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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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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祖國何時才能終結黨國體製得見光明?
·大时代需要实践的大思想何在?
◇◇◇◇◇
▲中共18大前疾呼卷
●中共18大筹备必读重要参考文献之一
·1.今日伟大历史人物应有的大手笔
·2.历史证明【维稳路线】是必然覆亡的路线
·3.历史的辩证法:维稳必亡,民主永生
·4.其次才是人事安排问题
·5.“科学发展观”必须有体系化社会科学理论的支撑
·6.“摸着石头过河”的【盲人瞎马政治】应当休矣
·7.薄熙来事件充分证明了官僚特权阶级的真实存在
·8.薄熙来事件的要害:蓄谋军事政变
·9.只有确立【政改路线】才能够为中国和中共赢得尊严和荣光
·10.中共应当正视阿拉伯世界、缅甸和台湾的历史经验和教训
·11.唯有此时此举能够“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
●中共18大筹备必读重要参考文献之二
·1.《特权论》明确预言了一党专制独裁政体制度的周期性政治危机
·2.今日中国朝野不可忽视《特权论》作者的预见和论断
·3.一党专制政体制度难逃被其周期性政治危机彻底颠覆和埋葬的命运
·4.中共18大理应且必须确立【执政党初始化两党制政改路线】
·5.支持胡锦涛-习近平牢固控制军权,实现军队国家化
·6、中国两党制的初始化,应由现实的执政党加以主导和形成
·7.执政党两党制初始化的两个办法或曰两条途径
·8、非常值得反对派深思的一系列问题
·9.胡温习李要注意规避的事项
·10.执政党初始化两党制政改时间表和可行性实际步骤
·11.执政党迫切需要克服“政改恐惧症”
·12.天赋使命与担当,胡温中共中央有接受本建议的可能吗?
·13.大陆民主化是台湾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提条件
·14.开万世太平流芳万世,抗拒民主化政改遗臭万年
·15.中共18大筹备必读重要参考文献有关文章连接
·陈泱潮就《论【执政党初始化两党制政改路线】》一文的三点重申(1图)
·中国【执政党初始化两党制政改路线】是不是玛雅人预言的“彩虹战士”的作为
●中共18大前夕的疾呼
·丹麦模式是最值得中国效法的模式
·欢迎胡锦涛:丹麦模式是最值得中国效法的模式
·18大前陈泱潮等海内外学人志士推中共党内民主制/王宁
●中共18大筹备必读重要参考文献之三
·1.中国外交大势
·2.中国如何主导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
·3.中国如何主导世界文化发展方向
·4.中国内政大势
·5.中国避免【“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唯一良策
·6.在中国这样伟大的转变过程中……重申要点
·7.宗教问题是当代中国最大的政治问题
·8.如何化解不利于国家统一稳定的宗教文化
·9.不当宗教文化是产生严重贪污腐败的原因之一
·10.有效改变中国“合久必分”宿命的根本和基石
·谁在支持分裂中国——与俄联盟无异于与狼共舞!
·11.和全球化与之俱来的政治宗教化和宗教政治化倾向
·13.中国弘扬【上帝之道人权灵本主义】的伟大意义
·12.主导合一世界宗教,使宗教全球一体化的力量在中国
·14.中国再不确立正确的宗教信仰行吗?
·15.依据什么判断中国民主化变革的最难点
·16.中共国民主化变革的最难点是打破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禁锢
·17.正是中共领导一举打破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禁锢
·18.经改的成就表明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难点已经解决
·陈泱潮回复凌黎网友跟帖五则
·19.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应运而来
·20.必须自觉克服“政改恐惧症”
·21.“政改恐惧症”的由来
·22.中国民主化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天予不取,获罪于天
·23.当前中国局势是清末局势的重演:和平转型与破坏性暴力革命在赛跑
·24.现在推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有利条件
·25.现在推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的不利条件
·26.《中国宪政民主和平转型维稳法案》要点
·27.既要积极又要稳妥地推行政治体制民主化改革
·28.只要道行天下,成功不必在我
·29.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人世纪的关键
·后记
·附:《陈泱潮关于晤谈的答复》
◇◇◇◇◇
▲反擊五毛黨及叛徒圍攻卷
粉碎網特五毛黨及叛徒有組織有指揮持續不斷對陳泱潮的大規模誣蔑圍剿
◎《反擊破坏中国民运首恶-政治流氓-特務打手徐水良專集》
●叛徒内奸外派特务打手徐水良曾经骗取了我的信任
·陈泱潮2006年首次赴美部分照片与记事(上)
●2007回击徐水良:反对取消主义对中国民主运动的干扰和破坏
·徐水良,你对朋友如此下手,这算什么为人? 这算什么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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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是否就是宋教仁被刺杀的主要原因(2图)?

1910年宋教仁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落后于时代


   
    来源:凤凰网历史 作者:金满楼

核心提示: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宋教仁 资料图
   
   这些是否就是宋教仁被刺杀的主要原因(2图)?

