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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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常青:驳李泽厚论“革命”!

【 民主中国首发 】 时间: 1/22/2012
   
   作者: 赵常青
   
   “五年看改,十年看埋”——历史学家章立凡先生已发出了这样的警告。对于执政党来说,是“改”还是“埋”,我认为还有机会主动选择,但能够主动选择的时间确实不多了,民间抗议已呈“星火燎原”之势。胡氏中央不愿选择政改,一味高压“维稳”,能拖就拖,得过且过。那么,最后政改的机会就只能在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五年里——是“生”还是“死”,是“改”还是“埋”,普天之下,拭目以待……

   
   “世界第四波民主化浪潮与中国民主转型”征文
   
   
   开门见山,本人写这篇小文章的主要目的在于揭示李泽厚的扭曲“革命”观;如何正确理解“革命”的正义属性?以及民间的“革命压迫权”对于当代中国民主转型的伟大意义。
   
   一、李泽厚的错误“革命”观
   
   李泽厚认为自己是参加“革命”出身的,早在学生时代就在湖南“冒着生命危险”参加学生运动,他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说道:“在军警林立戒备森严中,我曾经把鞋底纳起来,里面夹着的是油印的毛泽东的文告。万一被人怀疑抓起来,命都可能保不住了。所以我曾经对我的学生说,不怕死有什么了不起,我就不怕死。”由此可见,学生时代的李泽厚还是很有一番“革命”热情的。
   
   那么李泽厚是什么时候开始产生对“革命”的动摇并逐渐发展到对“革命”的反感和“告别”呢?
   
   李泽厚认为自己对“革命”的反感始于“文化大革命”,他说:“文革的时候我对革命的信念彻底动摇了,我发现文革不就是法国大革命吗……于是开始了对革命的怀疑”。
   
   毫无疑问,李泽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否定是完全正确的,文化大革命虽然从表面上看带有寻求所谓“理想社会”(一大二公)的性质,但从本质上看是独裁者为巩固权力地位而发动的新一轮政治迫害运动。它给社会带来的是长期的动乱和浩劫,给人民带来的是贫穷愚昧以及彼此之间的怀疑、伤害乃至于大量的冤狱,因此,这样的“革命”是一次完全的伪革命,正如朝鲜这样的国家自我冠名“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样,实际上不仅没有“民主”、没有“共和”,反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专制独裁政权。同样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它打着“革命”的旗号,不是为了反抗压迫和暴政,而是为了更多的压迫、更大的独裁,因此,中国的文革确实是一场浩劫性的社会动乱。
   
   但李泽厚显然将“文化大革命”当作一场真正的“革命”了,他一看,“革命”原来就是这样呀?“为什么就一定是好的,就是正确的呢?”联想到法国大革命后期的滚滚人头,联想到辛亥革命之后的军阀林立、群雄混战,于是,他就一脚踢翻所有的“革命”,大讲特讲对“革命”的“告别”、再“告别”了。那么,真正的“革命”是不是就是李泽厚所理解的类似于“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革命”呢?答案显然不是。
   
   在中国古代语言系统中,“革命”是具有天赋的正义性的。在中华文明的经典源头《周易.革卦》中对“革命”曾有这样的溢美:“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
   
   在这里,“革命”意味着重大变革,“革”就是“去掉”、“替换”的意思,所谓“革命”就是去掉旧政权、换上新政权。“革故鼎新”也是这个意思,“革”卦的下一卦就是“鼎”卦,“革”过旧“命”之后,就要建立起一套新的制度、法规并铸“鼎”昭告天下。为了说明“革命”的合理性,《周易》分别从自然四季的演变与汤武革命的“顺天应人”来证明“革命”的伟大意义的——“革之时大矣哉!”
   
   天演四时就不说了,从“人事”社会角度讲,李泽厚应该注意的是汤武作为夏朝老百姓,为什么要去高举“革命”大旗,领头造反?这个原因,初中生都知道,那就是夏朝的末代头子夏桀身登大宝之后,不仅荒淫无度,而且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民怨四起——既犯“天怒”,更致“人怨”,一个不能带给人民安居乐业的政权显然是必须去除革掉的,也因此,汤武才领头造反,对夏氏暴政集团执行 “革命”权利,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四起响应。当中国古典文明将“汤武革命”提上“顺天应人”的高度,并盛赞“革命”的伟大意义(“革之时大矣哉!”)时,实际上已经赋予“人民革命”以“天赋人权”的高度,这也就是说,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革命”行动是人民的天赋权利,跟伟大的自然法则一样,是不需要用逻辑去证明的。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古代的每一次人民起义都是一次反抗压迫、反抗暴政的正义革命!
   
