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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二十一)(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中美和解的波折
   
       柬埔寨事件一度打断了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是毛泽东在掌控对美和解的大局时,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不过这并非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天下事总是好事多磨。刚刚开始的中美和解的进程由于随后发生的柬埔寨事件而被迫中断,向后推迟了整整一年。本来在第一百三十六次会谈后,中国一直在等待着美国对中美双方在北京举行高级会谈的正式答复。但因美国国务院从中作梗,美国方面迟迟未能答复。这使得中国已经感到不快,开始怀疑美国的诚意。正好在此时柬埔寨又发生了政变,西哈努克被废黜,滞留北京,而亲美的朗诺,施里玛达上台,在国内煽动反华浪潮,从而使得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面临重大的考验。

   
       应该说,中国并不愿意看到因柬埔寨事件而损害中美和解的进程。本来,毛泽东已经开始相信美国将逐步从针对中国的越南战争中脱身,而且无意参加反对中国的联盟的承诺。这是中国决心改善同美国关系的前提。但柬埔寨事件却把中美两国再度推向新的对抗。在中国看来,美国非但没有从越南战争中脱身,反更深地卷入这场战争中来,支持朗诺政权,其后又出兵柬埔寨,进攻北越军队在那里的庇护所。这使得毛又转而怀疑美国的诚意。
   
       不仅如此,更令中国领导层感到不安的是,自己的头号敌人苏联将西哈努克推给中国后,转而同美国站在一起支持朗诺政权。在柬埔寨问题上,又出现了美苏联手对付中国的局面。再加上美国方面在举行中美高阶层会谈的问题上迟迟不表态回应。所有这一切,令中国不得不重新检讨自己的政策,推迟中美和解的进程。
   
       不过,中国并没有完全被柬埔寨事件牵着鼻子走,对脆弱的中美关系意气用事,乱了自己”远交近攻”的既定方针,而是在表面上对美国大张挞伐的同时,在实际上却把斗争的重心放在揭露、孤立苏联上,做的是表里文章。这就是中国之所以从苏联手中接过西哈努克这个”烫土豆”,并有意大张旗鼓,把事情搞得那样轰轰烈烈的原因所在。这种作法与其说是出于抗美援越的需要,倒不如说是为了和苏联争夺”反帝旗手”,趁势扩大在印度支那的影响,造成苏联的难堪。
   
       对此,中美双方都心知肚明。作者当年在采访已故中国外交部长乔冠华时,他就指出过这一点:”柬埔寨问题是中苏对立的一个方面。”基辛格则说得更尖刻:”柬埔寨行动远远没有伤害我们同两个共产党巨人的关系,倒是给莫斯科和北京增加了一根可供争夺的骨头。因为北京和莫斯科都要争取影响在印度支那起来反抗的各种力量而创立了一个互相角逐的新战场。”
   
       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系列外交攻势,恰恰为上述说法提供了历史注脚。一九七0年三月十九日,西哈努克抵达北京后,周恩来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仍待之以国家元首的礼遇,但对西哈努克转告苏联方面提出的中苏应采取联合行动,共同帮助他的建议,明确拒绝,提出:”可以各搞各的。”
   
       三月二十日,周恩来在向毛泽东报告柬埔寨局势的信中,对越共追随苏联的路线颇有微辞,同时却称赞了一心跟中共走的柬共(即红色高棉),说:”现朗诺上台,我们倒可以无顾虑了。现在南越最不争气,一切都是实用主义出发,只有柬共倒是坚决要走武装道路的,不过力量还小,经验还少,需要鼓舞其决心,增强其信心,在东南亚终究会打开一个局面的。”这些评论已经预示出日后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与越南闹翻的先兆。
   
       四月五日,周恩来访问北朝鲜。这是中国政府首脑自文革后所进门’的第一次正式出访。行前,他致信毛泽东、林彪,谈这次访问的目的,说:”这次访问朝鲜,重点是在支持它反对美日韩联合行动,支持它对苏修闹点独立性,号召它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及其走狗的斗争,以形成远东的反对美帝及其伙伴、走狗的斗争而孤立苏修。”周氏果然不虚此行,不仅说服了金日成在柬埔寨问题上同中国采取同一立场,从而在北朝鲜同苏联的关系之间打进了楔子,而且使得文革后一度冷落下来的中朝两国关系重新热乎起来。
   
       四月下旬,在中国的大力撮合下,在中国召开了印度支那的三国四方最高级会议。这是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所发动的一连串外交攻势的高潮。中国对这次会议大造声势,周恩来特地赶去祝贺,并宣布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的消息作为对会议的献礼。通过此举,中国既增加了手中同美国谈判的筹码,同时又使仍然与朗诺政府保持关系的苏联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这令中国感到十分快意。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决定继续打柬埔寨牌,趁势扩大战果。同时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暂时搁置中美和解的进程。这既是对美国政府因内部扯皮而拖延答复的一个报复,又可继续吊美国的胃口。
   
       周恩来在就第一百三十七次中美会谈的日程问题致毛泽东的信中,分析了美国迟迟不能确定中美会谈的原因,指出其矛盾心态在于目前”美认为公开派特使来华还为时过早(他已在三月上旬透露),但又怕我们因柬埔寨政变而加紧反美”,建议”为给美力一点颜色,拟将中美会谈推迟到四月十一、十二或十三日”。后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一拖再拖,会谈的日期总算敲定在五月二十日。
   
