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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忌以“血统论”论断人——再谈胡锦涛的真面目

切忌以“血统论”论断人——再谈胡锦涛的真面目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胡锦涛的真面目到底如何?这个问题,在胡锦涛上台十年后的今天,本该没有意义,但许多中国人在政治上就是后知后觉,甚至后而不觉——执迷不悟。比如,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真理的问题,在东欧、俄罗斯都已成伪命题,在中国竟楞有一大帮知识分子闭着眼睛硬说:马克思主义就是真理,中国一塌糊涂是因为中共领导人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甚至高举“自由民主”大旗的台独反华分子洪哲胜等人,至今仍对马克思崇拜得五体投地,洪哲胜宣布:毛泽东和中共马列专家都不懂马克思主义,民运异议人士之所以反对马克思主义,都是因为不懂马克思主义(就你洪哲胜懂得马克思主义?)。

    广大恋胡者们曾经认定胡锦涛上台后会抛弃江泽民,实行“胡温新政”,结果2002年胡一上台就查禁《走向共和》、《中国农村调查》、《往事并不如烟》等一大批江泽民时期放行的作品,刘军宁、余杰、章诒和等一大批作家被钉上黑名单,民营出版萌芽被扼杀。
    广大恋胡者们就说这是军委主席江泽民“垂枪听政”的恶果,因而认定胡锦涛接掌军委主席后必有政改“大动作”,结果2004年九月胡接军头后,立即作了学习朝鲜、古巴的“9.19”讲话,次年五月又发出对“错误思想”、敌对分子(即民运、异议、维权、宗教、法轮功人士)“露头就打,决不手软”的“5.15”指示;总之,随着锦涛同志最高名器的巩固,封网急骤升级、“截访”越来越狠、对异见维权信仰人士的监控骚扰越来越严、越来越滥、人越抓越多、刑越判越重......
    广大恋胡者们就说这是江泽民的前幕僚曾庆红等“江家帮”使坏的结果,因而认定“十七大”后胡锦涛将会破旧立新,结果“十七大”后,特别是“奥运会”之后,在没有曾庆红的情况下,中国管理社会急剧北韩化的跌眼镜事实,令那些宣称胡锦涛是“汉文帝”、一直梦想和呼唤“胡哥”改天换地的人好生尴尬狼狈。
    但是这些人是不能够反省的。既不信基督教、佛教、也不信儒家的人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死不认错、百般狡辩和抵赖。现在他们又出来说:今天中国极度恶劣的现实,与胡锦涛无关,这都是江泽民造成的,为什么?他们说:江泽民的人在常委中占多数,紧套同志“政令不出中南海”。以周亚辉为代表的拥胡者们据此又宣称:
    胡锦涛是谁,还要等两三年后才能见分晓。如此“耐心”实在有违常理常情,显然,周亚辉等人是在为胡锦涛赖住军委主席造势。不知是不是受了这些人的影响,许多法轮功信徒又重燃胡总的“平反”热望,视听重又混淆。因此,对胡锦涛的真面目,有必要在此再作点评。
   
