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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制度吗?


   
   
   
   牛克思

   
   
    长期以来有一种论调,说中国人的素质太低不适合西方民主制度,要想在中国建立西方民主制度,除非中国人的素质得到普遍提高,但是提高一个民族的整体素质是非常困难的,至少也要几百年的时间,因此,中国的民主政治是几百年以后的事。
    毫无疑问这是共产党放出来维稳的谬论,目的是要中国人民认可它的独裁统治,这种谬论似是而非,在现实中的确迷惑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为了唤醒被共产党迷惑的中国民众,使更多的中国人加入到民主运动的进步队伍中来,作为一个追求民主的理论研究者,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共产党的歪理邪说进行彻底的批判。
    众所周知,民主是一种以军队国家化,行政、立法和司法分权制衡,即所谓“三权分立”为核心内容的政治制度。决定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建立这样的政治制度的条件有二个:一是国内民族的融合程度,如果国内各民族融合程度低,互相敌对,并且在民族构成上没有主体民族,存在二个或者二个以上人数相差不多的民族,这样的国家就很难建立起稳定的民主制度。前南斯拉夫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目前正发生着种族冲突的非洲国家也是这样的国家。二是人类智慧必须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过去几千年的封建历史上,每个国家都曾发生过许多政权更替的大变动,可是却没有一个国家朝着民主制度的方向发展,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人类的智慧还没有发展到能够正确认识权力本质的高度,总是固守着“君权神授”这样一种陈旧落后的观念,所以政权的更替只能在改朝换代的轨迹上重复。洛克、孟德斯鸠为人类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开创的民主政治理论,像黑暗夜空的闪电照亮了人类,从此人类对权力本质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民主政治思想,是人类智慧的一个巨大成就,因为有了她,人类在出现政权更迭的时候有了一种全新的选择。
    民主制度并不神奇,她无非是调整人与人权利关系的一种管理模式。有人可能要问,封建社会维系了几千年,即使改朝换代人们也还是继续选择独裁制度,难道不能说明独裁制度在调整人们权利关系方面也是行之有效的吗?我的回答是:独裁制度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唯一的制度模式,并不是因为它行之有效,而是因为那时人类的智慧还很低,还没有达到认识民主制度的高度,人类接受独裁制度是没有选择的选择。虽然苏格拉底时代的古希腊城邦也试行过民主,可是那时人们对民主的认识很不成熟,他们的民主不是建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础之上的,奴隶的广泛存在说明他们的民族融合程度很低,广大的奴隶被排除在政治生活之外,即使在平民和贵族之间,政治权利也是不平等的。他们不知道“三权分立”的权力制衡机制,军队没有国家化,军人干政也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这样的民主制度是不会稳定的。古希腊城邦民主失败后,人类就只剩下独裁制度这一条路可以走了。独裁制度是一种僵化的政治制度,政治权力属于某些特权阶级,对于政教合一的国家来说政治权力属于教士,对于世俗国家来说政治权力属于贵族,对于一党专制的国家来说政治权力属于独裁政党。这些特权阶级脱离社会,不了解社会底层广大劳动人民的迫切需要,因此他们制定的法律总是残缺不全,只会围着自己的利益转。封建社会在独裁制度这种落后的管理模式下,之所以能够勉强维持社会秩序,是因为那时的人类还处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市场经济不发达,人们的活动半径非常小,社会成员的交往不多。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使国家法律残缺不全,人与人的利益冲突也可以依靠乡规民约来调整,乡规民约弥补了国家法律的缺漏,这样,就使得封建社会勉强维持了下来。由此可见,并不是独裁制度这种管理模式具有调整社会利益冲突的功能。
    随着一国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中央集权也出现了日益强化的趋势,国家试图用法律来规范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乡规民约逐渐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地方乡绅和宗族族长失去了司法的权力。然而,独裁制度的僵化并不会因为交通和通讯的进步而得到本质的改变,以统治者利益为出发点而制定的不合理的法律(比如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革命罪等)长期得不到废除,社会底层劳动人民迫切需要的法律(比如控告贪官污吏的诉讼权、惩罚滥用职权的警察、勒令政府官员公布个人财产的法律等)长期得不到立法者的重视,使得国家法律与社会需要出现严重的脱节,这就显示出独裁制度在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上的无能。因为独裁制度在调整社会利益冲突上的这种无能,使得它面对城市化的社会束手无策。如果说在农业社会独裁制度还可以蒙混过关的话,那么在城市化的社会背景下,剧烈的社会利益冲突是它无论如何也跨不过去坎。
    由此可见,民主制度是为了解决经济市场化或者说城市化引起的人口高速流动导致的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而设计的政治制度,她与国民的素质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吗?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必须先了解素质的定义。什么是素质?素质是人类的优秀品质在个体身上的反映。具体说来,人的素质包括身体素质、职业素质、文化素质、道德素质、政治素质等五个方面。身体素质是指人的健康状况,职业素质是指人在工作上的专业水平,文化素质是指人在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修养,道德素质是指人的公共道德意识,政治素质是指人明辨是非的能力。说中国人素质低不适合民主制度,到底是指哪方面的素质?身体素质显然和政治制度无关,在这一点上我想没有人会怀疑。那与什么素质有关?1776年美国独立的时候,文盲率高达50%,然而美国却成功地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政治体制。