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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十二)(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收拾文革烂摊子
   
       周恩来知道这个差事不好干,却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他在主持其事时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底线,绝不触动文革本身,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惹怒毛泽东。虽然整个过程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总算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就这样,以文革派的两员大将王力、关锋沦为阶下囚为标志,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在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大卜大乱之后,终于开始收场了。周恩来的政治处境也随之改善,不仅摆脱了曾经一度岌岌可危的处境,重新在政治上站稳了脚跟,而且令对手损兵折将,元气大伤,着实让中央文革一干人领教了他的手段,在对待他的态度上大大收敛。
   
       更让周恩来大大松了一口气的是,毛泽东对他的态度也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再出面安抚笼络。在得知周心脏病发作病倒以后,毛特意从上海传话过来表示关心,要他注意休息,不要劳累过度。随后,毛又在接见各地党政军负责人的谈话中,提出要批评”极左派”,指出外事口有”黑手”和”阴谋集团”;并在审阅姚文元奉命写的《评陶铸的两本书》时特别加了一段话,点了前一段在社会上反周最力的造反派组织”五一六”的名。不仅如此,稍后,毛还打破缄默,对”伍豪启事”一事作了明确的表态:”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对于毛泽东这一连串安抚的举动,周恩来不免感到受宠若惊,不过也明白毛的用意所在,无非是要依靠他去收拾文革的烂摊子,在政治上营造一个毛所设想的从”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局面,好对党内外有所交代。对此,周本人虽知这个差事不好干,却并不想推辞,而是竭尽所能地担当起来。实际上,从文革发动之初,他心里就在默默地等待着这一天,结束乱局,重新恢复国家社会的正常秩序。现在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可以施展自己治国平天下的身手了。
   
       当然,周恩来也深知收拾文革乱局决非易事,而是困难重重,大乱之后国家正处于内忧外患之中,百端待举。不仅各地的造反派已成脱缰野马,难于控制,而且还将多方受制,投鼠忌器,只能在十分有限的范围内做些补救工作。与此同时,强邻环伺,中苏两国之间处于战争的边缘。尽管如此,周还是决意要把这件事情做下去,毕竟这样总要比天下大乱好得多,况且经过文革风暴以后,党内已经很难再找出第二个合适的人选来做这件事情了。对此,周氏内心深处是有着一种义不容辞的使命感的。
   
       在以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周恩来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尽心竭力同时又小心翼翼地收拾文革乱局,为召开中共九大创造条件。他一个省一个省地做工作,解决当地的老大难问题,并以中央的名义发布多项布告、命令,严令禁止武斗扣需断交通运输,敦促两派拆除工事,封存武器,恢复生产,共同维护交通运输的通畅。对于一些武斗严重的地区,调集力量实行军管。与此同时,他要求各群众组织开展整风学习,消除派性,实现大联合。在此基础上,推动解放干部的工作,成立各级革委会,重新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引导全国各地相继转入了毛所设想的”斗、批、改”阶段。
   
       正是放纵容易收束难。上述收拾文革乱局的过程步履艰难,其问几经周折,历时近两年,其中包括发生了一九六八年三月的”杨,余、傅事件”和其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击右倾翻案风”这样大的反复。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决心已下,周恩来在主持其事时又始终小心翼翼,恪守政治庭线,绝不去触动文革本身,最多只是在一些局部的问题上纠偏补漏,避免触怒毛,所以虽然整个过程一波三折,一拖再拖,但没有出现根本的逆转,最后总算是把局势重新控制起来。到一九六八年九月,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全部建立了革委会,实现了所谓”全国山河一片红”。
   
    
    
   在政治与良知之间的选择
   
       在为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的问题上,周恩来从一开始就看出这是欲加之罪,不大愿意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无奈毛泽东执意要把他拉下水。在经历了一番内心的挣扎后,周最后还是”保持晚节”的念头占了上风,明知这是一杯苦酒,也只好硬著头皮喝下去,扮演了毛帮凶的角色。
   
       在毛泽东结束文革运动的全盘考虑中,如何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占据很重的分量,远远超过他对诸如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一类问题的关注程度、毛十分清楚他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已经把整个国家拖入一场空前的动乱和内战之中,如果拿不出开展这场运动的”丰硕成果”,他在政治上就无法交代。正是出于这种需要,毛泽东决意继续拿刘少奇开刀,在他的历史问题上大做文章。因为只有设法证明刘少奇的问题极其严重,才能显示出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完全必要的”和”非常及时的”。
   
       为此,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九月下旬刚从外地返回北京后,就亲自召集会议,把给刘少奇历史问题定案一事正式提了出来,要求把它作为召开党的九大各项准备工作中的一件大事来抓,并且一直抓得很紧。随后,在中央文革碰头会开始着手进行九大的筹备工作时,毛又就专门对”解决刘少奇的问题”作了部署,要求一定要抓紧刘案的审查工作,无论如何也要在九大前把刘少奇的历史问题”落实”下来。
   
       这件事最初落到了周恩来的头上。他明知这是一件十分棘手的差事,却不好推辞。因为自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周本人一直兼任着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的职务(文革之初由邓小平兼任),因此给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定案正是他份内的职责。况且此事又是毛泽东亲自交办的,在政治上有很重的分量,事关结束文革的大局。在这种情况下,一向信守”顾全大局”的周只好勉为其难,硬着头皮应承下来,担任中央审查刘少奇专案的牵头人。
   
