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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二十)(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联美整苏”构想的形成
   
       同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握手言和,对于毛泽东这样一个靠反帝起家的人来说,并不是一个容易做出的决定,完全是被苏联逼上梁山的,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下,萌生了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念头。
   
       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苏三国之间战略关系演变的历史轨迹,正好应验了这一说法。

   
       二战后,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美国和前苏联两个超强对峙的冷战格局。中国的政局乃至外交政策的演变,一直受到这一格局的斗刻影响。在国共内战中大获全胜的中共在执掌了中国大陆的政权后,随即宣布了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加入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
   
       这与其说是毛泽东对苏联情有独钟,不如说是在当时东西方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下,决心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一种必然的选择。实际上,当美国出于遏阻共产主义势力扩张这一全球战略的考虑,先是在内战中支持国民党,进而在国际上对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孤立和封锁后,急于获得国际上承认的中国唯一现实的选择,便是只有倒向苏联一边了。
   
       然而即使在这时,中美两国关系也并未完全走入死胡同,双方仍留有若干可以转圆的余地。真正导致彻底关闭中美关系和解之门的是朝鲜战争。中美双方在战场上兵戎相见,互相残杀,创深痛巨,彼此之间结下了一时难以化解的仇结。
   
       实际上,中美双方都是被这场由北朝鲜金日成挑起并且在背后得到斯大林支持的战争拉下水的,结果两败俱伤。美国固然”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打了一场错误的战争”,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给世人留下了”纸老虎”的形象。中国则更是这场战争的输家,虽然自称是”自愿”参战,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实际上却是毛泽东为了打消斯大林对他所谓”扯皮白萝卜”的疑虑,即表面上的共产党而实际上的民族主义,以便取得加盟社会主义阵营的许可证,以至在国内立足未稳的情况下,扮演了一个替老大哥和小兄弟火中取栗的可悲角色。中国在作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以后,不仅劳而无功,所获甚微,而且由于美国第七舰队在朝鲜战争爆发后随即开进台湾海峡,从而坐失了一举收复台湾的机会,铸成历史大错,影响至今。
   
       相形之下,苏联则是朝鲜战争最大的赢家。它在把中国拖下水后,自己却一直避免直接卷入,躲在幕后坐山观虎斗,收渔翁之利。通过朝鲜战争,苏联一石数鸟:既利用北朝鲜打了一场代理人的战争,在东方牵制了美国而减轻了苏联在欧洲的压力;同时又阻止了中美之间可能出现的和解,让双方在战场上彻底撕破了脸。而且还趁机大发中国的军火财,把大量二战时期的剩余军火卖给中国,还要加上利息,大大地赚了一笔。
   
       不过,苏联这种损人利己,趁火打劫的作法,虽然得逞于一时,但也让中国从此认清了自己这位”老大哥”的真实面目,种下了日后中苏交恶的种子。
   
       一九六九年三月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为中美两国重新走向和解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契机,珍宝岛事件的发生或许有某些偶然因素,至今仍然无法弄清究竟是谁先开的第一枪,却是中苏关系经过五十年代短暂的蜜月之后急遽恶化,并且愈演愈烈的结果。
   
       中苏关系从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以来开始持续恶化,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发展到国家关系的全面紧张,彼此之间激烈对骂,边境纠纷不断。两国之间的边境由原来的”有兵无防”或”有兵少防”发展到双方大兵压境,剑拔弩张,终于大打出手,彻底闹翻。
   
       珍宝岛事件后,中国在国际上的处境变得十分险恶,受到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南北夹击,处于两面受敌的境地。特别是苏联在中苏边境大量增派部队,陈兵百万,虎视耽耽,对中国构成巨大的威胁。这种腹背受敌的处境,让中国领导层感受到很大的压力。对此,毛泽东曾向人表示:”看来我得像鲁迅说的那样,我也得横过身来战斗,才能有效地进行两面战斗:一手对付美国,一手对付苏联。”话虽这样说,其实毛心里也很清楚,中国像这样”横著身子”在两条战线作战,绝非长久之计,非被拖垮下可。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重新考虑以往中国反对美苏并重的外交战略,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作法。实际上,早在珍宝岛事件之前,毛就已经开始把目光转向国际舞台,寻找在对苏斗争中各种可能的同盟军,珍宝岛事件以后更加强了这种紧迫感。谙熟中国历史的毛泽东很快便从自己的老祖宗”以夷制夷”的传统中找到灵感,萌生了”联美整苏”的想法,决心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同远隔太平洋的美国缓和关系,利用国际间的合纵连横来对付北方近邻苏联,以减轻中国自身的压力。
   
       可以说,同美国和解的念头就是由此而来。在此之前,毛泽东已经注意到了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尼克松在就职演说中向中国摇动的橄榄枝,表示将寻求改变孤立中国的政策,不让其再”生活在愤怒的孤独状态之中”。
   
       不过,中美关系的僵局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同样也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化解的。况且,迫不及待地同美国讲和,难免给世人留下中国走投无路,只好投靠美国的印象。这样做,既有损中国”反帝旗手”的形象,也不利于中国在与美国讨价还价时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最初按兵不动,期待美方在中美和解的问题上采取主动行动。
   