    “政令不出中南海”,明摆着是胡说:陈良宇也抓了、刘晓波也判了、“和谐”号也翻了、赖昌星都遣返了...怎么“政令不出中南海”了?
    每问及此,挺胡急先锋周亚辉就大摆李克强之同学资格,言之凿凿地说:李克强是开明派,胡锦涛重用李克强、想让李克强接班,这就证明了胡锦涛是开明派!
    我倒想问:邓小平也曾重用胡耀邦、赵紫阳,而且一度以胡耀邦、赵紫阳为接班人(如果没有“八九学潮”,赵紫阳决不会下台),这能不能证明: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一样,也是政改派?
    而且,现在胡锦涛早已抛弃李克强了,他在全力提携胡春华等团派边疆杀人犯团伙为自己的杀人罪行作垫背,他要隔代指定胡春华作习近平的接班人。
    狡赖不过,周亚辉就甩出维胡的王牌,说:胡锦涛与戈尔巴乔夫一样是平民出身的团派,只有平民出身的人才会搞政治改革,“太子党”不可能搞政革。
    这是典型的“血统论”思维。四十年前,遇罗克在铁幕恐怖下勇敢地批判“龙生龙,凤生凤”、“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思维,他为此付出了年轻的生命。四十年后的今天,居然有那么多异议人士乐此不疲,他们竞相以出身之作为评判统治者的标准,这实实在在是中了中共“血统论”的毒,遇罗克烈士看来是白牺牲了。
    对“血统论”的癖好,反映出中国人特别强烈的嫉妒心,这是传统饭糟粕和共产党的统治共同造成的。其实,无论是中共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血统论”观念,还是平民老百姓对中共统治集团的“血统论”观念,都是荒谬的。
    特定的出身,并不能决定特定的思想观念,因为人之复杂性,远远超出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实际上是经济决定论,即认为人的经济状况能够决定人的思想立场,这根本是谬论,试问:同样是无产阶级,一个穆斯林和一个基督徒思想立场能一样吗?一个印度工人和一个中国工人的思想立场可能一样吗?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思想立场可能一样吗?...马克思的阶级划分理论,完全抹杀了宗教、民族、文化、性别等诸多因素影响,纯属粗暴生硬的划分。
    不要说出身同一阶级的人千差万别,就是出身于同一家庭的亲兄弟姐妹,往往都其趣各异、迥然不同,“性相近,习相远”,根本就没有什么“阶级属性”。子女与其父母的差别,则更加显著,往往是“有其父未必有其子(女)”。比如,郭沫若是共产党的御用文痞学棍,但他的长子郭家英却企图叛逃香港,郭家英与郭沫若一样吗?
    因此,既不存在有共同诉求的所谓“无产阶级”,也不存在以出身为纽带的政党。
    中国老百姓从嫉妒心出发,容易接受“血统论”,他们习惯性认定中共官僚的子女都不是好东西,中国存在一个由高干子弟组成的“太子党”,他们是中国最坏的一群人。事实上,高干子弟之间千差万别,也没有共识,并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太子党”。试问:同样是太子党,郭家英和邓朴方一样吗?林立果和李鹏一样吗?曾庆红和毛远新一样吗?王岐山和薄熙来一样吗?刘亚洲和毛新宇一样吗?
    “太子党”也不一定是顽固保守派。蒋经国是典型的“太子党”,但蒋经国对台湾的民主化,起了什么作用?平民出身也不一定开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都是平民出身,他们开明吗?
    有人认为胡锦涛的父亲胡静之为毛共整死,所以胡锦涛内心一定是开明派,这纯粹扯谈。父亲被中共整死的人就不亲共?杨振宁的父亲也是被中共整死的,杨振宁媚共到了什么程度?更何况,胡锦涛早就与其父划清界限,他这样“出身不好”的人,得以荣入清华学府,“文革”中毫发无损,仕途一帆风顺,他对毛共只有感激之心。
    事实上,出身优越的掌权者,由于心底的优越感,行事一般更为自信,往往也耻于使用太龌龊的手段,他们反倒比出身低贱的人更能推动变革、也常常来得优容和雅量,而出身低贱的掌权者,往往是靠更为厚黑的手法跻身尊位,因而其统治一般也更为不择手段。贵族出身的李世民、赵匡胤的统治比起朱元璋、毛泽东来怎样?孰优孰劣、孰雅孰鄙,一目了然。
    一般来说,在维护中共的“革命史”(即打江山的合法性)方面,“太子党”更加顽固,毕竟这触及其家族名誉,但在体制变革上,中共“太子党”不仅不比团派低劣,反而比团派更有可能大胆突破。因为“太子党”更敢做敢为,而团派成员因为出身的劣势,更需要以“党性”取胜,何谓“党性”,一是服从性(林彪语),一是流氓性,即为了向上爬(美其名曰“党的事业”),可以舍弃良心和人性。江泽民治国的很多思路,都是“太子党”曾庆红提供的,胡锦涛上台后大用团派治国,我们可以看看谁更烂:胡锦涛一伙极权倒退霸王硬上弓,贪腐枉法强拆抢劫更比江时期十倍过之而无不及,以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哀叹:“胡不如江”。
    胡锦涛本人很明显就是以“党性”取胜的典型,为了自己飞黄腾达,他可以与父亲划清界限、从不祭奠屈死的亡父,他可以几十年不闻不问穷困潦倒的养母,他甚至忍心批准对他养母刘秉霞老人住宅进行强拆,可见其人性麻木到了何种地步!
   
    那么,如何判断一个政客开明与否呢?如何无数的事例表明:依据其成长的经历,远比依凭出身来得准确。
    同为团派,戈尔巴乔夫为什么会是政改派?这固然与戈氏的智慧悟性和道德良心有关,也与戈尔巴乔夫的成长经历密不可分。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人的价值观成型的关键时期,在二十岁到二十八岁之间,也就是在大学时期和参加工作的初期。价值观成型之后,一个人思想、人生观、世界观就终生很难改变了。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都生于1931年,大学期间,正逢斯大林死去,苏联社会“解冻”,二十五岁的时候,又恰逢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运动,当时斯大林诸多令人发指的罪恶大量被曝光,斯大林的很多罪行,都牵涉到共产极权的体制的罪恶,聪慧而敏感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当时所受到震撼和启蒙何等之大、何等之深?可想而知。因此,同年出生的戈尔巴乔夫、叶利钦双双成长为共产极权的掘墓人,决不是偶然的。
    不仅受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的启蒙,其实早在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其间,戈尔巴乔夫已经受到“新思维”的影响:大学期间,他曾与捷克斯洛伐克异议人士、后来“布拉格之春”的领导人兹德内克•姆林纳同住一室,并深受其影响,戈氏对他的思想甚为欣赏。
    胡锦涛受到什么影响?小学、中学和大学时期,统统在毛共“十七”年中浸泡过来,胡锦涛的青春期,正是中国共产极权最具生命力的鼎盛时期,1965年大学毕业后,又恰逢毛泽东个人崇拜登峰造极的“文革”时期,而且,胡锦涛“又红又专”,“积极向党靠拢”,长期担任政治辅导员,为此清华大学还读了五年,经典著作没读一本,党棍法术烂熟于胸,俄语不精英语不会,传统现代两头刷,人文正史两眼一摸黑,“普世价值”更八竿子打不着,不读书,不学习,看报只看《人民日报》,小说只读了卓娅、苏拉...这地地道道一个斯大林的样板好学生、中不中、苏不苏的苏维埃“黄俄”鬼子。如此禀性、如是经历,胡锦涛的精神世界,除了“十七年”和“毛文革”的型外,还能塑什么型?
    不仅是胡锦涛,四十年代出生中国政客,普遍都是特别顽固的专制信奉者,如张德江、吴邦国、李长春、贾庆林、周永康,这不是偶然的。1955年出生的李克强和汪洋,之所以比较开明,这是因为他们在价值观的塑形时期,正赶上胡耀邦“拨乱反正”的启蒙,当然,也不是人人能够启蒙的。
   
    周亚辉、李成等人,利用中国人不喜鉴别的“酱缸思维”劣根性,把十年来的所有恶果笼统归结为共产党体制的罪恶,完全规避胡锦涛的个人责任。我实在告诉他们:共产党的体制固然是十年来倒退暴政的制度根源,但一切制度的罪责,同时也是人的罪恶!因为制度的运作离不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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