   
   这些是否就是宋教仁被刺杀的主要原因(2图)?

   
    本文由凤凰网历史频道专栏作者金满楼供稿
   
    1905年初,宋教仁到日本不久,即与革命同志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他在担任经理人的同时也承担了主要的写作任务。杂志在草创时期遇到很多的困扰,如经费问题、人员退出等,但宋教仁仍旧极力维持并出版了两期。正当杂志难以为继之时,一位神秘的日本友人找到宋教仁,他就是跟随孙中山多年的宫崎滔天(本名宫崎寅藏)。
   
    宫崎滔天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开始关心并参与中国革命,在他的撮合下,几个流亡在日的革命小团体如华兴会、光复会和兴中会等于1905年7月30日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号黑龙会本部(内田良平宅)召开同盟会筹备会议,其中包括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道一、时功玖、曹亚伯、蒋作宾、刘一清、冯自由、汪兆铭、古应芬、胡毅生、何天炯、马君武、邓家彦、程家柽、王天培、蒋尊簋、康保忠、王孝缜、张继等10省代表,加上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与末永节三位“日本志士”,到会人数合计79人,革命阵容可谓强悍。
   
    同盟会虽然成立了,但有一件事对宋教仁刺激颇大,一是他辛苦创立的《二十世纪之支那》被日本地方警局强制停刊,经多方斡旋仍得不到解决,最后只好将杂志改名为《民报》,并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发行。日方之所以将《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强制停刊,表面上是因为没有合法手续,实则是宋教仁编写的文章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野心。
   
    总体上来说,宋教仁对日本似乎没有什么好感,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写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到日本时正值日俄战争爆发,宋教仁也一直关注着这场战争的进程,但他并不是关心日本的胜负而是担忧中国的命运。从本质上说,宋教仁是一个“不爱朝廷的爱国者”,他在《二十世纪之支那》的发刊词中明确指出,“吾人之主义,可大书而特书,曰‘爱国主义’”。在宋教仁看来,清廷是国家强大的最大障碍,因而他在杂志中不用清朝纪年而使用黄帝纪年,以示对立。
   
    据经常在同盟会本部(即《民报》社)碰面的邓家彦回忆,宋教仁“颇具才识,亦通辞令,喜做高谈阔论,因间岛问题而崭露头角,彼在东京主张对于‘间岛问题’应如何如何处理,因此颇为引动彼邦朝野人士之注意”。老同盟会员杨熙绩也曾说,孙中山善于演讲,黄兴是个实干家,而宋教仁深沉稳健,又通达计谋,是智囊。孙、黄、宋是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但三人个性的差异也曾惹出风波。
   
    1907年2月,孙中山与黄兴因采取何种旗帜而发生了激烈争执,孙主张沿用当年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以纪念那些牺牲的革命党人;而黄兴则主张用华兴会的井字旗,并认为青天白日旗有效仿日本国旗之嫌疑,应予毁弃。孙中山听后勃然大怒,说:“我当年在南洋闹革命的时候,几万人托命于此旗下,你要想毁弃的话,就先把我给毁弃了先!”黄兴当时也被激怒得跳了起来,当场发誓要“脱同盟会籍”。

表面上看,这仅仅是会旗之争,但其背后隐藏的实际上是同盟会的领导权之争。作为原华兴会主要成员的宋教仁一向站在黄兴的一边,他在当天的日记中认为,黄兴不快的原因,“其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实则此犹小问题。盖孙文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怀坦诚以待人,做事近乎专横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今既如是,则两者感情万难调和,且无益也,遂不劝止之。又思同盟会自成立以来,会员多疑心疑德,余久厌之。今又如是,则将来之不能有所为,或亦意中事。不如另外早自为计,以免‘烧炭党人’之讥。遂决明日即向逸仙辞职,庆午(即黄兴)事亦听之。十时回。夜。大风。”

   
    据宋教仁的记载,他在得知了孙、黄争执后感到心灰意冷,他在《民报》社向黄兴提出辞去同盟会职务及《民报》职务,黄兴开始不应,过了一会,突然也提出要退会,当时《民报》的诸革命党人俱在。第二天,宋教仁果然如日记中说的那样向孙中山当面辞职并转交文件,孙文一直挽留,宫崎滔天也仍旧想撮合他们关系,但此时宋的去意已决。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黄兴为了大局,只好自己退让一步,他事后向胡汉民写信表示愿意服从孙中山的决定。尽管如此,他本人仍旧“意颇怏怏”。“争旗”事件对同盟会的发展影响颇大,黄兴这一退,以后便一直以大局为服从,但宋教仁等人就未免与孙中山及他的广东人马心存芥蒂了(所谓“烧炭党人”,即太平军“粤匪”之讥也)。

宋教仁与孙中山的龉龃由来已久。在日本外务省政务局跟踪宋教仁的秘密档案中,就保存有宋教仁对孙中山的一些印象不佳的看法,如1908年11月23日,宋教仁曾说:“像孙逸仙那样的野心家做领导人,中国革命要达目的,无论如何也是不可能的”;1910年12月,宋教仁与日本朋友串户真左树的谈话中说:“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

