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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子陵: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与玩弄宪法
   
   辛子陵
   
   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1]

   
   
   
   
   
   
   
   党国体制不属中国特色,是从苏联搬来的。列宁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是党国体制的理论基础。列宁创建的苏维埃就是党国体制的母本。用列宁的话说:党国体制“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限制的政权”。[2]这个体制不仅摧毁了公民社会,也摧毁了执政党。在苏联是十七次代表大会后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枪毙,在中国是文化大革命中百分之七十的中央委员被批斗、被关押,其中许多人被迫害致死。党国体制使政权组织和执政党都成了独裁者的驯服工具。
   
   毛泽东在进城时,对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拍胸脯说,我们实行民主,不会“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可是不久,就背弃自己诺言。对推行苏联党国体制且有“创造”和“发展”,他的公式是“马克思加秦始皇”。借马克思之皮,行秦始皇之法,打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旗号做皇帝。他把党国体制理论化和系统化了,成为中国人祸不断的根源。
   
   
   
   什么是党国体制?
   
   
   
   党国体制有四个特点:一是执政党位尊宪法之上;二是军权不在政府;三是政权二元化;四是民权虚幻化。党国体制是个人野心家篡军、篡党、篡国的杠杆。
   
   1954年毛泽东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毛泽东在党中央一次会议上,作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为党国体制奠定了理论基础。他说: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3]
   
   这篇谈话,充满了山大王“替天行道”的霸气。主要是打击以周恩来为代表的党内宪政派的。毛泽东先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制宪行宪为不得已,那是欺骗民众的花样,一切还得党说了算,谁代表党,我毛某人。
   
   但有一句话毛泽东说对了:“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毛泽东念念有词的党的领导,是毛泽东的个人领导,中共形成的传统是只有他代表党。按宪法办事,毛泽东将失掉绝对权力。在法理上,党不能高于宪法,“伟光正”的党也不能高于宪法。执政党须在宪法范围内从事国务活动,违宪要受到弹劾。要么不要宪法,实行军事管制,军政府执政,别人说你独裁,你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承认“权为民所赋”,从民意中找到政权的合法性,制定宪法,就要自觉跳进宪法的笼子,像小布什那样,站在笼子里对民众讲话。尽管这部宪法是你这个党领导起草的,或者是你毛泽东主笔起草的,但你的党,你毛泽东本人,也得服从这部宪法。
   
   毛泽东的公开姿态是要实行宪法的。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大法。”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在座的各位”当然应该包括毛泽东本人。
   
   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党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追求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请注意这话:“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有毛泽东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整个宪法全是废纸,政治体制改革撂在脑后没商量。你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实行民主宪政,他心里有这段话垫底,继续跟你“玩宪法”,绝对听不进去。因此,不把这段话中隐藏的法家权术说破,不把这个个人独裁的护身符揭穿,不把这个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引入绝境的指导思想推倒,中国宪政无望,民主无望。中国政治改革的难点,是意识形态的变化,先有意识形态的改革,大家(特别是高层)认识统一了,才能有民主宪政。
   
   毛泽东创造的党国政体,是个披着民主外衣的专制政体,是六十年来中国祸乱不断的根源。它的宪法两次(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被颠覆,根据宪法组建的代议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形同虛设,且被停止活动十年。它缺乏稳定性和程序性,发生了六次非程序更迭——毛时代是打倒刘少奇、林彪和粉碎四人帮,邓时代是罢黜华国锋、胡耀邦和赵紫阳。在党国体制下,发生了三大改造、反右派、大跃进、公社化、饿死三千多万人、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以及八九风波、严重两极分化以及党走向整体性腐败等重大错误。
   
   毛泽东是法家,是韩非子的信徒。韩非子把学问分成两类:法和术。第一类学问是法。法是教化臣民,指导工作,治理天下的方法。第二类学问是术。术是帝王南面之术,驾驭臣民,坐稳皇帝龙位的要诀,是自己使用的东西。所以,韩非子有规定:“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法或以露布形式传播四面八方,或以典籍形式流传衙署学宫;术则秘而不宣,只对最亲近的人口传身授。毛泽东那段关于宪法的谈话是术,是现代帝王的南面之术。口传身授,在党内一代一代像传家宝一般地传下来。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何时完成、怎样运作的?
   
   
   
   毛泽东的党国体制是1954年制宪行宪时鬼斧神工般地悄悄完成的。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庆龄、林伯渠、李济深、张澜、罗荣桓、沈钧儒、郭沫若、黄炎培、彭真、李维汉、陈叔通、达赖喇嘛·丹增嘉措、赛福鼎为副委员长,彭真兼秘书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根据周恩来的提名,决定陈云、林彪、彭德怀、邓小平、邓子恢、贺龙、乌兰夫、李富春、李先念为副总理;国防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为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为董必武;中国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为张鼎丞。
   
   在政权系统高级职务的安排吸引了全国人民的注意力,党内外高层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候,1954年8月28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了一个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的决议。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设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实现了军队国家化,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没有另外的党的军委。这次政权系统军委改称国防委员会,下有委员81人,成为安置原国民党高级起义将领的统战机构,并没有指挥军队的实权。重建的党的军事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委员。刘少奇、周恩来不再担任军职,朱德、彭德怀由军委副主席降格为委员,军队的统帅权和指挥权集中在毛泽东一个人手里,彭德怀以国防部长的身份主持军委日常工作。这件大事在《中共党史大事年表》中未曾收录,增加了它的隐秘性和阴谋气氛。
   
   热热闹闹制宪行宪是明修栈道,重建党的军事委员会,把军权从政权体系中“偷”出来,是暗度陈仓。这是毛泽东建立军事独裁的第一步,他得逞了。从此以后,他的个人权力就不可遏止地膨胀起来了。
   
   毛泽东做了一届共和国主席,他要从宪法的笼子里跳出来。好心的党内外人士还对他一次次地挽留。1958年末毛泽东提出不做第二届国家主席、专做党的主席,有复杂的背景和很深的心机。
   
   第一,大跃进搞砸了,败象渐显,后果严重,他要推脱责任,逃避宪法问责。
   
   在二届人大前夕,1959年4月15日,毛泽东召开第十六次最高国务会议,在会上他对下届国家领导人的人选做了说明。他说:为什么国家主席候选人是刘少奇同志,而不是朱德同志?朱德同志是很有威望的,刘少奇同志也是很有威望的。为什么是这个,不是那个?因为我们共产党主持工作,我算一个,但是我是不管日常事务的。有时候管一点,有时候不管。经常管的是谁呢?是少奇同志。我一离开北京,都是他代理我的工作。这已经是多年了。在延安开始就是如此,现在到北京又十年了。在延安,比如我到重庆去,代理我的工作就是少奇同志。以他担任主席比较合适。
   
   毛泽东这个讲话在自然亲切的气氛中把刘少奇推出来当国家主席,同时也把由于大跃进造成的国家巨大危机的责任教刘少奇背上。因为毛本人“是不管日常事务的”。
   
   两年前,毛泽东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野心所驱使,决心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以便集中起他想象的那“一把米”来,支援世界革命。经过反右派运动,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已被制服,没人再敢多嘴多舌。他又通过狠批周恩来右倾,把全党压服。务实的周恩来总理有经邦济世之才,是个杰出的经济工作领导者、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主张尊重经济规律,量力而行,综和平衡,稳步前进。他的主张又得到副总理陈云、李先念、薄一波等人的支持。毛如不把这些人压服,他的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
   
   从1957年9月八届三中全会之后,毛泽东在1958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直至5月召开的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1956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综和平衡、稳步发展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全国推行开辟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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