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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十七)(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把林彪逼上绝路
   
   
     损。林彪一旦出事,毛很难把自己摘干净。想必在这时,毛才真切感受到同林彪闹翻在政治上对他的伤害,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出于一种十分复杂的心情,当林彪的飞机即将飞出国境时,毛决定网开一面,表示:"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都是没法子的事,由他去吧!"
   

       林彪的叛逃,给了一心想保持晚节的周恩来一个让毛泽东"板荡识诚臣"的机会。他知道林彪出逃对毛的震动很大,正在烦乱之中,便主动出来为毛分忧解难,在第一线指挥,把需要处置的事情全部承揽下来,作了各种紧急应变部署。
   
       顺便说明的是,周恩来当时并没有如外界所传的那样立即下达全国禁航令,而只是命令打开华北地区所有雷达监视林彪专机的去向,并指示调度员用无线电向二五六号专机喊话呼叫,希望他们飞回来,表示不论在哪里降落,"我周恩来都到机场去接。"至于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周恩来当时主张把林彪的座机打下来的说法,也是以讹传讹。其实,当时拦截飞机的主张是急于想和林彪划清界限的吴法宪提出来的。以周氏的为人来说,是不会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擅自作主的,何况又是如此敏感的问题,弄下好会让毛泽东起疑,所以更不会轻易表态,一定要请示毛本人来作决定。对此,周本人在林彪事件后讲述这件事时,说:林彪是党中央副主席,军队的副统帅,我仅是个政治局常委,在军队中又没有挂职,怎么能命令部队打掉党章规定的接班人?
   
       事实上,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在电话上劝阻了他,说:不忙,不忙,要请示一下主席。毛泽东听了周的报告后才说了那句"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的话来。大概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把这笔账算到了周的头上。甚至大陆官方的理论权威胡乔木生前会见外国访客时也援引了这一说法。周恩来的遗孀邓颖超对此很不满意,专门向邓小平告了状。不过,这已是后话了。
   
       周恩来是在林彪座机飞越中蒙边界后下达全国禁航令的。内容是:从现在起全国所有飞机,没有毛主席、周恩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五人的联合命令,一律不准起飞;绝对不准任何飞机飞到北京来;并要各地空军一律听从大军区司令员的指挥。
   
       据吴法宪回忆,周恩来当时把话说得很严重,说:法宪,如果有任何一架飞机间进北京,我和你的头都要掉了。当时之所以还要拉上林彪的几员大将下达禁空令,是担心林彪在军中的党羽趁机起事,故借用黄永胜等人的名义压一下这些人。由此也可以看出周处理事情的老到。
   
       鉴于当时林彪座机飞出边境后下落下明,周恩来非常担心苏联会趁火打动,对中国发动突然袭击,情势十分紧张。为防不测,他首先劝说毛泽东转移到人民大会堂暂住,随后奉毛之命主持召开了在京中央政治局成员的紧急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分别从军事、外交、新闻、宣传等方面作了紧急应变的部署。
   
       接下来,周又一一打电话给各大军区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负责人,向他们通报情况,宣布全军立即进入紧急战备状态。当时前来领受任务的北京市负责人吴隐曾目睹这一情景,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我进到周总理的房间,看见他正在用保密电话给各大军区打电话。周总理示意我坐下来。我看见周总理很紧张,听见他对电话中说:庐山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讲话的那个人,带着老婆、儿子坐飞机逃向蒙古人民共和国方向去了。周总理要求各大军区紧急备战。当时,有的大军区负责人还听不明白是谁飞到蒙古去了,还在电话中提问,周总理着急地说:你们还不懂吗?"
   
       九月十三日夜,已经忙碌了一昼夜的周恩来在应变部署大体就绪后,仍不敢休息,又提笔写信给毛泽东,汇报各方面情况。他知道毛对林彪出逃一事虽在表面上故作豁达,实际在精神上受到重创,为此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急于想知道林彪的下落。为了多少让毛宽一下心,周特意附送了空军司令部刚刚获悉的一份关于一架不明军用飞机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降落起火的报告。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现呈上政治局与总参共同拟定的紧急战备指示,参加者有春桥、文元、永胜、法宪、登奎(德生去空军指挥)及张才干、闰仲川、王新亭、彭绍辉、陈继德五位副总长和我,请主席审批。现与各大军区有通电话几次的(如沈阳、南京、广州,武汉、昆明、成都),其他也都作了布置,通了电话。江青参加了第一次会谈,现已入睡。先念、国锋,作鹏、会作分别至京西宾馆、海司、总后工作通电话。附上两张情报,值得一阅。也许三叉戟飞机逃出去真烧死了,也许是敌人迷惑我们。今(十三)日凌晨六时半迫降的直五飞机,被坏人打死一,自杀二,活着二,文件材料甚多。目前此主、北京军区、卫戍区部队均己进入部署位置,机场均有陆军驻扎,手中亦有机动兵力,便于机动,一切请放心。敬祝主席安康!
   
