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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耀邦太天真了！” ——杨西光评价胡耀邦
“耀邦太天真了！” ——杨西光评价胡耀邦
杨西光的名字不为一般人所知，但他是中国改革开放标志性事件的重要参与者——1978年，杨西光在任《光明日报》总编辑时，参与组织修改和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引发全国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杨西光原是北大学生，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1936年参加中共革命，其建国前的经历类似《亮剑》中李云龙的政委赵刚。“太天真了”是胡耀邦下台后杨西光对他的评价。
“红墙”摄影家杜修贤在胡耀邦去世前九天所摄，照片上的胡耀邦略显忧郁，反映当时的心境。这张照片被夫人李昭选为追悼会遗像。这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彩色照片作为遗像，第一次室外拍摄的自然照，第一次穿西装的遗像，也是国家领导人第一次使用没有笑容的照片作为遗像。
胡耀邦是“红小鬼”出身，1927年，12岁的胡耀邦还在家乡湖南浏阳读小学。9月20日清晨，胡耀邦和表哥杨勇等同学看到操场上聚集了很多当兵的，就嘻嘻哈哈地趴在学校围墙的豁口上看热闹。他看到一个穿着白色土布褂子的高个子走到队伍前高声讲话，打听后才知道此人就是毛泽东，胡耀邦那天目睹的正是秋收起义。受此影响，不久胡耀邦参加了革命。
胡耀邦参加革命后，担任过少共中央局秘书长，参加了长征。一直到1936年5月，毛泽东才第一次知道胡耀邦的名字，在瓦窑堡东征工作团总结会上，由于胡耀邦领导的工作团扩红筹粮搞得最好，毛泽东向台下问道：“哪一个叫胡耀邦？站起来给我看看。”至此受到毛的注意。1939年5月，经毛泽东亲自推荐，胡耀邦担任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1941年延安整风时，胡耀邦参加总参谋部的审干工作，叶剑英时任中央军委参谋长，由于胡耀邦没有搞当时流行的刑讯逼供，没冤枉好人，给叶留下良好印象。解放战争期间，胡主要在军队从事政治工作。
建国后，胡耀邦任中共川北区党委书记、行署主任、军区政委。1952年7月，胡耀邦被调到北京，当时风传他将担任政务院建筑工程部常务副部长。胡耀邦认为建国前的任务是革命，建国后的任务是建设，这个职务正是他喜欢的。正当胡耀邦踌躇满志时，他却被任命为团中央第一书记。事后胡才得知，当时团中央第一书记有两位候选人：他和陈丕显，毛泽东圈定了胡耀邦。当时干共青团工作没有如今的“团派”这么风光。胡耀邦私下有些牢骚：“我的儿子都这么大了，还让我做青年团的工作？”
1962年，胡耀邦带职下放到湖南湘潭，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与华国锋共事一年多。1964年底，胡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中央西北局第二书记。文革中，胡耀邦受到批判，在批斗中生病，几有生命危险，幸好被到西安视察军事工作的叶剑英解救。胡耀邦以请假名义回京，西北局知道是叶帅要带他走，不敢阻挠，于是胡搭乘叶的军用专机回京。回京后基本上处于靠边站。此后胡耀邦曾有三次复出的机会，其中两次是毛泽东暗示，只是他不肯违心承认“错误”，最后都被他放弃。胡耀邦在1975年送给儿子胡德平的《水浒传》第一页上，郑重抄录了列宁《纪念葛伊甸伯爵》中的一段话：“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与之作斗争的奴隶，是革命家。不意识到自己的奴隶地位而过着默默无言、浑浑噩噩的奴隶生活的奴隶，是十足的奴隶。津津乐道地赞赏美妙的奴隶生活并对和善的好心的主人感激不尽的奴隶是奴才，是无耻之徒。”
坦率地说，胡耀邦虽然是著名的“红小鬼”之一，但在开国璀璨的星河中并不引人注目。不要说他的表哥、“三杨”之一的杨勇上将，就与比小他一岁、同为“红小鬼”出身的肖华相比，也相差很多。参加革命后，胡耀邦和肖华都是做少共和政治工作，两人都有极好的口才（肖还过之），都酷爱读书。但肖华16岁就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青年部部长，17岁任国际少共师（后隶属红一军团）政委，是正牌的“双一”出身，也是毛泽东的爱将。抗战时期是有名的“娃娃司令”，38岁成为共和国最年轻的上将，写过著名的《长征组歌》，被称为军内“儒将”。
70年代以前，胡耀邦远没有肖华风光，但是比起人品来，这位肖华就差多了了。整彭德怀时，他是最起劲的人之一。其他人多为随声附和，而肖华却“独辟蹊径”，诬陷彭德怀里通外国，他所能拿出的唯一证据是1958年彭德怀访苏，和赫鲁晓夫同桌吃饭时没有我方的翻译。这个帽子被毛顺手扣在彭德怀头上，一直到死。整罗瑞卿时，肖华也是最起劲的人之一，包括文革中批邓。总之，每次党内整人，他莫不争先。文革中因被林彪和江青打倒，文革后又成了反对林彪和“四人帮”的斗士。肖华因整人太多，加上私生活不检点，被他整过的老干部们总结他“政治上是一个政客，生活上是一个嫖客。”只是因为文革时肖华确实因不愿被林彪拉拢、和江青关系不好而打倒，还算有气节，所以因祸得福，死后能进八宝山，被称为“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者”。
正因如此，文革后，胡耀邦受到邓、叶的重用，而肖华被送到偏远的甘肃去“戍边”。1981年被元老们看作年轻同志的胡耀邦担任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改为总书记），比胡还小一岁的肖华则在1983年被安排到政协做副主席养老，名义上虽进入国家领导人行列，但个中滋味，当事人自知。由于政治品格和关键时刻的所作所为形成的强烈对比，造成两人后半生际遇迥异，使得本来可以相提并论的胡耀邦和肖华，让人们忘记两人曾有的相似之处。这里比较两人，因为他们都从思想未成熟的少年就加入中共革命，在通常所说的革命大家庭里度过大半人生，在参加中共革命的人中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两人的巨大反差，代表当初怀着纯真理想的革命者后来不同的人生轨迹。