   回过头来再看李泽厚所唾弃的法国大革命是否具有“顺天应人”的正义性呢?答案是肯定的。1789年之所以能够发生攻占巴士底狱的法国大革命,其根本原因首先在于法国社会的严重等级划分。僧侣贵族阶级挥霍无度、生活糜烂,但却控制着国家政权;“三级会议”长期不开;身处第三等级的广大平民生活艰难还要全部承担来自王室的高额税负。当路易十六因为财政危机而要再度增加第三等级的负担时,已经看到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美好结果的法国人民再也不能容忍路易王朝的欺压盘剥,终于掀起了一场伟大的人民革命运动,并在革命过程中将专制头子路易十六送上断头台。与此同时,由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部伟大的《人权宣言》(全称是《人权和公民权利宣言》),指出“无视、遗忘或蔑视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唯一原因”,宣布“在权利方面,人们生来是而且始终是自由平等的”,“任何政治结合的目的都在于保护人的自然的和不可动摇的权利。这些权利就是自由、财产、安全和反抗压迫”。不从别的角度考察,仅从《人权宣言》对于人类文明的贡献而言,法国大革命也具有伟大的世界性意义。而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法国大革命”的意义时说道:“这场革命的效果就是摧毁若干世纪以来绝对统治欧洲大部分人民的、通常被称为封建制的那些政治制度,代之以更一致、更简单、以人人地位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可见,这场革命具有不容怀疑的历史正义性。李泽厚喜欢讲“启蒙”、喜欢做“青年导师”,却看不到《人权宣言》,看不到自由、人权对于人的意义,还“启蒙”什么呢?难道伏尔泰、卢梭等人是靠整天说什么“经济发展”、“吃饭哲学”才戴上“启蒙大师”的桂冠的吗?!
   
   至于被李泽厚同样一棍子打死的中国辛亥革命的正义性我已另文论述(见拙作《驳李泽厚论辛亥革命》),这里就不重复了。
   
   当然,法国大革命后期的雅各宾派恐怖专政,中国辛亥革命结束后的军阀混战、武装割据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这并非人民革命的必然逻辑结果。英国革命也曾经历过“砍头”的阶段(查理一世就被送上断头台),美国革命更是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当杰斐逊们推出反抗大不列颠王室暴政、反抗英王压迫的《独立宣言》的时候,同样不能保证独立战争一定会沿着健康的方向前进。喜剧在于上帝让具有深刻民主共和思想的华盛顿们掌握了革命主导权,最终美国革命花开万里、果累云天。
   
   当李泽厚家将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同于“文化大革命”时,他显然对什么才是真正的“革命”没有弄清楚,他所理解的“革命”就是无政府状态下的杀人,就是各种野蛮和恐怖——李在《告别辛亥革命》一文中质问说:“现在革命怎么‘革’法?上山打游击、城市大暴动,还是哄抢企业家的财产?”这种“革命”观显然是非常错误的,至少是非常片面的。那么如何正确解析“革命”的内涵呢?这是本文要谈的第二个问题——
   
   二、正确的“革命”观
   
   所谓“革命”,广义的讲,一切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行动都可以称之为“革命”。譬如说,荆轲刺秦、杨佳袭警从某种意义上讲都是一种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革命”行为,狭义的讲,“革命”是指人民群体反抗暴政、反抗政府压迫的行为。“革命”的前提必须是政府制造了长期的压迫和暴政;从参与人数上讲,“革命”具有群体性特征;从目标指向而言,“革命”是指向压迫性政权的;从行为目的上讲是要通过“反抗”行为去除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实现人的解放、自由和幸福。
   
   为什么反抗政府暴政、反抗压迫具有天然合理性?原因正在于人们组织政府并不是为了给自己寻找一个至高无上的压迫者。人们组织政府有公共需要、公共服务的原因,但最核心的目的是保障自己的利益和人权不受侵犯,并在此基础上谋求人民利益最大化。如果一个政府不但脱离了保障人权并造福人民的目的,还反过来成为人民的压迫者和剥削者时,人民的反抗便具有革命正义性,这既是美国《独立宣言》宣布的政治法则,也是法国《人权宣言》宣布的人权法则。“革命权”是一种天赋人权,它是人民捍卫自身基本人权的最后保障,只有当政府看到人民“革命权”的时候,它才会将自己的爪子放在人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当一个政府看不到人民的革命权而横征暴敛、为所欲为的时候,“革命”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必会出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的伟大景观。
   
   需要注意的问题是,人民革命虽然具有天然合理性,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人们所采取的革命手段、革命方式也是有所不同的。
   
   在古代社会,由于文化落后,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很淡薄,对政府的权力和责任也没有多少清晰地概念,只是从一种笼统的、朴素的公平正义和平等观念出发,才会掀起反抗暴政、反抗压迫的人民革命。如大泽乡起义者陈胜发出的口号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后来几个朝代的农民起义也大体逃不过“等贵贱、均贫富”、“均田免粮”、“ 有饭同食、有钱同使”一类的诉求,一旦“革命”造反成功,复制的也不过是“似曾相识燕归来”的前朝政权。这种冷兵器时代的“人民革命”基本上是以非常激烈的暴力手段来完成的,一旦发生反抗压迫的人民起义,基本上都要经历长时间的殊死较量,战争、流血、屠杀、死人,几乎成为难以避免的“革命”副产品,“伏尸百万、流血千里”也常常并不夸张。中国人在从夏代到清代的无数次人民革命基本上都遵循了这一模式。可以说,在古代社会,“革命”的特征就是李泽厚所说的野蛮杀戮状态(丛林状态)。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杀戮是政府压迫的结果,而不是人民抗议的结果,应该承担责任的是专制政府,而不是进行武装反抗的人民——无论人民反抗暴政后建立了什么样的新政权,都不能否定和剥夺人民的革命权,否则,古今中外的所有历史都将陷入荒谬绝伦的逻辑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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