       九月十四日下午,疲惫不堪的周恩来刚刚服下安眠药睡下,便接获中国驻蒙古大使馆的特急电报,证实了林彪等人确已在蒙古温都尔汗地区机毁人亡。这样的结局,使得连日来一直提着心的周总算是大大松了一口气,庆幸党和国家逃过了一次大的劫难,他情下自禁地连声说道:"摔死了!摔死了!"然后兴冲冲地赶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的住处,当面向毛报告这一好消息,劝毛放心休息,以便多少驱散一点毛心里的忧烦。
   
       至此,自中共九大后开始的这场文革营垒内部的厮杀,以林彪一棺附身,掩埋在异国沙丘而告终。不过,毛泽东也并非是赢家,而是"抛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不仅毛本人"天纵英明"的神话在一夜之间破产,被供奉在神坛上的偶像地位摇摇欲坠;而且在政治上的阵脚大乱,发动文化大革命之举再也无法白圆其说。
   
       为此,毛泽东不得不绞尽脑汁对文革以来的许乡问题重新作出解释,调整各方面的关系,在政治上作出某些让步,以稳住文革的败局,这样,祸乱频仍的中国政局出现了一线转机,历史给了周恩来一次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施展自己身手的机会。
   
       在本章结束以的,顺便谈一下关于林彪座机失事的原因。显然是由于林彪死得不明不白,这种结局对毛泽东来说实在是再好不过的了,听以很多人并不相信大陆官方的说法而怀疑毛杀人灭口,指称林彪的座机是被中共军队发射的导弹打下来的。关于这一点,本书在这一章所披露的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当天写给毛泽东的报告,已可证明此说是站不住脚的,缺少事实根据。不过,事实真相也并非像中共官方所解释的那样,是由于飞机携带燃料不足,迫降失败所致,而是其中另有隐情。
   
       一位知情人告诉笔者,九一三事件后,林彪专机的驾驶员空军三十叫师副政委潘景寅被定为林彪死党,家人受到株连,流落街头,境况悲惨。前几年,空军有关部门对潘的家属落实了政策,在生活上给予相应照顾。潘的妻子为此感激涕零,向来人下跪磕头谢恩。
   
       据这位知情人说,空军方面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事后从当年林彪出逃的航线分析,飞机强行升空后,曾在空中作过几次很勉强的转弯,从专业的角度来看,飞机的操作很不正常,不大像是具有高超飞行技术的潘景寅所为,很可能是潘在作某种反抗,而且当飞到接近苏联和蒙古边境时又突然掉头朝中国的方向返航,于途中坠毁,不仅如此,据说在勘查失事现场时曾发现潘的尸体上有枪伤,不过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一直秘而不宣。直到事过境迁后,才悄悄悄了上述改正"
   
       这表明,林彪的专机升空后对飞行的终点一直举棋不定,这恰好印证了本书前面提及的林彪在生逃时的矛盾心情。至于飞机在接近苏蒙边境时又折回来,这究竟是林彪改变了主意,下令返航,还是驾驶员潘景寅进行反抗,导致飞机在混乱之中强行迫降失败,不得而知。否则,凭潘氏过人的驾驶技术迫降成功应该是不成问题的。这是空军很多内行人的看法。至于所谓"燃油不够"的说法,则显然难以自圆其说。因为机上九人的死因实为油箱爆炸后,大火焚烧窒息而亡,如若油料不够,何来如此大火?此外,还有林彪座机被苏联导弹"误中"击落一说,作者没有掌握确凿材料,无从置评。
   
       不过,如果此说能被证实的话,那么正好从反面证明了大陆官方加在林彪头上所谓"投苏叛国"的罪名并不成立。不然的话,中共了方为什么长期以来一直对当年蒙古宣称"中国军队飞机入侵蒙古,被导弹击落"一事保持沉默呢?同时,至今不敢要求俄国将这一段的历史档案解密。显然其中有难言之隐。当然,倘若林彪的座机不是被击落而迫降成功的话,这段历史的结尾就要重新改写了。补记于此,以备异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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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试图扭转文革困局的挫败
   
   
     周为何嚎啕大哭
   
       纪登奎这样回忆道:
   
       当时最紧张的情形刚刚过去,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中央政治局成员还留在人大会堂集体办公。一天,当时协助抓国务院业务组工作的先念和我有事需要向总理汇报,见总理独自一人坐在他临时的办公室里发呆,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我们两人不知道他究竟为什么事情闷闷下乐,便进去好言劝慰。开始时,总理只是听着,一言下发。后来当听我说到"林彪已经自我爆炸了,现在应该高兴才是,今后可以好好抓一下国家的经济建设了"这样一席话时,显然是触动了他的心事,总理先是默默地流泪,后来渐渐哭出声来,接着又号啕大哭起来,其间曾几度哽咽失声。我们两人见总理哭得这么伤心,一时下知说什么好,就站在一边陪着。最后,总理慢慢平静下来,半天才吐出一句话来:"你们不明白,事情不那么简单,还没有完……",下面就什么也不肯再说了。
   
       周恩来本来是一个自制力极强,决不轻易喜怒哀伤形于色的人。按照"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伤心时"的说法,这回如果不是伤心到了极点,心中郁积已久的苦闷已经到了非吐不快的地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如此恸哭失态的。
   
       作者曾就周恩来究竟为何而哭这个问题问过纪登奎的看法。纪说一言难尽,以他个人的观察,周的伤心苦闷恐怕乍要在于毛、周两人治国的思路不同,毛强调阶级斗争,周注重抓经济,更看重国计民生问题,为此多次挨批,受了不少委屈,一直有志难酬。应该说,纪登奎看得这是很准的,当然也不尽如此,只要稍加分析,就不难体会出周此时苦涩的心境。
   
       周恩来除了在治国理念上与毛泽东不同外,两人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分歧。周的经济思想比较务实,在五十年代主张国家经济建设的发展速度要适当,统筹兼顾,全面安排,在综合平衡中协调稳步发展。周并不同意毛在经济工作中种种急躁冒进的搞法,曾为追加一九五六年基建预算的问题和毛当面争论过,甚至在情急之下,说出过这样的重话:我作为总理,从良心上不能同意这个决定。这对一向对毛总是毕恭毕敬,奉行侍君之道的周来说,是极为少有的。当然,这番话也为他惹了不小的麻烦,毛对此非常生气,虽然当场没有发作,却一直记恨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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