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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年鑑(第一部)

BLACK ANNALS: Goldstein & The Negation Of Tibetan History (Part I)
   嘉央諾布:黑色年鑑:高史坦與圖博歷史的否定(第一部)
   
   懸鉤子译
   

   當王爾德(Oscar Wilde)宣稱,「我們唯一虧欠歷史的,就是改寫它,」他大概是意圖挑釁--鞕撻布爾喬亞階級,就像法國人所說的。王爾德生活的年代,是在十九世紀的下半葉,是一個價值分明、凡事確定的年代。與他同時期的歷史學家,如德國實證主義的歷史學家蘭克(Leopold Von Ranke)等人,認為可以透過他們的作品,知道「歷史上真正發生過什麼事」,而英國的天主教歷史學家艾頓爵士(John Dalberg-Acton)相信有一天「終極歷史」乃是有可能創造出來的。
   
   
   現在的歷史學家,大致上都已經不再那麼有自信了--由劍橋大學的卡爾(E. H. Carr)所表達的--「歷史即詮釋」:使得週期性的重新詮解史實成為必要,因此我們有了許多修正或否定過去歷史見解的作品。歷史修正主義就是企圖透過重新檢驗歷史事實,以便更加瞭解過去:利用新發現、更加正確、更不含有偏見的資料來更新對過去歷史的敍述。然而有一種不怎麼體面,甚至稱得上變態的修正主義,稱之為「否定主義」(是從法文的le negationnisme來的),這個名詞是由昂里‧魯梭(Henry Rousso)所發明的,他是第二世界大戰法國史的專家(著有《維琪症候群》(Le Syndrome De Vichy)等書),用來描述:以簡化、否定、或根本無視某些基本事實的方法來改寫歷史,同時誇張或擴大那些支持一已論點的史料。
   
   
   1989年,讓許多博巴(藏人)與博日巴凱巴(藏學家)開始注意馬文‧高史坦(Melvyn Goldstein,中國大陸譯為梅‧戈爾斯坦[譯註1])教授的《現代圖博史:1913-1951:喇嘛王國的崩逝》[譯註2](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1913-1951: The Demise of the Lamaist State)一書的,就是這本書給人一種無法錯認的印象--即使只是大略翻翻這本書--這是一本大幅度重新詮釋圖博歷史的書。這個印象,又因為圖博政治史書的出版,有一段相當長的中斷期而更加加強了。事實上,距離夏格巴(Tsepon W.D. Shakabpa)出版重要的《圖博政治史》(Tibet: A Political History)(1967)以來,已經過了22年,而自從休‧理查森(Hugh Richardson)所寫,規模比較小、但仍然非常有用的《圖博及其歷史》(Tibet and its History)(1962)出版以來,也已經27年了。我們事實上的確是有1967年出版的、理查森與史聶格羅夫(David Snellgrove)所著(目前仍然無可匹敵的)《圖博文化史》(The Cultural History of Tibet),以及一些關於圖博早期歷史的專文單著,但再也沒有全面而重要的歷史著作。
   
   
   比較起夏格巴與理查森不朽但也許有點「過氣」的作品,高史坦的歷史書是在鄧小平「自由化」後,外國觀光客可以輕易到圖博去玩之後所寫的,而且在高史坦的個案裏,他甚至得到一些別人都沒有機會接近的材料--雖然大部份都是訪談,而不是文獻史料。所以,博日巴雄(藏學界)對高史坦的作品感到很有興趣,甚至可以說是一種興奮之情,不只是它書裏面包含新的資料,也是因為不像過去的歷史書中那種比較正統,比較傳統的觀點,這一本書似乎帶來一種更加好壞全包的新視野。
   