       然而,当美国出于军事上的考虑,于四月三十日出兵柬埔寨后,刚刚敲定下来的中美会谈再度陷入僵局:毛泽东不仅因此更加怀疑美国即将从越南战争中脱身的诚意,而且还被由此引发的美国国内校园的骚乱和抗议浪潮所鼓舞。一生以”反帝旗手”自居,总是在期盼革命高潮到来的毛,这时显露出革命家的本色,认为当前世界范围内正出现一个反对美帝国主义的高潮,中国不能袖手旁观,必须有所作为,中美关系问题可以暂时放一放。
   
       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中国再度推迟了中美会谈,并且选择原定双方会谈的第二天在北京召开了五十万人的群众大会。毛泽东亲自出席了大会,林彪代为宣读了毛的声明,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这是毛在掌控对美和解的过程中,偏离战略目标而出现的一个曲折。当然,这不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动摇,而是毛一时革命激情发作,误判形势而造成的一段短暂的插曲。
   
       对于毛泽东这一决定,周恩来只有紧跟照办,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尽量保持对美政策的连续性,避免因摇摆过大而伤及还十分脆弱的中美关系,并为今后留下转圆的余地。五月二十七日,他将外交部《关于推迟中美会谈第一百三十七次会议的请示》送给毛泽东、林彪审阅。周在附信中表示拥护毛对国际形势的判断,说:
   
       ”关于国际形势,经主席几次指点后,我曾约外交部领导小组座谈了几次。大家对当前反对美帝及其走狗的国际革命运动的局势,有了新的认识。”
   
       关于推迟原定在五月二十日举行的中美会谈一事,周恩来解释到:
   
       ”也曾考虑中美会谈和国内群众大会平行进行,必要时,还可发表我方在中美会谈中讲话,但几经考虑,双方既已会谈,会谈内容非万分必要不宜公布,否则,失去运用作用。推迟开会,既可暴露美苏会谈之急,又可使美苏一时难于捉摸我方意图,采取此议似较妥当。
   
       关于下步对美谈判的策略,周恩来决定采取”拖而不断”的策略,不把谈判的门关住。根据周的意见,外交部行对中央的请示报告中提出:”为今后有利于我对美帝、苏修斗争的策略运用,关于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既不具体确定,也不无限期推迟,只向对方表示,双方联络员可在六月二十日会晤,商谈第一三七次会期问题。
   
       其后,当中美会谈联络员会晤日期再次临近之时,中国外交部在评估了形势后,决定继续往后推迟会期,但又使会谈”暂时拖而不断”。这时,毛泽东显然已经对不断面临的会期问题感到厌烦,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沉机观变,另辟蹊径。因此,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中美会谈联络人员会晤问题的请示》时,把外交部提出的”下次会晤日期再推迟到七月二十日”改为”可通过双方联络员’在适当时机’另行商谈”。
   
       此后,中美华沙大使级会谈再也没有恢复。这场堪称外交史上马拉松式的谈判最终不了了之,但中美两国和解的进程却已经在逆转,双方都摸清了对方的战略意图,并尝到了其中的甜头,珍视彼此在对苏关系上存在的战略价值。与此相比,中美之间以往的积怨和某些现实利益的冲突都是次要的,至少是可以暂时搁置的。在这种情况下,中美双方虽然在柬埔寨事件中都升高了抨击对方的调门,却适可而止,避免把门关死,以便在适当时机重新恢复对话的势头。
   
       当柬埔寨事件告一段落,毛泽东也从革命的激情中重新回到现实中来以后,中国接连采取行动,创造重新对话的气氛。周恩来首先出面澄清人们对中国外交重心是只反美不反苏的错觉。这一印象是由于中国在柬埔寨事件后大张旗鼓地支持印度支那三国的反美斗争,而毛泽东的”五二0声明”中又没提反苏造成的。
   
       六月十六日,周恩来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内务部长哈兹比乌时,着重澄清外界的上述错觉,说:”我们现强调反对美帝及其走狗,是不是就不反苏修了呢?这是一个时候打击的重点,而实质上就暴露和孤立了苏修。因为我们这样动员世界人民,我们这些国家这样强调反帝,他就不敢嘛!在世界人民面前一比,就比下去了嘛!西方记者都懂得,说不提苏修是最大限度地孤立苏修,暴露苏修。这是辩证的。”七月间,中国又不动声色地释放了以间谍罪被判处了二十年徒刑的美国主教詹姆斯华理柱。尽管这只是例行公事,但释放的时机却具有明显的象征意义。
   
       八月间,同中共领导人一直有着很深交情的美国记者斯诺获准访华。周恩来立刻在百忙之中抽空会见了他,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中国是把斯诺作为中美关系全局中的一个棋子,希望通过他来做点文章的。周在谈话中详细询问了美国的政情,并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情况,表示如果美国愿意认真对待台湾问题的话,谈判的”门是敞开的”。会见后,他立即将这次同斯诺谈话的清样稿送毛泽东阅,说”以便先睹为快”。因为此刻毛正在审时度势,考虑动用斯诺这颗”棋子”的时机。
   
       与此同时,美国方面也不甘寂寞,积极采取行动。九月二十日,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有意插进了一段有关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谈话,并且表示:”如果说在我去世以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去不了,我希望我的传子能够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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