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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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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反对派人士亟需警惕“螺杆”类伪善恶毒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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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民加油!“占中”关键战役,胜则中原可图,败则香港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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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已导致中国新生儿缺陷率世界第一
·中国二十年内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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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化唯有适应国情才能成功

中国民主化唯有适应国情才能成功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没有根的树,移种后很难存活,这是很多人知晓的常识;许多人至今却不懂得,向西方学习宪政民主政治,就和移植树木的道理相似,如果习来的民主制度不能在中国人文土壤中生根,民主制度很快就会夭折。中国人从辛亥革命开始,追求民主共和一百年了,收获的却是极权暴政,今天还在胡锦涛的师朝鲜新极权暴政里苦苦挣扎。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有知名异议人士把中国百年的深重苦难全部归咎到孙中山头上、甚至否定孙中山领导推翻满清的事业,这既不正确、也非公允。

   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是手段而不是目的(虽然这种手段是错误的),孙中山追求的是富强的中华民国,而不是共产极权苏维埃国;满人当年屠杀汉人如刈草杀鸡捻蚂蚁,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没有鼓动滥杀满人,没有鼓动清算清室、“二次革命”后也没有煽动阶级屠杀和清算,孙中山从没有象曾国藩、李鸿章一样屠杀老百姓,孙中山也没有以权谋私...因此,孙中山不是枭雄黑道,他和毛泽东有本质的区别,他更不是“一党专制斯大林模式”的罪魁祸首。
   孙中山虽有错误,但他领导推翻帝制,追求共和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中国传统的帝制王朝因为缺乏修错能力,也不能有力推动科技发展,因此无法带来国家富强;满清的统治不仅是帝制,而且是落后少数民族的一族专制殖民统治,这样的王朝是根本不可能立宪成功的。因此,晚清时期的中国,走向共和是大势所趋。
   中国百年苦难的真正原因,是中国的精英人士整体地没有找对救国之道,他们未能制定和实施适合中国的国情的建国国方案。这远不是孙中山一个人的错。
   康有为食古不化、死扛爱新觉罗家的大腿,而根本不知道:他的君宪方案在大国不可行,对满清更是行不通的。
   民初,孙中山、宋教仁一度要在中国搞美国式的三权分立,但袁世凯、段祺瑞、冯国璋、黎元洪等当权的前清官僚对民主共和缺乏常识,老百姓对现代国家概念更闻所未闻,因此“三权分立”必然严重走样,这时候本应该有耐心,让各种程序稳定下来以为新国家建制生根,孙中山却燥然地发动“二次革命”,使得新国家在政治上无法生息沉淀。政治不稳定极大地助长了人心的混乱。
   本来,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应该追求类甘地的精神领袖低位,创办政治大学,大力传播基督教、儒道和西方正宗政治学说以为安邦定国的基础,同时积蓄和发展国民党的力量,如果这样,天下必归孙中山,民国也不会走火入魔。因为袁世凯、段祺瑞等前清旧官僚,缺乏建设现代国家的现代常识。