   
   書評反應不一。就像預期之中的,左派欣喜若狂,格朗菲在《中國季刊》中說它是「大師手筆‧‧‧小心而謹慎的權威之作。」其他的人,特別是那些比較傾向佛教觀點的,就比較模棱兩可。葛雷‧斯帕漢(Gareth Sparham)在《圖博評論》中批評高史坦不瞭解博巴對他們的宗教信仰的虔誠與真誠。一篇出人意外的評論則來自休理查森寫給《圖博評論》編輯的信,理查森曾經是高史坦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的老師。理查森讚美這本書的「研究工作與報導清晰」,但卻說這本書的後語「非常可恥」。他接著解釋,「‧‧‧高史坦對於1951年之後所發生的事情的解釋,就是『一連串複雜的事件』導致達賴喇嘛與八萬名博巴逃亡至印度。他對博巴1959年的起義、伴隨發生的血流成河與凶殘暴行、其後軍事與民事的完全帝國獨裁制度、以及文化大革命的野蠻破壞,全都視而不見。」理查森,就好像當時的每個人,對於高史坦打算再針對圖博後來所發生的事件再寫作另外一本書,毫不知情,因此,他的批評當時也許是可以接受的,現在卻已經不再適用。
   
   
   第一件讓我對高史坦的圖博史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就是他的書很有質感。比較起其他有關於圖博的書,他的書單單封面設計就又優雅又有吸引力。當時我在印度、圖博圖書館、流亡政府的出版品、以及 Motilalal Banarasidas(德里的出版社名)的再版品,可以取得以圖博為主題的書籍,都是使用次級紙張、印刷不良、又很容易在幾個月後就解體的劣質品。
   
   
   而打開書以後,我的欣賞之情也沒有一點消減。這本著作的用功之深,研究範圍之廣,訪談人數之眾多(有些人在當時才剛剛消失於中國勞改營中)都是非常明顯的。書中還有大量的照片,其中有些先前都未曾出版,也對其歷史敘述達到畫龍點睛之效。而我一開始讀他的內文時,就像理查森所言,「報導的清晰」,也是非常愉悅的經驗。許多故事都是我先前曾經聽說的,有關圖博的統治階級成員、喇嘛與貴族的。
   
   
   
   史實的相關性
   
   
   然而在我滿足了閱讀有關於圖博統治階級各種醜聞式的行徑後,我開始對於我先前所忽略的書中細節,感到懷疑與不舒服。為什麼書裏面會包含傳聞為熱振攝政王兩位情婦的兩張照片(一張還是全頁的寫真)?我從來沒有在任何一本嚴肅的美國現代史書裏看過全頁的瑪麗蓮‧夢露或者朱迪思‧埃克斯納(Judith Exner)(兩位都是甘迺迪總統與黑手黨頭子山姆‧詹卡納(Sam Giancana)的情婦)的寫真照片。對於專業的歷史學者而言,材料的相關性乃是重要的問題,甚至某種程度上,某些材料是否對於整個歷史論述無益,或只能滿足八卦的好奇心,之間的取捨乃為最基本的妥適性問題。他也沒有證據可以證明,傳說為熱振王情婦的曲珍夫人(Mrs. Chogtray)真的就是他的愛人,而只是道聽途說而已。這種將拉薩的街談巷議拿來隨意重述的作法,讓這部本應是歷史研究的著作有一種八卦新聞的感覺。當然,高史坦提起熱振的性醜聞是正確的,因為這可能就是他從攝政一職遜位的主要原因,然而,假如他可以輕輕帶過,或者提出不只是道聽途說或假設性說法的憑證,甚至只是少放一張照片,可能會更加合宜。
   
   
   高史坦還更進一步,他嚴肅地重述了第穆仁波切是在一個大的黃銅水缸裏淹死,熱振的睪丸被揑碎等傳聞。莎士比亞在《李查三世》一劇之中告訴我們,克拉倫斯公爵(Duke of Clarence)被處死,乃是「被浸在一桶馬姆齊酒裏淹死的」(Malmsey,一種白葡萄酒)。現在大家都知道,之所以會有這個故事,大概是因為眾所週知,該位公爵乃是貪杯之人,坊間以此為說笑之用的。而熱振攝政王沒有恪守遠女色的戒律也相當有名,大概就是導致坊間流傳起這個睪丸被捏碎的謠言。這種故事也許在傳說或者戲劇之中可以有一定的地位,但嚴肅的歷史不應該加以納入。高史坦之前沒有一個歷史學家(理查森、夏格巴等人)將如此的拉薩謠言納入作品之中,雖然我很確定他們都很清楚知道這些小道消息。
   