   
    1910年12月,宋教仁结束了近六年的流亡生涯返回上海,在于右任的邀请下,他担任了《民立报》的主笔并写下了大量的革命评论。次年3月,宋教仁赶赴香港,参与筹备同盟会的广州起义,但由于指挥上的混乱与仓促,当宋教仁、何天炯、陈其美这路人马在4月27日凌晨抵达广州城时,只见城门紧闭,起义已然失败。宋教仁等人无奈之下,只好再经香港返回上海。
   
    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同盟会构成了沉重的打击,其不仅损失了数十名宝贵的精英分子,而且革命士气几近于摧毁。事后,革命党内部弥漫着一种绝望的气氛,如起义的指挥者之一赵声不久后即郁郁而终,而一向稳重的黄兴也不顾自己被炸断两根手指而执意要去行刺李准——当时的广东水师提督,镇压起义的罪魁祸首。自始即不赞成暗杀活动的胡汉民,这次居然也表示赞成。

宋教仁素有大志,他曾在1902年就放言:“天下苦满政久矣。若有英雄起,雄踞武昌,东扼九江,下江南;北出武胜关,断黄河铁桥;西通蜀;南则取粮于湘。系鄂督之头于肘,然后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可笑同游们还讽其为“狂生”。鉴于北方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宋教仁、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于1911年7月31日组织“中部同盟会”,试图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重点,培植革命力量,伺机发动起义。此时距武昌起义仅有两个月零十天。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到达武汉,据随同前往的日本浪人北一辉回忆,宋教仁当时以留日学生领袖的身份活跃于革命党人阵营,他“一路行来,从未有疏离之感。且不论革命军中的高级干部如上海的陈其美、汉阳的黄兴以及他所追随的宋教仁等都是留日学生外,他在武昌都督府眼见留学生如潮水般的从日本赶回内地,晋见宋教仁等待分配工作等实况也在提示他,这是一场由留日学生发起的革命”。
   
    北一辉抵达中国后的第一封书函,就是向内田良平提到他在上海的观察,他发觉中国革命的大本营设在《民立报》,而《民立报》的革命同仁在筹划各地革命起义时,无一不是按宋教仁原先所规定的方案执行。按照北一辉的说法,报社内同仁动辄就举宋教仁之名以为背书,无论行何事,皆称是宋先生之意办理。
   
    抵达武昌后,宋教仁最初协助胡瑛办理外交,之后起草了一份革命史上至为重要的文件,那就是《鄂州约法》,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文件,之后的《临时约法》即以此为蓝本。但不幸的是,首义地武昌的局势在北洋军的攻击下迅速恶化,宋教仁与黄兴等人在事无可为的情况下相继回沪,并协调江浙联军于12月2日攻下南京,扭转了岌岌可危的革命形势。在新成立的江苏都督府中,宋教仁担任政务厅长,并打算推举黄兴为革命政府的新领导人。

对于归来中的革命领袖孙中山,宋教仁似乎仍抱有成见。据北一辉在《支那革命外史》中的记载,宋教仁并不欢迎孙中山的到来,当北一辉从上海到南京去劝说他拥护孙中山时,宋教仁气得满脸通红:“老兄你也学日本浪人的那一套吗?你的大元帅主张误了事,黄兴的优柔寡断又误了事,孙中山的空想再来误事的话,革命将怎么办呢?黄兴食言不来也无所谓,我有兵力,决不允许孙派的人踏进城门一步!”

   
    后来,张继等人也来劝他,宋教仁这才回到上海参加同盟会在哈同花园举行的孙中山欢迎会。但在几个关键性问题上,宋教仁与孙中山等人存在严重的分歧,如政权组织形式上,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孙中山等多数人主张总统制;在中央与地方问题上,胡汉民主张地方分权,而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在定都问题上,宋教仁坚持己见,主张定都北京,他认为迁都南京即为放弃蒙满,而以他在东北的经验,对日俄之野心极其明了。
   
    尽管宋教仁在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但孙中山被推选为临时大总统后,宋教仁仅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很多人为宋教仁未能担任内务总长而抱屈,但宋教仁却不以为意:“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清帝退位后,孙中山按约定辞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与总理唐绍仪提名他做农林总长,但这个职位也未能让宋教仁感到满意。而且,首任内阁未及三个月,唐绍仪即与袁世凯闹矛盾挂冠而去,宋教仁与其他同盟会籍的总、次长也随后辞去了内阁职务。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了解散同盟会并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促进会合并成立新的“国民党”的工作,以图在之后的国会选举中实现真正的政党内阁。

   
    对解散同盟会的举动,很多革命党人都不能理解,宋教仁向他们耐心的解释说,“以前,我们是革命党;现在,我们是革命的政党。以前,我们是秘密的组织;现在,我们是公开的组织。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的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我们要在国会里,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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