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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彻底抛弃对胡锦涛的盲目幻想和期待,是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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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节明:民主化机遇得失新思维:从“九一三”到“八一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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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性是获胜的保证——乌坎村事件的启示

   组织性是获胜的保证——乌坎村事件的启示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卡尔.马克思说过:“所有的历史事件都会发生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喜剧。”历史已经证明:马克思的主干思想是祸国殃民的歪理邪说,但他这句话有可能是正确的。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是悲剧,1989年的布拉格,则成了欢庆胜利的广场...2005年十二月的汕尾东洲村维权村民,被武警的冲锋枪,射杀在血泊之中;2011年十二月汕尾附近乌坎村的抗争,却大获全胜......为什么马克思这句话有可能正确?既因为第一次镇压成成功后,反动统治者会更加顽固,从而加速衰败;也因为第一次失败后,反抗者会汲取经验教训,二次反抗时往往会更成熟,而更成熟的二次反抗爆发时,反动统治者却不如第一次那么强大了。
   


   这次海陆丰乌坎村的抗争的胜利,广泛地出人意料。因为乌坎村村民驱逐了共产党的党支部,自行选出了村民理事会作为自治组织,选出本村长老林祖銮作为独立领袖,这等于是推翻了共产党的统治;此外,12月15日的大游行中,村民公开打出“反独裁,保人权”的横幅,林祖銮公开要求当局承认乌坎村自治组织合法,这就完全突破了维权运动的局限,而带有了民主运动的性质。事实上,乌坎村村民反抗之彻底,不仅是六年前汕尾东洲村远无法比拟的,也大大超越了1989年的“六四”运动。乌坎村一举掀翻共产党的统治,令胡锦涛等人惊恐万状,胡锦涛亲自将事件定性为“反党事件”,还一度调动广州军区野战军合围,企图重操“拉萨平暴”旧业。但是这样的抗争居然胜利了,岂不让人意外?究竟是什么原因?
   陈泱潮老先生指出:汪洋的开明,带来了乌坎村抗争乌坎村抗争的胜利,他并再次呼吁胡锦涛从良。其实,汪洋的开明只是乌坎村的胜利原因之一,胜利的结果,不仅仅归功于汪洋的开明,也要归功于乌坎村村民的争气。
   乌坎村村民的勇敢、团结和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使得统一的进退能够顺利实施,这与城市访民普遍散沙的状态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许多苦大仇深的维权民众,只顾自己个案,不顾维权同仁,也不服从维权领袖,他们惧怕或轻视组织,个人危急了才来抱领路人的大腿,“屎急挖茅厕”,结果为时已晚;他们都是受害者,却非常不团结,小算盘处处,为两块豆腐,就可以出卖其他维权者,更有甚者,为了自己个案解决,不惜投靠当局当线民,监视与自己一样遭受侵害的受苦者。不能不说,这样的访民,遭中共迫害纯属活该。
   乌坎村村民不仅为维权民众树立了样板,也为国内外民运立下了榜样。
   如果村民象八九年的大学生那样无组织、无策略地、无纪律地胡乱泄愤、各行其是、非要把赵紫阳闹得下不来台阶,发展到后来,甚至如愤青一般谁激进谁先进、谁极端谁正确...以致于芦笛大骂中国民运群体:“该用头脑的时候用热血,该用热血的时候用头脑”。芦笛虽然是恨不得中国今晚就亡国灭种的败类满遗,这句话却是在理的。
   如果乌坎村的民众也如八九年躁动的大学生一路货色的话,不要说汪洋,即使戈尔巴乔夫来华当了广东省委书记,也有志难伸,因为,如果林祖銮赤胆忠心为村民而很多人不听指挥,那么如何与政府谈判呢?如何统一进退达成诉求呢?那就必然又闹出一个“六四”广场死局,其结果必然是顽固派夺取主动权,汪洋成赵紫阳第二,新上来张北韩类屠夫,必把乌坎村杀得血流成河。
   
   现在仍有好些民运异议人士还以为无组织、不服从就是“自由民主”,他们毫无民主化的建树、方案和思想,关键时候欺软怕硬、每每炮口向内、挑起内斗、制造内讧,对袁红兵、王有才、魏京生、刘国凯、张国堂等一批有志于当领袖的极尽辱骂之能事,并在民运、维权、法轮功三方之间挑拨离间,这种人还自以为清高地以“独立评论者”自居,实际上,这类人如果不是共特,就是不折不扣的人渣、烂货、网痞,他们对中国民主化有百害而无一利,客观上是中共统治集团的帮闲。
   