   
   高史坦又重新敘述了在歷史上無關緊要,又惡意中傷的假消息,說更頓群培(Gedun Chophel)[譯註3]擁有一個可以充氣的橡膠性娃娃。這位傑出但不恪守傳統的學者會受到這樣的毀謗,大概是後來的保守批評者捏造出來的,而這種讕言得以流傳,大概是因為他本人素有風流的名聲,也可能是因為博巴(藏人)對於異國的性風俗很好奇的緣故。為了證實此言為真,高史坦告訴我們,當更頓群培被別人直接詢問有關這個娃娃的問題時,「更頓群培轉過身去,沒有回答;這在圖博的習慣裏,就表示此事為真,因為他並沒有否認。」完全沒有這回事。博巴就好像其他人一樣,可能會選擇以沉默來表示對這種荒謬而侮辱人的指控的不屑。他將博巴的行為作這種偽民族學的詮釋,對他這樣一位自稱人類學家的學者而言,真是相當驚人的一件事。我也相當肯定,這種性娃娃在五零年代以前的歐洲與美國並不是容易買得到的東西;在印度更難取得,甚至在2008年的今天。在英國,一直到1982年以後,進口性娃娃才變成合法的事情。我並不想扮演業餘的心理學家,但我很難避免從高史坦對聖城(拉薩)的種種性放縱與墮落的描寫中,感覺到一種病態的暗示;他還提供圖博僧人如何進行同性戀的細節,或他特別熱衷談論熱振的睪丸被捏碎的事情。高史坦似乎還不辭辛勞地諮詢了醫學意見,以瞭解這種行為是否會導致死亡。
   
   
   最後我讀完這本書所得到的印象,就是這本書不是要講一個國家與一個民族的歷史,而是主要紀錄著--而且是毫無區別、又任意無章法地--紀錄拉薩的一小群統治階級,特別是那些終日都在策劃著政變、縱慾好色、腐敗又墮落的那批人。
   
   
   他很少紀錄任何光榮的事蹟、無私的犧牲或者過人的勇氣,甚至那些有需要提供正確與平衡敘述的地方,不管是有關事件或人物的,都付之闕如。高史坦的焦點基本是放在那些只能描述為墮落、兄弟鬩牆、該受到讉責--甚至相當無恥--的事件上。他花了六十頁描寫熱振的陰謀,以及接下來的色拉寺叛變。在一章下面的小標題,如「色拉寺傑札倉之戰」(Sera Che War)以及「熱振寺屠殺」(中譯本作「熱振寺遭洗劫」)顯然誇大了真正所發生的事件。現在在美國的學術界,使用「屠殺」來描寫1989年天安門事件中上千位學生被殺死,都已經不再是政治正確,或至少是引起爭議的作法,十幾位博巴士兵在熱振寺死亡的事件,也許應該使用比較不聳人聽聞的名詞來指稱。
   
   
   理查森說「色拉寺傑札倉之戰」中,當博雄(藏政府)的軍隊開始攻擊的時候,大部份僧人都已經離開了,而只有少數人把自己隔絕在扎倉(dratsang,學院) 建築裏。夏格巴說圖博軍隊「平定了僧人之間的騷亂」,以及「內戰的威脅因此而結束了」。夏格巴甚至不認為發生了真正的內戰,而只說有內戰的可能性。但夏格巴的客觀程度可以受到懷疑,因為他自己本人就涉入此次的衝突裏。海因里希‧哈勒當時人在拉薩,他稱呼這個事件為「小型的內戰」,而我想這個說法,持平地看,就是我們可以合理地描述這個事件的最強烈的說法。
   
   
   畢竟,圖博所發生的事件,比不上博(藏地)邊界那一邊的中國,正在發生的生靈塗炭、血腥野蠻的內戰--數百萬人被殺死或受傷,另外的數百萬人,包括婦女小孩老人病人,都在忍受饑荒、疾病、與流離失所。甚至康區與安多的某些博巴也都捲入邊界的衝突之中,並因而受苦。我們必須注意的是,當拉薩的「小型的內戰」持續了大約兩個星期,「國共內戰」卻持續了二十四年,從1927年4月到1950年的5月。[原註1]事實上,一直到今天,雙方都沒有簽下停戰協議,或者真正宣布這場戰爭已經了結。事實上,直至北京成功地入侵台灣,或者接受台灣獨立的事實,這場長期的衝突不能被肯定地認為是完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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