   孙中山在“二次革命”失败后,抛开孟德斯鸠、汉密尔顿等人的宪政学说,另造“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比起西方正宗宪政学说政治上倒退,而且在中国传统中也无根基,所以国民党得不到士人阶层的支持,非武力北伐不足以建鼎。孙中山和国民党企图通过黑社会个人效忠的手法,树立个人权威,但这种个人崇拜手法,怎敌远为极端的共产极权组织——共产党的个人崇拜手法?所以国民党遭共产党克制是必然的。
   袁世凯大搞尊孔读经、又企图复辟帝制,这表面上顺应了中国国情,实际上是大大悖逆了中国国情。中国人虽然“习惯有个皇帝”的心理根深蒂固,但亦有“天下皇帝轮流做”、家家想出皇帝的枭雄传统,辛亥革命后,皇帝被替换成总统,总统权位不能世袭,于是其他人,尤其是其他高官,就有了“天下皇帝轮流做”(当总统)机会,这时候如果复辟帝制,等于断了其他高官的前途,必然会遭到上上下下的强烈反对,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复辟帝制是绝对行不通的。
   袁世凯眼见当总统远不如做皇帝来得滋润和威风,企图复辟帝制,结果遭致全国讨伐、顷刻间众叛亲离,就是这个原因。今天金复新还在不遗余力地劝薄熙来称帝,殊不知,薄熙来一旦称帝,他身边的人就会造反,根本费不着胡锦涛、习近平一兵一卒。
   袁世凯听信奸人复辟帝制,是中国近代史最大的悲剧,复辟帝制失败导致袁世凯的早死,而袁世凯的早逝,造成当权派权威大真空,从此无人再镇得住各路督抚,中国遂滑落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乱局当中;这种乱局,又刺激老百姓追求强权,并为苏联的赤化和毛泽东等蟊贼野心家的崛起,提供了天赐良机。如果袁世凯没有复辟帝制,必然能够继续担任总统,袁世凯如果能够长期担任总统,中国决不会走上党国政治的邪途,民国必然会逐渐走上正轨。袁世凯虽然独裁,但袁世凯的独裁,是比蒋介石独裁宽松许多的非党国独裁,更容易向宪政转型。
   袁世凯尊孔读经是切合中国国情的,民国初年,人心浮动,各种思潮学说流行,真伪莫辨,亟需抚民、安邦、建制的学说和思想,儒学有助于抚民、安邦,但中国历代王朝证明:光靠儒学是不够的。袁世凯、段祺瑞光尊孔读经,而不推崇基督教安人心、不引进西方正宗政治学建制,让年轻人看不到希望,这是“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的诱因。
   知识分子精英陈独秀、李大钊、刘半农、鲁迅等人,对国学对西学都是半桶水,却骄傲狂妄,偏好“立异以为能”,他们利用民初的自由环境,大放厥词、盅惑人心,全盘否定中国传统,推介马克思、尼采等异端邪说,有意无意地把中国知识分子引上叛国造反歧途。胡适虽然敏锐,却漠视中国传统,结果他的自由主义在中国始终没有市场,他名气虽大,却没有力量。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还来不及在宪政民主上有多少觉悟,就在异端知识精英的误导下,就在列强欺凌而民族主义高烧中病急乱投医,愤世嫉俗恨传统,转向党国政治、转向马克思和列宁,毛泽东、张国焘、周恩来、朱德等人,误把鬼火当曙光,明明是错投了鬼胎,还以为是获得了新生。
   蒋介石敏锐地看到苏俄的赤化野心,修正了孙中山的错误,提倡儒家以为安邦之道,又在宋美龄影响下信奉和推崇基督教,但蒋介石却拒绝宣扬西方正宗的宪政学说,也不重用胡适,这让躁动的年轻人看不到希望,没有自由主义的援助,就照不出共产党的原形,破不了中共在意识形态上的盅惑。
   蒋介石虽然推崇儒家,政治经济上却不以中国民族为本,二战后过分依赖和听从对中国事务幼稚愚蠢的美国,以致在抗共战争中反胜为败。蒋政权形象上过分崇美洋化、上海滩买办气盛、严重脱离内地、特别是农村的士绅群体,以致于统治虚弱无力,并遭到广泛的误解。
   许多人认为作为马克思徒子徒孙的中共,是完全背离中国传统的;这种看法并不准确:毛共虽然极端反传统,但毛共却是靠极力投合中国人的劣根性传统上台的,毛共真正得以动员民众的,更多的是平均主义而不是不是枯燥的马克思主义,“均田地,等贵贱”、“有田同耕,有衣同穿,有饭同食”、“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这些都是中国传统中根深蒂固的平均主义。毛泽东一伙还精心煽点中国穷人的嫉妒心,如“越穷越革命”、流氓地痞是革命最坚决、最彻底的力量...由于宗教传统的缺乏,中国人的嫉妒心本来就较强,穷人的数量众多,民国又有太多的空子可钻,经过这一煽点,星星之火也就成了燎原之火了。对愚民大众来说,毕竟,把地主、“劣绅”、资本家...打倒分赃,“翻身做主人”,毕竟要比辛苦劳动诚实守法来得痛快和有吸引力。