众所周知，胡耀邦出名是在文革后。其实，1975年，胡耀邦经叶剑英、邓小平推荐在担任中科院领导人期间的“百日维新”，就让他声名鹊起。这就是后来在中科院被传为美谈的“五子登科(票子、房子、妻子、孩子、火炉子)”。虽然胡耀邦在中科院仅仅工作120天，就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但他的工作赢得了知识界的好感。更重要的是他在此期间的敢作敢为，为文革后受到邓、叶的重用打下基础。
文革结束不久，叶剑英在努力让邓小平复出的同时，1977年3月，把曾与华国锋共过事、也有好感的胡耀邦推荐到中央党校担任副校长（华国锋兼任校长，汪东兴兼任第一副校长）。在这个中共的理论大本营里，胡耀邦创办《理论动态》，由于言语大胆，被誉为“新时期的《新青年》杂志”。
1977年12月，叶剑英、邓小平和陈云三位中央副主席合力赶走当时保守的组织部部长郭玉峰，由胡耀邦接替。从此，胡耀邦以极大的勇气和大量的精力，大规模地开始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按后来历史学者的统计，当时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当中，被立案审查的占总数17.5%。每100名部长和省长当中，有75人被立案审查。下层官员和百姓的冤假错案就更多，有300多万件。受到牵连者数以千万计。在那些日子里，党中央给200多万个走资派平反，给552877个“右派分子”摘了帽子，给440万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摘了帽子，给70多万工商业者恢复了劳动者身份。而且不仅解决十年文革中的各种冤假错案，还把以往历次政治运动以至建国以前的大量冤假错案都加以平反昭雪。
1978年5月10日，胡耀邦将《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组织修改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在《理论动态》上发表，5月11日在《光明日报》上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将之全文公开，到了5月12日，《人民日报》转载，新华社亦将此文通电全国。再过一天，全国的报纸和电台铺天盖地，到处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此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最终否定“两个凡是”提供理论基础，扫清改革最大的思想障碍。
虽然此后胡耀邦仕途一路平坦，直至担任中共最高领导人，但这两年才是胡耀邦人生最为辉煌的时期。
1980年2月，胡耀邦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81年6月，在政治局的排名跃居第一，取代了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主席。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老资格的中组部部长安子文曾在女儿面前有些愤愤不平：“我当了二十多年中组部部长，结果进了监狱；胡耀邦才当了一年，却进了政治局！”不过他有件事没有比较：胡耀邦在部长任内一年所做的事情，比他那二十年加在一起做的事情还要多。
以胡耀邦在党内的资历，按说是很难做到最高领导人的，他之所以能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应该有以下原因：
一、胡耀邦在担任中组部部长期间，为上千万的老干部、知识分子和普通民众平反冤假错案，加上后来他发起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深受邓、叶的赏识。虽然他只是执行者，但在当时社会赢得了很高的赞誉，挽回了中共在文革后陷入谷底的民意。由胡耀邦担任党的最高领导人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
二、随着毛泽东去世，毛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被赶下台，饱受党内一人专制之苦的中共元老们再也不能容忍历史重演，集体共治是元老们的意愿。对于最高领导人的人选，由于中共多年来由毛一人专制，党内无任何一个政治势力能真正独大，包括当时威望最高的叶剑英，而叶身体多病也无意愿。复出后的邓小平虽然民望很高，但在党内也受到其他势力的牵制，把理解他改革意图、有着极强执行能力、为人正派的胡耀邦推到前台也符合他的意愿。因此，在党内各个势力错综复杂、相互制衡的情况下，选择在中央根基不深、各个方面都能接受的胡耀邦是最佳的选择。
三、经过文革十年，中共元老们都年事已高，为保持中共执政的延续性，需要年轻的接班人，作为“红小鬼”出身的胡耀邦也正好适合，以后中共提出干部年轻化、培养“第三梯队”，也是这个思想的延伸。
正如后来胡耀邦所说，他只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走上一个特殊岗位上的、这么一个过渡性人物。只是那“过渡""""的原因和方式，是他当初没有想到的。
田纪云评价胡耀邦：“正因为他的一生体现了共产党的初衷，他的一生代表了共产党人的良心。”的确，这个评价恰如其分。胡耀邦的身上真正具备一般民众心目中一个理想的共产党员应该具有的所有品质：清廉朴素、公正刚直、无私无畏、思想开放、作风民主、平易近人、有错即改，对人民发至肺腑的热爱，对他人婴儿般的坦诚。只是这样具有理想政治品格的人，在特殊的政治体制下，“他官至党的最高领导，却始终没有学会做官。他的理想主义太强烈，改革主张太急切，爱憎太分明，似乎完全不知道为官的要旨在于中庸不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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