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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二十三)(明镜出版,高文谦作))接上页博讯www.peacehall.com

   
       周恩来的这种检讨,当然被毛泽东认为是没有触到疼处,企图敷衍过关,他需要的是彻底打掉周在外交上的威风,同时让他领教一下在政治上打出批极左的旗号,另搞一套是决然没有好结果的。早在一旁蠢蠢欲动的江青对毛的这一意图心领神会,率先在政冶局会议上向周恩来开炮,想趁机在政治上把他搞臭。
   
       江青在会上胡搅蛮缠,一会儿说周”左”,”是霍答”,”主张两个拳头打人”,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一会儿又逼周交待在同美国人的会谈中究竟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道按毛定下的调子,给周恩来扣上”右倾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弄得周连话都讲不下去。
   
       事情搞到这一步,完全出乎周恩来的意料之外。他一时难从接受上纲如此之高的批判,不大相信这是毛泽东本人的意思,还以为又是江青在无理取闹,所以开始时还尽量忍耐克制,希望毛能出来制止她的这种搞法。
   
       后来江青上纲越来越高,指责周恩来”丧权辱国”、”蒙骗主席”,”给美国人下跪”,逼迫他承认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根本不由分说。周对这种在政治上对他的栽赃污辱,实在忍无可忍,当场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但是右倾投降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的头上!”
   
       周恩来的顶牛,正好给了毛泽东大做文章的口实。毛随即下令扩大批斗会议的规模,并亲自拟订了列席会让的人员名单,除了让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即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和王海容、唐闻生、罗旭、章含之以及中联部部长耿枫参加以外,还饶行深意地提议让邓小平出席会议。
   
       这样,批周的会议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地点从钓鱼台搬到人民大会堂,会议的主持人由周恩来改为王洪文。毛泽东并指定由王海容、唐闻生担任他的联络员,通过他们进行遥控,直接掌握会议的进展。
   
       从十一月二十五日到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展开了前所未有的批判斗争。为了给会议加温,扩大会议一开场,就由唐间生介绍情况,并原原本本地传达了毛泽东批周的最新指示和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对外交工作的批评,足足讲了八个钟头,调门非常之高,许多用语与毛对刘少奇、林彪所使用的一模一样。诸如: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入,水泼不进,等于文革前的旧北京市委;外交部不执行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因此要对外交部”甩石头”。(”甩石头”一语,是毛在对付林彪时所采用的策略之一,意为发出警告一-作者注),不仅如此,毛泽东还危言耸听地宣称: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
   
       毛泽东这些充满火药味的提法,大有把周恩来从政治上彻底打倒的架势,使整个会议处于非常紧张的气氛之中。同时也使得周恩来猛醒过来,知道这并不是江青个人在和他过不去,而是毛本人的意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还不赶紧低头认罪的话,不仅于事无补,而且只会越闹越大,到头来咎由自取,落得和刘少奇、林彪一样晚节不保的下场。于是,周恩来只好强忍满腹的委屈,不再为自己作任何辩解,而是按照毛定下的调子,开始给自己戴帽子,往自己身上泼污水,接受会议的批判。
   
       应该说,与会的多数人并非全都真心拥护毛泽东的批周指示,而是却对周恩来心存同情。会上对周氏无限上纲、围攻批斗的场面,特别是江青指着周的鼻子大骂的阵势,更是让一些刚刚进入中央领导核心的工农代表心惊肉跳,不寒而栗。
   
       但是,多数与会者慑于毛泽东的威严,在政治压力下,为了自保而赶紧和周恩来划清界限,表态拥护毛的决定,跟着往同身上泼污水,上纲上线,痛加批判。在会议的发言中,”卖国”、”屈膝投降”、”目无中央”、”蒙骗主席”等一类提法,比比皆是。此外,还有人乘机泄私愤,翻历史老账,借批周来洗刷自己,狠狠踹周一脚。
   
       这种墙倒众人推的场面,周恩来虽然久经党内斗争的风雨,伹还是有些吃不消,为此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沉重,吃不下饭,睡不着觉。不过,他理解会上多数人的苦衷,是在奉旨行事,所以并不计较,因为他本人就曾不止一次地扮演过这样的角色。两年后,当时参加批判会的乔冠华向已经病重的周氏当面检讨这件事,请求他原谅时,周表示:”这不是你们能左右的事”,”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么能不讲呢?再说,我也有失误,也不能说不能批评我。”
   
       江青为首的文革派一干人在会议中扮演了核心角色。会议开始时,江青提议并经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每次开会前,江青等六人连同毛的两位联络员王海容、唐闻生,都先在钓鱼台开小会,商量在会上如何贯彻毛的意图,引导会议批周。会后,他们又在一起凑着,研究怎样向毛汇报。开过几次会议后,华、汪两人便退出,剩下清一色的文革派一干人,这便是”四人帮”正式形成的开始,钓鱼台也由此成为他们的代称。
   
       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当时的情况说:周恩来挨批判期间,当然由王洪文主持会议。周恩来在家等候通知去参加会议,不必再提前到达会场。散会时,他亦”知趣”地即刻离开大会堂回家,因为有人留在那里商量下一步对付周恩来的办法。这本没有什么不正常,问题是,往日谁见了周恩来都会主动热情地打招呼,如今有些人则尽力回避,即使正面相遇也表现冷淡。
   
