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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十五)(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第六章  林彪之死的致命一击
   
       庐山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决计继续在陈伯达身上做文章,随即在党内发动了”批陈整风”运动。这场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冲着林彪而来的,采用的手法是敲山震虎。实际上,如果不是因为陈伯达在政治上投靠林彪,毛纵然对他再不满意,也不至于如此大动干戈,因为陈毕竟跟随毛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况且在文革之初为斗倒刘少奇冲锋陷阵,确实出过大力。毛泽东本来就对林彪过分膨胀的权势戒心极大,这次庐山会议上发生的事情,更让毛认定林彪在政治上有野心,不安于位,急于抢班夺权,因此下决心解决林彪的问题,以绝后患。他之所以在庐山批陈时把林彪暂时分别出来,并刻意加以安抚,不过是一时的缓兵之计,因为他需要时间来考虑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陈伯达便成了箭靶子,就如同当年在文革之初为了斗倒刘少奇而先拿彭真开刀一样。
   
    

   “批陈射林”的部署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一不做二不休,在病中作了批陈整风的部署。不过,他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更着意的走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减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做准备。
   
       对于批陈整风运动的矛头所向,毛泽东本人从一开始就不完全讳言,而且有意识地在中共党内领导层中吹风。他在庐山会议结束后返回北京时,在丰台火车站同北京市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说:陈伯达是船上的老鼠,看见这条船沉了,就跑到那条船上去了。当时参加谈话的吴德回忆说:”毛主席这么说,使我意识到陈伯达后边还有人,不仅是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军委办小组的人,而是地位更高的人。我想到了林彪。”
   
       庐山会议后,毛泽东对林彪的猜疑和提防,由于自身的被迫害妄想症而变本加厉,处处疑神疑鬼,陷入一种莫名的恐惧之中。
   
       毛的保健医生李志绥在回忆录中详述了这一点。原来,毛在庐山会议期间因游泳受了风寒,到11月下旬病情越来越重,已经转成了肺炎。周恩来为此曾派了三名医生给毛看病。他们的诊断是肺炎。那时毛的被迫害妄想狂已经十分严重。毛一听就火了,说他们是林彪派来的,是按照林彪的指挥治病,连着发了两天脾气。周为此不得不把远在千里之外正在农村巡回医疗的李志绥紧急召回来。为了劝说毛泽东接受治疗,深知其脾气的李志绥只好谎称说:”看来仍旧是老毛病,慢性支气管炎急性发作,只要打打针就好了。”听李这样一讲,正在盘算如何在政治上斗倒林彪而担心自己身体拖不过对手的毛一脸焦虑的神情立刻放松了,然后刚双拳猛气即电扣前胸说:”林彪大约希望我的肺烂了。”为此,毛非常高兴,当夜还请李志绥吃了饭。
   
       尽管毛泽东这次病得着实不轻,但却丝毫没有放松实施”批陈肘林”的部署,相反由于这次生病更加强了他采取行动的紧迫感,很多重要决策都是在这期间作出的。九月中旬,毛批准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又把陈所把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鉴于林彪是靠搞个人崇拜起家的,毛采取了釜底抽薪的办法,号召党内高级干部学习马、列著作。十一月上旬,中共中央专门为此发出了通知。
   
       实际上,还在九届二中全会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就有意旧话重提,讲了一通他当年交代罗瑞卿为党内高级干部选开马、列书目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对与会者说:这件事挂不上罗瑞卿的账,而是我的账。你们不了解情况,说是罗瑞卿扰乱了林彪同志来读我的著作。说到这里,毛又故意当众对林彪说:其实是我扰乱你,而不是罗瑞卿扰乱你。十二月间,毛泽东又在同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谈话中,有意把对个人崇拜降温作为一个重要的话题,对林彪旁敲侧击,说:”什么’四个伟大’ (即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讨嫌!”毛的这一讲话随后发至全党学习。
   
       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的势力,以便与林彪的势力相抗衡。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后被拆了庙,江青这一派的人成了散兵游勇,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以及被毛所信任的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在舆论、组织两力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其实,毛对批陈并无多大兴趣,只不过是个幌子。他更着意的是如何把火引向林彪,削弱和瓦解他在党内军中的势力,为最终拿掉他的接班人地位扫除障碍。用毛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抛石头”-一向下发批示、批语,砸向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掺沙子”一-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鉴于一时没有抓住林彪本人的什么把柄,毛泽东便用敲山震虎的办法,先拿他手下的几员大将黄、吴、叶,李、邱等人。开完庐山会议后,毛先是有意让犯同样错误的汪东兴”主动”检讨过关,然后示意汪以他的名义给吴法宪等人传话,施加压力。可是当吴法宪、叶群仿效汪东兴写出检讨后,毛却又抓住不放,作了大段批示,严厉批评吴法宪”缺乏正大光明的气概”,叶群是”爱吹下爱批”,称”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在军委办事组成员中占了上风,其中有些话,像”多年来不赞成读马列的同志”等,明显是冲着林彪而来的。对黄永胜,毛泽东也不再宠信,态度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当众斥责他一天到晚不抓大事,不参不谋,骂得狗血喷头,说:”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总参谋长!”稍后,毛泽东又一改多年来对林彪所主持的军队工作倍加称赞的态度,连续提出批评,要求军队”反骄破满”,纠正不正之风,利用冬季实行长途野营拉练,称”如不这样训练,就会变成老爷兵”。
   
