13億人民的統治和剝削說成“是人類歷史上先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民主,它把過去只有少數剝削者才能享受的民主變爲大多數人都可以享受的人民民主,使廣大人民群衆真正成爲國家和社會的主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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