   毛共疯狂破坏的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中国的优良传统,发掘和放纵的却是传统糟粕和人的劣根性。
   因为马克思主义违背人伦天理传统,因此以马克思立国,既无法带来国家富强,也难以长久。马克思主义本来就是西方的异端邪说,与中国道统不符,本来共产党的政权长不了的,“六四”屠杀后,马克思在中国信用破产,同年,马克思挂帅的政府在欧洲各国纷纷垮台,内外交困的中南海,本该在1994年步苏联后尘,但邓小平反马克思主义的“南巡”救活了中共。为了抢救政权的合法性,中南海先后炮制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理论”,对马克思施以奸尸,把诸多与马克思理论尖锐矛盾的理念,硬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糊弄了二十年后,这种手法因太弱智,现在不行了,胡锦涛就偷偷摸摸地学满清,阉割儒家以为己用,于是又是强调愚忠,又是强调“武德”,中南海在继续寡廉鲜耻毁弃黄钟的同时,拼老命兜售地传统糟粕。但是社会不和谐度仍然继续高涨,李长春等人慌忙又把孔子像搬到天安门广场,但很快被胡锦涛移走,胡锦涛瞪着三角眼扬言:“决不搞指导意识形态多元化”,据说是为了“不给反华分子错误信号、不给敌对势力可乘之机”。“指导意识形态”事实上已经真空很久了,还不让“多元化”,这实在是一个斯大林牌脑残的梦呓。不知道李长春侍奉着这一个严重脑残的主,会有什么感想。
   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胡锦涛在意识形态形神皆破的临界点上继续挂羊头卖狗肉,结局只能是彻底崩溃。
   
   反思以上百年的人物和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一个规律:失败者都没能在西学和传统之间找到平衡——要么食古不化、因循守旧、故步自封,以致不能适应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趋势;要么痛感于中国只落后,一边倒地崇拜和拥抱西方,脱离了中国的实际,以致误入歧途,导致祸国殃民的后果。其共同点就是:这些变革都不适应中国的国情——中南海政权表明上看很适应中国“国情”,实际上它是在利用中国的劣性毁灭中国。
   经过百年的折腾,我们必须坦然承认:中、美国情差别巨大,中国没有宪政民主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文土壤,因此,照搬(直接移植)美、英等西方国家的体制是种不活的。英国之所以君宪成功,因为她有君主制传统和《大宪章》以来的中古自由传统;美国之所以成民主共和楷模,是因为她有英国人的代议制和基督教的传统,它们早随“五月花”,“独立战争”一百年前,就已在北美殖民地牢牢生根。
   正常的人都知道:不可能灭掉中华民族,或者向毛泽东一样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因此要想成功移植宪政民主于中国,就必须把它嫁接在中国文化的根系上,耐心且适当地浇灌施肥,才能成功。诸多事实表明:这个嫁接口就在以中国儒家为主的儒释道传统文化上。
   中国传统的儒释道文化,虽经毛共疯狂破坏、虽经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集团虽然精心扭曲,远未被消灭,因为它的典籍众多、根系深广、广泛地影响着中国人的生活。人有信仰的本能,既然马克思、毛泽东、邓小平、胡锦涛都现了妖魔和骗子的原形,民众自然会去信仰别的东西,共产党压是压不住的,一味地压制,只的能导致道德大败坏。因此,现在儒释道在中国大陆复兴,基督教也前所未有的迅速传播。中国的民主化,必须借助这种情势,因势利导。中国现在社会道德极度败坏,社会面临崩溃的危机,中国大陆人毫无共识、相互仇恨、一盘散沙,亟需要弘扬儒家以唤醒民族认同、以回归“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美德,同时也需要基督教超越世俗功利、救赎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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