    
   批陈整风的前台主角
   
       毛、林失和后,周恩来被夹在当中,充当和事佬,尽量缓和事态,维护党内的团结。在批陈整风运动中,他不想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更多地扮演了一个缓冲的角色。周这种居中调解的努力,毛、林双方却都不买账,连连碰壁。
   
       在迅速扩及全党的批陈整风运动中,周恩来成为毛泽东手中对付林彪的一张王牌,在前台扮演要角,具体贯彻落实毛的意图。处在夹缝之中的周既无意违抗毛的旨意,也不愿过分为难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更多的是奉命行事,希望他们能够争取主动,尽快检讨过关。为此,他在九月下旬看到毛对汪东兴书面检讨的批示后,立即提议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在”想通了后,应给主席、林副主席写一书面检讨,揭露事实真相,与陈完全决裂,对党对己都很有利”。
   
       但是,没有想到毛泽东却对吴法宪、叶群二人抓住不放,对他们的检讨作了措辞严厉的批示。这样一来,反而帮了倒忙,弄得周恩来很尴尬。他担心本来就有抵触情绪的黄、吴、李、邱等人会对毛有意放过汪东兴,却对他们没完没了,思想上想不通,产生更大的怨气,以至在检讨的问题上顶牛,令事情更加无法了结。于是,善于做调解工作的周氏主动把自己摆进去,批告黄、吴、李、邱四人,说毛”两个批示对我们都是最大的教育”,以便多少缓和一下毛的批示对他们所造成的精神压力。
   
       但是,毛泽东发动的批陈整风运动决不仅仅是为了进行一场思想上的”自我教育”,而是另有所图。毛在接连”抛石头”砸向林彪党羽的同时,为了防患于未然,展开了被其称为”控墙角”的行动,目标是护卫京师的北京军区。其实,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并不是林彪山头的人,兼军区政委的李雪峰在文革运动中虽曾被陈伯达出面保过,但陈不过是奉命行事,两人并无更多的瓜葛。毛之所以拿北京军区开刀,是因为他深知京畿地区的重要,而庐山会议的风波又是从华北组首先闹起来的,北京地区不少党、政、军高级干部都卷了进去。这令毛实在下能放心。
   
       善于抓题目做文章的毛泽东很快便从隶属于北京军区的三十八军党委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的报告中找到了”石头”,迅即作出批示,要求北京军区党委开会讨论”是何原因陈伯达成了北京小区及华北地区的太上皇?”并点名让黄永胜、李作鹏参加会议。根据毛的指示,十二月下旬,北京军区党委召开了扩大会议(史称华北会议)。会议的气氛十分紧张,充满了火药味。江青按照毛的意图,在会上点了李雪峰的名,郑维山也成了陪绑。李、郑二人随之在会上成为众矢之的,非要把两人打成”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成员不可,而且株连了下面不少人,大有重新挑起华北各地派斗之势。
   
       这种杀鸡给猴看的场面,让被毛泽东点名参加会议的黄永胜等人心惊肉跳,就连周恩来也为此感到不安,试图出面纠正这种过火的搞法。不过,周做得很老到,采取了弃李保郑的做法,以免与江青正面冲突。他在写给毛和林彪的报告中反映了华北会议出现的偏向,提出:”如不注意领导,主张打倒的人会占多数,问题会扩大而不易深入,对立会加深而不利团结。因此,我们主张对郑维山同志和北京军区仍应一分为二。”
   
       这以后,华北会议上的紧张气氛才算有所缓和。而这时毛泽东也认为改组北京军区的舆论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表示同意结束华北会议。于是,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央作了会议的总结讲话,宣布了关于改组北京军区的决定,由毛所信任的李德生、纪登奎二人出掌北京军区。
   
       华北会议后,周恩来总算松了一口气,以为批陈整风运动这回该告一段落了,于是把主要精力放到全国计划会议上去,讨论制定一九七一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第四个五年计划设想。这次会议已经召开了两个月,但由于批陈整风运动是当时政治上的”头等大事”,其他工作只好让路,所以种让一拖再拖。对此,周心里很着急,想尽快结束会议,以便各地贯彻落实会议精神,好好抓一下经济工作。
   
       然而,这并不是毛泽东的兴趣所在。在把京畿地区牢牢掌握在手里,毛并不想罢手,继续对林彪手下的几员大将穷追猛打。二月十九日,他在周恩来请示结束全国计划会议的报告上又一次”抛石头”,点名批评黄永胜所主持的军委座谈会”开了一个月,还根本不批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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