       会上,一心想在政治上露峥嵘的江青已经不满足于毛泽东所定下的调子,只是批判周恩来在外交上的”右倾投降主义”,而是要抢到在政治上整倒周氏的头功,就像毛曾一再表扬过的她在反对刘少奇、林彪的斗争中所扮演的角色一样。为此,江青仿效毛斗倒刘少奇的手法,把批周的调子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称”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同时又把毛在一九七二年初病重时向周恩来交权的事情翻腾出来,反指周”迫下及待地要取代主席”。
   
       江青此举,果然语惊四座,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投放了一颗重磅炸弹,与会者听说周恩来竟然逼毛泽东交权,虽不大相信,但因江青是会上”帮助小组”的主角,而周本人又缄口不语,于是不得不跟着批,纷纷升高了批斗的调门。这样一来,会上的气氛更加紧张,给周加的罪名越加越大。按当时的情形来看,加给周恩来的这两条罪名坐实的话,已非被打倒不可了。这给批周这出戏的幕后导演毛泽东出了一道今后如何收场的难题。
   
       应该说,毛泽东对于一直作为自己在政治上”炮手”的江青心情很矛盾,既欣赏她敢打敢冲的性格,也十分了解她为人的弱点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毛虽决意要狠整一下周恩来,但只是想给他点颜色看看,打掉他的威风,斗无意彻底打倒他。
   
       毛泽东这样做并非想对周恩来手下留情,而是在政治上的代价太大,得不偿失,不只会给林彪事件后已经风雨飘摇的政局造成重大的冲击,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把周恩来一脚踢开之后,由谁来取代他的角色来管理这个庞大国家的日常事务。这是毛泽东在林彪事件之后,对周戒心大起后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可以说,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毛泽东才决心把邓小平解放出来,让他重返政坛。
   
    
   邓小平在会上的角色
   
       邓小平揣摩出毛泽东点名让他参加批周会议的用心。为了让自己的考试及格,在政治上更上一层楼,邓在发言中对周做了违心之论,话虽不多,分量却很重,仅仅几句话就把毛对周的欲加之罪讲了出来,而这恰恰是让周恩来深感委屈的地方。邓并非不知道这一点,但为了重新获得毛的信任,还是昧着良心讲了出来。
   
       在说明邓小平在批周会议上所扮演的角色之前,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人们有一种误解,认为周、邓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邓小平的复出是周恩来起的作用。事实上并非如此:从政治上来说,邓小平与毛泽东有着更深的关系。邓一直是毛的人,可以说是毛一手扶植起来的。毛很看重这一点,不但在文革之初,就是在后来批邓时,始终都对邓留有余地,提议”保留党籍,以观后效”。
   
       而邓小平在后来否定文革时,压制党内胡耀邦等人公开批毛的主张,仅从个人原因上来说,固然有充当”中国的赫鲁晓夫”之虞,恐怕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与毛泽东的关系毕竟太深了,一损俱损,邓不愿背负弃主忘恩的骂名。
   
       至于周、邓两人的关系,虽说从历史渊源上来说,他们很早就相识,但两人之间的关系却并不像人们所想像的那样密切,原因在于他们在中共党内斗争中的经历大不一样,在以毛划线的站队中立场完全不同。按照延安整风时的划分,周恩来是党内经验宗派的代表人物,而邓小平则是毛派的头面人物。不仅如此,在建国以后的权力格局中,邓更成为毛泽东手中挟制周的一张王牌。了解这一点,对于理解周、邓两人在政治上和而不同、同而不党的复杂关系非常重要。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同是出身于中共党内的旅欧派,不过当时邓的年龄尚小,还是个玩心未泯的少年;而周则在五四运动中已经崭露头角,一到欧洲便很快成为中共党团组织的领袖人物。两人在年龄、气质和兴趣上有不小的差距,明显不是在同一个层次上。回国后,周长期在上海中央工作,而邓则在下面闯荡磨练。在中央苏区时,两人又碰到一起,不过周是临时中央派之牵制毛泽东的钦差大臣。而邓则跟毛很紧,成为苏区毛派的头子,眼着毛一道挨整。
   
       毛泽东格外看重这一点,对邓小平精心扶植,由此奠定了邓一生的际遇。在延安整风时,周恩来作为”教条统治的帮凶”,遭到整治;而邓则是党内著名的毛派人物,受到重用,一路扶摇直上。尽管邓本人是政工出身,对军事工作不大在行,却被委任为统帅二野、三野两大野战军的总前委书记,锋头甚至超过林彪。
   
       建国后,毛泽东顾忌周恩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同时又兼政府总党组书记的权力太大,很快便调”五马进京”,邓小平是其中之一,出任政务院副总理,分周的权。八大后,毛更是安排邓以总书记的身份总揽全局,在政治上牵制刘少奇和周恩来。
   
       周恩来、邓小平二人这种截然不同的政治经历和在权力格局中的相互关系,决定了两人在长期的合作共事中,虽说不是对头,老死不相往来,但也难以建立起亲密的关系,更多的是井水不犯河水,在表面上客客气气的背后,彼此都心照不宣。毛很清楚周、邓二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眼下想利用的正是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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