   访民为什么那样不团结?因为普遍的寡廉鲜耻;中国民众(包括访民、冤民、“蚁民”...)为什么会普遍的寡廉鲜耻?因为没有信仰、也丢弃了中国人的传统。张国堂先生指出:自1919年始,中国人砸烂了“孔家店”,既抛弃了儒家,又不接受基督教,因此,整个民族毫无共识、一盘散沙。这个见解正确且相当深刻。
   我以为,除此之外,还有两大原因:其一,满洲的征服和两百多年的文字狱锁国殖民统治,令汉族和民族自尊心大打折扣,特别汉服被消灭,使汉族的民族凝聚力和认同感大为减弱、范文程、洪承畴、岳钟琪、曾国藩、李鸿章、唐景崧等一大批汉奸奴才伪儒爵禄高登、扬名立万,安能增进中国人的羞耻之心?其二,中共窃国后,稳固一己专制统治,不惜出台全民歧视中国主流民族(汉族)、优待少数的政策和法律,在中南海的歧视下,汉族在高考、婚育、提干等诸多方面低诸多少数民族一头,在自己的家园竟成劣等民族,在共产党的统治下,身为汉族人毫无荣誉感可言,这样的民族怎么不一盘散沙、寡廉鲜耻?当然,中共统治集团对宗教信仰和儒家信仰的毁坏更为全面而彻底,也是导致中国人一盘散沙、寡廉鲜耻的重要原因。由于中共的破坏,现在中国人的凝聚力连满清时都不如。
   中国向来没有民族性的宗教信仰,凝聚中国人的纽带是以儒家为主体的传统,以及以宗族为纽带的传统的宗社组织遗风,这在农村尤为深厚。也因此,中国农民要比城市人更齐心,1949年以后,农村人抵抗中共的“合作化”、“计生”、强拆征地等暴政,要远比城市人激烈得多。
   
   此次抗争,乌坎村的村民之所以非常团结齐心、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主要得自于乌坎村传统的宗社遗风。广东和浙江、福建一道,向来属于经济比较富庶的“鱼米之乡”,这些地方远离落后政权的中心——北平(北京),具有航海之利,且临近先进的台湾、香港,深受先进文明的影响;因此,这些地区一直是北方野蛮政权统治薄弱的地区;这些地区的人民,多为末宋、晚明时期顽强反抗异族入侵的中国人后裔,民风倔强强悍,对北来的专制暴政天然充满抗体。中共“土改”、“合作化”遭遇的抵抗中,广东的抵抗是最强烈的。
   更重要的是,由于“山高皇帝远”、且又是宋、明遗民后裔的会聚之地,这些地区儒家传统和宗社遗风都比诸多内地保留得完整,传统和宗社的遗风,使得如乌坎村等广东沿海的农村民众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它在一定时候,能够胜过共产党干部的分化和挑拨,到宗社组织胜过共产党影响的时候,共产党的统治就土崩瓦解了。
   象乌坎村驱逐共产党后选出的理事会成员,都是品行端正、勇于负责的村社宗亲成员,会长林祖銮,更是德高望重的村中长老,等同于旧时的族长。值此中共意识形态——马克思和毛邓江胡全部破产之际,象这种建立在宗社传统上的鲜活自治组织,当然要远比死灵魂一般的村奸组织——中共党支部、党控村委会更有“执政能力。”林祖銮等人,当然要比当年无序无统、既不知道追求什么、也不懂得建立新国家的“六四”领袖们更有号召力和控制力。
   现在儒家和基督教都在中华大地上复兴,乌坎村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农民的信心,中国传统组织必然复活,共产党对全国农村的统治,必然首先崩溃。
   中国国内的维权民运人士,宜以乌坎村为师,不要一盘散沙,要坚决走组织的道路,明的不行,就来暗的——即使秘密组党结社也要搞,不要停留在散沙般的个案维权层面,须知,散沙维权的唯一结果,就是把自己搞得更惨。国内民运人士,宜以各类“学会”、甚至“花鸟协会”等名义组织起来,要以儒家的经典或基督教的教义为共同基础,须知,唯有具备共同基础,才可能有共同奋斗。
   汪洋突破的开明举措谱写了历史新篇章,但也把自己推到了红墙内外顽固派决斗的前沿阵地,现在朝野左棍们巴不得五千万广东农民都起来游行,好把汪洋赶下台。这个时候尤须胆大心细,避免成为赵紫阳第二。如何对中南海成功夺权,进而建设新国家,党内外衮衮诸公中,唯有张国堂胸有成谋,建议汪洋果断任命张国堂先生为副省长,领导广东和中国的和平演变。
   
   曾节明 写于辛亥革命百年平安夜于纽约州家中
(2011/12/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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