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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满洲化歪风劣俗略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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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满洲化歪风劣俗略考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许多华人都知道旧时汉族妇女的缠足陋俗,对之深恶痛绝,但他们却全然忽略了现于华人中大行其道的另一种更大歪风劣俗,就是以扁平的颅骨为美,华人的母辈或祖母辈们,为了追求扁颅,刻意用一种专门的硬枕头(通常为大米、或豆类填塞而成)把新生儿的颅骨压扁(连续一个月的强制性仰睡),以致于现在的华人,尤其是来自北方和东北的华人,普遍地颅骨扁平,而脸盘子却不合比例地宽阔。
   黄种人本来就眼窝浅、鼻梁低,经过这道人为的初生扁颅“手术”,外观就更失却了立体感,尤其是缺少头发掩饰的扁颅汉子们,来来去去象一块块宽板“三五”,比起街上高鼻深目长头的西方游客,外观气质差了一大截。


   街上好些几个月大的华人婴儿,由于头睡得太扁,整个后脑都变成了悬崖绝壁,望上去颇有几分怪异可怕,总有一种直觉的担心:这些孩子今后会不会是脑残?拥共反美的愤青大军中,总能看到年轻的单眼皮小眼睛的饭铲头们在喷沫挥拳,其脑残之外观,一望可知。
   由于扁颅群体众多,华人几乎戴什么帽子都不好看:戴礼帽、大盖帽撑不起来;戴贝雷帽头扁脸阔挂不住、戴鸭舌帽比例不协调更加不伦不类...于是中共红朝的八旗兵现在只好采用北韩式军便帽。而长颅因为富于立体感,戴什么帽子都好看:君不见长头的蒋介石,头戴大盖帽是何等英武威风,扁颅的毛新宇戴大盖帽的样子如何?当年同样是头戴大盖帽,扁颅的溥仪站在到访的日本亲王面前看上去就窝囊了一层,满奸溥仪的大盖帽,由于后半部撑不起来,帽子后仰成了“大盖坡”。
   扁颅不仅影响个人外观,也损害国家形象。“九一八”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日军注意到东北民众许多人扁颅,迥异于日人,于是颇为鄙视,当时日本人以扁颅为劣等民族标志,他们以为中国人天生就是扁颅。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德关系度蜜月,德国大力援助国民政府剿共,援助民国组建现代化军队,成效斐然,蒋介石曾在1934年选送一批青年军官赴德国深造,但其中有个辽宁来的人,因为头太扁,怎么也戴不了适合长颅的德式钢盔,结果死板的德国人怀疑此人的颅骨有病,把他送入医院检查,并通知中国方面,这件事弄得蒋介石很没有面子,于是老蒋召回此人,换了个赵丹般的帅哥军人去德国了事。北美印第安部落,也有扁颅传统:部族的贵族强迫奴隶们把自己子女的头弄扁,而他们自己却是长颅,以此区分贵族和奴隶。
   
   我相信华人这种追求扁颅的陋习大有损于智力,因为它危害智力的生理基础——脑部的发育。中国道家有云:“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何谓“自然”?“自然”就是自然而然,万物中只有上帝是自然而然的,TA不是谁创造的,因此,“自然”就是上帝。包括颅骨的形状和比例,人身体的自然比例是上帝定的,因此对待人体的发展,正确的态度是顺其自然,颅骨生来是椭圆球形,你不能强求方颅;人生来是要有后脑勺的,你不能为了什么“好看”(其实是丑陋),就把后脑勺改造成悬崖。那种以硬枕头改造婴儿颅骨的习俗,其实质是妄图改造上帝,是狂妄和亵渎。