所谓文盲率,就是不识字的人占全体国民的比率,它与国民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负相关,文盲率高的社会,其成员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就低;文盲率低的社会,其成员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就高。美国在如此之高的文盲率的国情下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民主制度,这充分说明国民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也与政治制度无关。中国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在毛泽东时代,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是由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都是些从部队转业下来的农民,他们根本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十分低下,因此想当然地认为,只要干部队伍实现了年轻化和专业化,就可以彻底改变官僚主义作风。可是,从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中国已经培养出了数以千万计的大学生。据报道,今天中国的文盲率已经降到了10%,而美国的文盲率还保持在14%,可见现在中国人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比美国人还高。就政府官员来说,大多数公务员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有的部门公务员中大学毕业生还高达90%,中国政府公务员的素质不可谓不高,可是结果怎么样?中国政府的官员却越来越腐败、官僚主义作风也越来越严重,在与民争利的时候,这些具有大学毕业证书的官僚们根本就没有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动不动就动用武装警察对老百姓进行镇压。可见,提高国民的职业素质和文化素质,并不能自然而然地促进政治体制的民主化。正如苏格拉底所说:鞋匠补鞋的技术再高,也不知道如何治理国家!
   接下来我们看看国民的道德素质与政治制度的关系。不可否认,今天中国人的道德素质确实很低,懦弱、冷漠、残忍、狡猾、不守信用、没有社会责任感。正是这些低劣的品质,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中国人的道德素质,说中国人道德素质低,绝对没有半点冤枉,已故台湾作家柏杨先生就称中国人为“丑陋的中国人”!
    但是,笔者认为,中国人道德的这种低素质不是中华民族先天遗传的,而是共产党的独裁统治造成的!独裁制度是因,道德素质低是果,而不能因果倒置。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习惯是环境造就的,不同的环境会造就不同的习惯。长期坐牢以后刚刚恢复自由的人,会习惯性地见人就弯腰,嘴里继续喊着“报告政府”。在农村生活的人,高声喧哗、随地吐痰、不愿意排队,这些是十分自然的现象,因为农村旷野开阔,说话的人经常需要提高嗓门高声叫喊对方才能听见,房前屋后杂草丛生,随地吐痰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不明显,公共事务极其稀少培养不出排队的习惯。希望农村人刚到城市就知道遵守交通规则是不切实际的,要想让农村人养成城市人的生活习惯就必须让他们到城市来生活,而且只要他们来到城市生活就一定会养成城市人的生活习惯。人的道德素质和政治制度的关系,就像人的习惯与生活环境的关系一样,在独裁制度中生活的人,不可能养成民主制度下生活的公民所具有的那些高尚的道德素质。只有改变生活环境才能改变人的习惯,同样,只有改变政治制度,才能改变人的道德素质,而且,只要改变了政治制度,人的道德素质就一定会发生改变,千千万万生活在海外民主国家的中国人就是很好的例子。如果说中国人道德素质低就不适合在民主制度下生活的话,那么,请问今天数百万在西方民主国家定居的中国人又是怎么适应的呢?
   可是有的人却反过来,把人的道德素质说成原因,把国家的政治制度说成结果,这难道不是颠倒是非吗?这方面有一个流行很广的谬论,就是说中国人缺乏契约精神,因此中国不适合搞民主政治。这种论调认为:“民主是一种契约政治,中国人现在的契约意识还很淡薄,必须依靠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才能培养出中国人的契约意识,只有等到中国人普遍具有了契约意识,才可能在中国建立民主制度。”说这种话的人不知道,独裁政治何尝不是一种契约政治?在争夺国家统治权的战争中,战败者承认战胜者的统治权,战胜者承认战败者的生命权,这不就是一种契约吗?契约精神绝不是市场经济培养出来的,而是法律强迫出来的,市场经济只不过为契约精神提供了一个生存的空间而已,因为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不需要交换,当然也就不需要契约。但是有了交换,如果没有法律,人们从市场经济那里能够得到的只能是欺骗,除非人类永远呆在物物贸易的状态下。既然法律是契约精神的基础,那么,我们只要看看独裁政治和民主政治这两种模式,哪一种制度中的法律是真正的法律,就可以知道哪一种政治制度可以培养出人民的契约精神了。毫无疑问,无论是在立法的科学性还是在执法的严肃性上,民主政治都是独裁政治不能望其项背的!共产党的法律不是明文规定中国人民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吗?共产党的法律不是明文规定未经审判任何机关和个人不得剥夺他人的自由吗?为什么中国人民至今还在因言获罪?为什么中国的警察还可以不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就剥夺他人的自由?就算独裁国家的法律是政府一手包办的,这些法律不也是政府对人民的承诺吗?这些法律不也是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契约吗?是谁在破坏契约?是谁没有契约精神?如果有人还指望通过市场经济来培养普通民众的契约精神,难道政府的契约精神也能指望市场经济来培养吗?不,政府的契约精神只能靠民主制度来规范,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不抛弃一党专制的独裁制度,政府就永远不可能有什么契约精神!市场经济本身就是法制经济,离开法制的市场经济只能是权贵经济。当前的中国经济就是权贵经济,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贵经济会自然而然地转变成市场经济吗?绝对不能!既然权贵经济不能自然而然的转变成市场经济,又怎么能让中国人的契约精神在权贵经济中得到培养呢?把所谓的契约精神当作推行民主制度的前提条件,本质上就是想无限期拖延民主制度的建设。因为契约精神是一个无法量化的抽象名词,主张这个前提条件的人,永远给不出一个具体的指标来指导人们进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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