       珍宝岛事件后,毛泽东的这种心情更加迫切,他曾自言自语道:”中苏发生交战了,给美国人出了个题目,好做文章了。”为了在与美国人的谈判中占据有利的位置,深谙欲擒故纵之道的毛决定暂时稳住中苏关系,至少不使两国边境武装冲突的事态进一步扩大,以免给美国增加谈判筹码,然后再徐图改善中美关系。
   
       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提出了”坚决反击,准备谈判”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宣传战中对苏联严词谴责,以”哀兵”姿态争取世界舆论;另一方面,不关闭谈判的大门,呼吁缓和边境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从林彪在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中对珍宝岛事件的官方表态中也可以看出,文章做的是活扣,可进可退。
   
       与做事喜欢迎接挑战,敢于放手一搏的毛泽东相比,周恩来在处理珍宝岛事件的问题上显得更加谨慎。这既是他一贯的行事风格,也是和他对国家面临内乱外患的危局而感到忧心忡忡有关。
   
       一九七0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了第四个年头,虽然九大召开在即,然而在”全国山河一片红”的背后,却是一个大乱过后留下来的烂摊子,各地仍然派斗不已,生产停滞,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荡然无存。一切都需重新建立。
   
       偏偏在这时,中国又与强邻交战,整个国家面临的形势异常险峻。周恩来深知兵凶战危,中苏两国的军事实力相差悬殊,扩大战事无异于玩火,会把整个国家拖入刀兵血光之中。因此必须严格控制中苏边境武装冲突的规模。在这一点上,他和毛不谋而合。
   
       为此,周恩来在主持处理珍宝岛事件时,全力执行毛泽东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在表面上决不示弱,以中国政府的名义照会苏联政府,就边界流血事件提出强烈抗议;另一方面则在内部做工作,尽量缓和当时部队中强烈的求战情绪。周多次召见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强调说:
   
       ”我们已经有理,也要有节,我们打的是一场局部的边界战争,一方面不要扩大。这要求我们必须具有战略思想!”并再三叮嘱:炮弹至多只能打到江边,万万不可向纵深打。
   
       在三月十五日,中苏边境再次爆发武装冲突后,周恩来又立刻指示陈锡联转告沈阳军区前线指挥部:”今晚和明天都不要开炮了,通知苏方把他们的尸体和废坦克拉回去,人家面子上不大好看,给他们一个台阶下。”
   
       当然,中国方面作出的这种和解姿态,在中苏双方敌意已深,又缺乏直接沟通渠道的情况下,难以为对方所领会和接受。苏联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这里有一个插曲:珍宝岛事件发生后,苏联方面担心边界武装冲突的事态发展失去控制,想与中国方面进行最高层次的对话,由柯西金亲自出面,试图通过中苏之间原有的热线电话,要求同毛泽东直接通话,谁知中方的话务员竟然未经授权,把柯西金大骂一通,说:修正主义份子!你是什么东西,配和我们伟大领袖讲话?随即把电话挂断了。
   
       事后,周恩来严厉批评了这件事,并指示外交部以中国政府备忘录的形式做了补救,表示举行外交谈判的大门并未关闭。不过,一次可能的中苏之间最高层级的对话就这样夭折了。
   
       苏联在以柯西金为首的温和派碰了钉子后,自然恼羞成怒,其内部的强硬派意见占了上风。勃列日涅夫在随后发动的外交攻势中,严厉抨击中国,鼓吹建立旨在针对中国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苏联军方则公开将中国和美国、西德并列为主要假想敌,并在中苏边境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
   
       在这种情况下,中苏边境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武装冲突从乌苏里江扩大到黑龙江,从水界扩大到陆地,从东段扩大到西段,直至八月间在新疆铁列吏提地区又一次爆发严重的武装冲突,苏军为报复珍宝岛事件,伏击围歼了中方的一个边防巡逻排。
   
       不仅如此,以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为首的军方强硬派甚至主张动用部署在远东地区的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当量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的军事政治的重要目标实施”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为此奉命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通报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试探美国方面的反应,并通过各种渠道放出风声,对中国进行核威胁。一时间,中苏边境战云密布,两个共产党大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爆发全面战争的边缘。
   
       苏联这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使得处于相对弱势一方的中国承受了极大的压力。当毛泽东获知苏联准备对中国进行核打击后,表示无非是打核大战,但鄙人不怕。毛虽然嘴上很硬,但实际上却对形势估计得十分严重,甚至准备再度上山打游击。他设想了各种最坏的可能,准备全世界的”帝、修、反”联合起来,从四面八方同时进攻中国,其中苏联是中国内外的主要威胁,打仗在所难免。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战争迫近的危机感紧紧地攫住了毛泽东,使得他无法再故作矜持,对尼克松在一九六八年竞选美国总统前后对中国摇动的橄榄枝置之不理了。为此,毛做了两手准备:一是加强国内的战备,以防苏联随时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二是开始认真考虑打开中美关系,利用间接同盟军来抗衡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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