   肆意改造人体自然比例,就和肆意破坏生态环境一样,是必然会遭受惩罚的。女人脚大不讨男人喜欢,女性拥有一双小巧的美足,更能吸引男性,这是全世界的规律,但中国的女人们,为了争宠取媚于枕席之上,不惜走极端搞一刀切,人为地强求有一双“三寸金莲”,而不管是否合乎身体的自然比例,结果怎样?不仅不漂亮,连走路都不正常了;而且,女人在缠足过程中痛楚非常。这就是上帝的惩罚。
   因此,沾染追求扁颅的陋习的人群,必然受到上帝的惩处。
   被人为弄成扁颅的人,不仅不好看,而且很可能如小脚女人走路不正常一样,思维不正常。
   当年普遍扁颅的北方人中衍生出义和团这种愚民妖孽,并招致八国联军痛加惩创;现今普遍扁颅的中国大陆人中毛左猖獗、脑残遍地、一盘散沙、假冒伪劣毒空前泛滥、中国人水深火热、连道德底线都在沦丧...就是上帝惩罚的神迹。
   《圣经》上说: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因此,人体的自然比例是上帝通过基因密码定的,人的自然形体是神圣的,随意改动是邪恶的,因此,刺青、美容手术都是邪恶的,变性手术更是罪大恶极的邪行!那些口称信奉基督教、却又遵从扁颅陋习、将自己儿女颅骨弄扁以求“好看”的中国妇女,她们是在犯罪。
   人体科学家必然有朝一日会发现此种陋习危害智力的证据。此种陋习危害智力虽然暂无证据,是因为此种陋习远未引起重视:中国人自己是陋习受害者,中国人自己不重视,指望外国人先来重视是不现实的。
   在桂林一中读初中的时候,我就注意到同学中很多人是扁颅,而街上和公园里,白人外国游客和他们的孩子几乎个个都是长头,我还以为这种差别是天生的。后来在桂林中学读高中,有一次周末,去阳桥新华书店翻书,看到日本育婴专家大关早苗女士著的《培育下一代的美人》,书中就指出了英国人普遍长颅挺拔等富于立体感的身材和面相,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俯睡育婴的习俗直接相关,书中也提到德国人、北欧人等日耳曼各族也具有这样的习俗,受英国传统的影响,美国的主流社会也具有这样的习俗,大关女士批评当时的日本人受中国人追求扁颅的陋习影响,倡导日本人向英、美、德学习。但是书中也提出俯睡育婴的危险性:婴儿俯睡不能垫枕头,否则有窒息危险。
   从此,我的兴趣,由《三国演义》转向西方文化,对英国崇拜得不得了。我同时以为,追求扁颅就如旧时妇女追求“三寸金莲”一样,是汉族自己造的孽,由此我鄙视汉族到了极点、我痛恨自己的汉族血统、自轻自贱、人格分裂,无以复加。
   
   直到我在红朝文字狱中坐牢出来,失掉了记者工作,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学习时才搞清楚这一陋习的来由。
   《满族风俗志》载:满洲(女真)人的妇人没有守家照看小孩的习俗,而是时常跟丈夫一起去狩猎;此民族女人外出时,也不像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那样使用背带、背篓,她们惯于把小孩置于家中,东北亚多狼,为了防狼,她们把小孩装在摇篮中吊起来,为防小孩乱动摔落,她们就把小孩用绳索捆缚,仰睡在摇篮上;捆睡在摇篮中的婴儿,既不能翻身,也不便转头,久而久之,就睡成“绝壁头”、“饭铲头”了。这就是“关东三大怪”之一,“养活孩子吊起来”习俗的来由。这种习俗,随着满清的入关而逐渐渗入到中国各地。
