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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计生”问题是鉴别反对派人士民主素养的试金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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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秦人比当代中国愚民不恰当——与荆楚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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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秦人比当代中国愚民不恰当——与荆楚商榷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我的桂林老乡和笔友荆楚君,喜欢以“身体已进入了现代,头脑还停留秦代”,来讽刺胡锦涛一类僵硬的共产党棍及拥共愤青脑残。这种比拟固然对仗工整,却不够准确:秦代只有短短的十五年,先秦诸家争鸣的自由思想风气远未去除;秦始皇虽然武力统一了中国(华夏),却远未能征服中国的人心;秦朝用法家治国,但秦帝国的焚书坑儒、严刑峻法并不能征服人的思想,因为单凭刀剑并不能改造思想,只有精神产品才能改造思想。因此,秦代中国人的头脑未必不如现代,我们从张良收买力士,锤击秦始皇于博浪沙、陈胜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一呼百应等史实可以看出:秦人远比现代人勇敢,秦人至少远没有现代中国人的奴性。
   要想比拟那些垃圾国人,不如用“身体已进入了现代,头脑还停留在清代”更为确切写。因为清代类印第安的通古斯殖民统治者,采用刀剑+伪史+奴才文化三管齐下的法术,不仅征服了国人的身体,还“杀尽了汉人的骨气”,更造出了一种极端恶劣愚昧的后清酱缸文化——臣民吃里扒外、认贼作父,领导“宁赠外邦,不予家奴”。


   满清的统治完全是种族压迫暴政,而且是一种锁国抗拒文明的愚昧暴政,当这个反文明殖民虏廷摇摇欲坠之际,曾国藩、李鸿章、叶名琛、张之洞等大批士人却诚惶救驾,不惜以亿万本民族同胞人血染红顶子,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这些人无视满清的性质、漠视扬州屠城血迹、浑然不觉当年“薙发易服”、“毁我衣冠,奴我人种”的创痛和羞耻。
   李鸿章忘记了自己的根本,却好意思在马关条约谈判时,对身着西服的伊藤博文建议:你们日本人应有民族自尊心,不要穿西服,不要忘本!孰不知真正忘本者是谁人?人家日本人穿西服是自愿,脱下西服后可以随时换上和服参加礼俗庆典,而清国汉人身上的满装却由屠刀强加,日本人穿上西装和服还在,中国人穿上满褂后,汉服在哪里呢?你李鸿章脱下满洲顶戴龟袍后,敢换上汉服吗?李鸿章口口声声民族尊严,孰不知在日本人眼中,他李中堂不过“犬羊狄夷”豢养的一走狗耳,民族尊严的话题,李中堂岂配与议?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李鸿章率军攻苏州不下,遂利用英国人戈登作免死承诺,骗降太平天国守将。然太平军一投降,李鸿章立即出尔反尔,埋伏刀斧手,以酒杯为号,将苏州太平军降将二十多人,就于宴席上当场砍头,“场面极为血腥恐怖”(英国人语)。戈登闻报怒极,认为李鸿章极端卑鄙下流做法,极大地侮辱了他的人格,愤而拔枪欲杀李鸿章,经中英双方苦苦阻劝方止,最终由李鸿章披麻戴孝,为被杀的太平军将领送葬了事。
   有人盛赞李鸿章“洋务运动”的功绩,试问,这样厚黑下流的奴才刽子手,能给中国带来文明吗?孟子曰:“民无信不立”,信义全无的李中堂鼓捣的“洋务运动”,不过是企图借西方人的“坚船利炮”,以坐稳奴才而已。
   伪朝两广总督叶名琛为了殖民奴隶主爱新觉罗家的稳定,一气砍掉几十万广东人的头,把广州城外杀成尸山血海,及至被英国人装船抓至印度囚禁时,此汉奸奴才居然还好意思自命“海上苏武”,真是寡廉鲜耻,无以复加。
   
   最可悲的是: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这种奴性十足、杀人如麻的人文剧毒垃圾,在今天的中国仍大有人顶礼膜拜,以之为人臣楷模、“正公”、圣人、“现代中国之父”。有人甚至以为曾国藩、李鸿章的道路可以为中国带来宪政民主,不知道视人命如草芥的人文素养,与宪政民主八竿子打不着。认为曾国藩、李鸿章能带来自由民主,等于认为反人类杀人犯能带来自由民主。
   
   满清统治造就的这种极端恶劣愚昧的后清酱缸文化,并没有随着清廷的垮台而消失,反而因为共产党的汉奸邪教(毛共)+后清洋奴买办(后毛)统治,得到强化和加深。今天的中国人奴性十足、犬儒乖张、毫无民族自尊心和认同感的人文状况得自于清,而非得自于秦。
   同样不知宪政民主,秦代中国人无论是平民还是精英,整体上至少还有不甘奴役奋起反抗暴政的勇气和羞耻感,清代的大部分时间,中国精英们连这点羞耻感都没有了,“一睡沉沉数百年,大家不识做奴耻”(秋瑾《宝刀歌》),要靠八国联军的枪炮和孙中山的号角才把他们唤醒。
   其实,比拟那些党棍愚民愤青脑残,“身体已进入了现代,头脑还停留在清代”都不够准确,应比为“身体已进入了现代,头脑还停留在康乾”更为贴切。因为,英国人打开清国国门半个世纪后,后金酋长政权的控制力大大衰落了,晚清时中国人的思想比今天活跃得多、也质朴得多,今天中国党棍愚民愤青脑残们的素养,只跟打造伪史奴才酱缸文化的满清康乾时期近似,这也是他们不遗余力地推崇文字狱所炮制的“康乾盛世”的原因。
   
   曾节明 写于 辛亥革命百年十二月三日上午于纽约州家中
(2011/12/07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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