       不过平心而论,周恩来对抓这件事并不是那么卖劲,这和他收拾文革乱局时的态度很不一样,他在主管这件事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处于”听喝”的状态,拨一拨动一动。他在接见专案组的谈话中,总是不断地说两面的话,譬如”既要大胆地去设想,去调查,又要极其谨慎”,一方面强调说对刘少奇历史问题的审查工作在政治上”意义重大”,另一方面又强调要认真核实调查材料,没有把握的不要作为证据往上拿。周的这种态度,自然影响了办案的指导思想,使得对刘案的定案工作进展迟缓一直无法取得重大突破。
   
       对此,毛泽东很不满意,认为周恩来是老病复发,想脚踩两只船,在政治上为自己留后路,有必要找机会敲打他一下。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要把刘少奇历史上的”罪行”定下来。眼看预定召开九大的日期日益迫近,而刘的历史问题却无法坐实。这令毛心急如火,于是决定中途换马,把周撤换下来,由江青接管对刘案的审查工作,并指定主管党内肃反工作多年的康生在中央常委分管此事,从旁协助,尽快把刘的历史问题定下案来。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决定,当时具体掌管刘少奇专案的谢富治立即对下作了传达布置,提出:”大叛徒刘少奇一案,主要工作都是由江青同志亲自抓的。今后一切重要情况的报告和请示都要直接先报告江青同志。”江青见毛泽东如此重用自己,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她去”攻坚”,自然十分卖力。她曾多次不无得意地表示:我现在忙得很,担负着中国第一大专案,不过,江青也确实不负重托,指挥刘少奇专案组日夜奋战,查阅大量敌伪档案,从中寻找:真/以做文章的蛛丝马迹,突击审讯,采取各种手段,诱骗逼供,勒取伪证,无所不用其极,甚至连危重病人也不放过。最后总算是如愿以偿,靠屈打成招的伪证和断章取义的编造,整理出二奉所谓刘少奇三次被捕叛变的”罪证材料”,于一九六八年九月中旬正式报送中央。
   
       下仅如此,急于向毛泽东报功的江青还把在中央领导核心中传阅刘少奇的有关”罪证材料”,变成一次对毛个人的效忠表态。她带头在上面批道:”我愤怒!我憎恨!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刘少奇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大特务、大反革命,可以说是五毒俱全的最阴险、最凶狠、最狡猾、最歹毒的阶级敌人。”"要是没有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中国革命前途是不堪设想的。我作为一个革命的中国共产党员,书此以明我的无产阶级、中国共产党员的忠心和气节,我将永远忠于毛泽东思想,永远忠于革命的人民,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小学生”。
   
       显然是对周恩来主管刘少奇专案时的消极态度不满,江青在批转中央文革碰头会其他成员审阅时,有意将了周一军,并把文革派摇羽毛扇的军师康生作为暗绑,点名说:”请你们把各自知道材料(重要的)批注一下,特别是恩来同志和康老,你们知道的可能比我多,因为你们工作经历决定这点。”对此,康生心有灵犀,在第二天便表态,跟着批了一篇话,表态完全赞成江青”充满无产阶级愤怒的批语”,
   
       江青的将军和康生的表态让周恩来在政治上陷入窘境,面临无法回避的事态。本来,以周氏为人的精细和饱经党内肃反斗争的阅历,不难看出这份拼凑而成的所谓刘少奇历史问题”罪证材料”中的疑点和破绽,然而,大陆官方的《周恩来传》却极力为周开脱,说他”不清楚”江青一伙有意制造伪证,”不掌握真实情况”而最终相信了专案组的报告。这种解释未免太低估周恩来在政治上的判断力了,再说周为人的精细也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下面蒙骗的。况且周自己也刚刚因”伍豪启事”的风波而在政治上经受了一场不小的虚惊,从而使他更容易看出事情的真相–不过是毛泽东欲加之罪,出于政治上的需要而拿刘少奇的历史问题开刀罢了。
   
       实际上,周恩来本人早已意识到这一点,看出刘少奇一案中存有不少疑点,许多材料靠不住。在这种情况下,周一开始不愿意完全昧着良心去做亏心之事,所以在审议刘案时一直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想急于下结论,为此和江青、康生一度顶牛,双方争得很厉害。江、康曾几次对周拍桌子,批他是”怀疑派”,并告到毛泽东那里,传下话来敲打他,弄得周压力很大,最后只好退让,表示:要改你们改。周大概认为,这样做似乎就可以逃避良心的审判了,求得心之所安。后来当毛决定由江青替换周来主管刘案时,他乐得就此撒手。正好躲开这个难题。
   
       但是,这一次周恩来却无处逃遁,不得不在政治与良知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现在无法确切知道当年周氏在作出决定时的心路历程,不过必然经历过一番内心的挣扎和灵魂的拷问则是无疑的。邓颖超生前曾对给她写传的作者谈过,周在作出这一决定时心里很痛苦,连续几天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踱步,彻夜未眠,办公室的灯一直是亮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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