   满人“养活孩子吊起来”的习俗,本来不为汉人接受。因为满洲人普遍是扁颅,乾隆时期,汉族民间还流传有“宸韩人(暗指满人)生儿欲令头扁,押(压)之以石”的说法,多疑而敏感的乾隆帝听到这种说法后大为恼怒,不惜以万乘之尊亲自批驳:“...初生之儿稚嫩,岂堪押之以石?”他说,满洲人之所以有这种形貌,是“依本朝旧俗,凡生儿必设筐篮,内置卧具,令仰睡其中,久而成之”。在鄙夷、嘲讽、仇恨的社会氛围中,在底气不足的情况下,扁颅的阿哥、格格们遂主动出击,以攻代守,嘲骂身边的汉人是“南北头”,这种嘲骂风,由内到外,由南到北,逐渐传遍了全国。被嘲骂的汉人,是不敢回骂满人是“饭铲头”、“绝壁头”的,因为与特权民族冲突起来,动不动就是凌迟抄斩,若被对方打死了,基本上“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就和江泽民治下的法轮功信徒、胡锦涛治下的访民冤民一样。于是满人攻击汉人的“南北头”就占据了优势的话语低位,逐渐形成了笑凸不笑扁的话语氛围。
   汉族文化有个致命缺陷,就是官本位。谁只要当了官,臭狗屎也会变成香饽饽。满洲人,本来是野蛮可鄙的“北蛮夷之鄙人”,但入主中国后成了特权阶层,就立马不同了,年经月久,连满人放的屁,好像都有不同的品味。君不见北京故宫太和殿上,那张被满洲殖民者放过无数屁的龙椅,今天竟有无数的汉族游客热切地伸手触摸,据说是因为那上面有“圣气”。我1996年十月游故宫时,望着牌匾上的满文,心中充满亡国的痛楚,不理解这些人竟能这般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就如同宋代的民女效法达官贵人的千金小姐缠足一样,在官本位的强大作用下,汉人就逐渐把满人的陋习当作高贵习俗而效法之,崇奉之,由北到南,由京师到地方。扁颅陋习,首先同化的当然北京内城和东北的汉人,因为这些地方的汉人占不了优势。
   在官本位社会里,官人效法王公贝勒、士子、富人效法官人、没有文化的百姓效法富人和士子...就这么自上而下逐级传递,扁颅陋习就由满洲一隅之陋习,变成了中国全国的陋习。但是,爱新觉罗集团对江南的控制力毕竟相对薄弱,而且“自古皇权不下乡”,这种陋习的影响,主要限于大城市,对农村,尤其是江南、华南、西南的农村影响十分粗疏和微弱,有心从历史照片上可以研判出这种状态:从历史照片上看,直至解放前,包括西北、河南在内的广大中原和江南地区很难看出扁颅的痕迹,有几张侵华日军拍的南京儿童照片显示,当时南京人的扁颅很不普遍。赵丹、周璇、上官云珠、孙道临等民国时期影星也没有扁颅迹象,而现在的中国大陆演员普遍是扁颅。
   真正把扁颅陋习推向全国的是中国共产党。共产党能够壮大,考的是陕北和华北,中共得以打下江山,几乎全靠林彪的东北野战军,东北、华北和陕北,都是扁颅陋习的重灾区。中共在暴乱内战过程中,提拔了许多东北、华北和陕北的干部,这些共产党的大小干部——特别是东北的干部,随解放军南下,许多人当上了地方的大官。由于共产党政权远超过满清的组织和效率,这些男男女女,就远比满清更加深入彻底地把北方的扁颅陋习推广至全国各地、及至农村和边疆,经过中共六十年的统治,扁颅陋俗也就在全国深而广之、根深蒂固了。
   我奶奶生前证实:追求扁颅的习俗解放前(在桂林)本没有,是东北人(指南下干部)带来的。我母亲也说过:此陋习是北方人带来的,她湖南老家就没有此俗(但现在那里学城里人,也染上这种陋习了)。
   1999年的时候,我买票去参观了一个古尸展,展览会所陈列了宋代和明代的中国古尸,尸骨有达官贵人、也有平民百姓,其所展览的宋人和明朝将军的古尸都是长颅,没见到一个扁颅:著名的宋代大学士陈亮也是长颅,而且颅骨硕大,显示其智慧很高;里面还展出了一个宋代小家碧玉的遗骨(可能年轻时病死了),也是长颅,但她的“三寸金莲”却不止清朝时流行的三寸,而起码有五、六寸。
   宋理宗时期,南宋出使蒙古的使者,惊异于蒙古人的“颅面扁平”。这反映出:追求扁颅的陋习,并非汉族习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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