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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对台經濟統戰

第四章 從「市場一體」過渡到「政治一統」──中共的經濟統戰
   
   
   一、市場一體化與金融一體化
    ——經濟機遇,還是經濟絞索

   
   中共將物質決定精神的哲學觀念,以及社會經濟基礎決定社會上層建築的政治經濟學原理奉為「聖誡」。這就決定了,中共的諸種對台統戰方案中,經濟統戰方案具有突出重要的地位。二○○八年六月中共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由溫家寶對經濟統戰方案作出解釋說明。溫家寶明確講:「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要循政治經濟雙管齊下,『經濟在前台,政治在幕後』的原則進行。要通過推行經濟一體化方案,首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為政治統一奠定堅實的經濟基礎;只要實現了經濟統一,政治統一就順理成章,指日可待。』
   溫家寶指出,國民黨重新執政給中共加速推行「經濟統一」的政策提供了政治條件;金融風暴引發的全球經濟危機,則為迅速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他特別就全球經濟危機對台灣的影響作出分析:「正反相合,福禍相倚。世界經濟危機雖然已經給我國的經濟造成很大的衝擊,而且隨著危機的進一步惡化,對我國經濟會產生更大的壓力。但是,這次世界經濟危機也給我們解決台灣問題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台灣能源和礦產資源匱乏,島內市場狹小,空間有限,所以,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進口和產品的出口,就是台灣生存和發展的兩條生命線。目前這次源於西方世界的全球經濟危機,必然造成商品需求量的全球性萎縮,這對於主要靠出口型經濟才能生存的台灣,是一個沉重的打擊。產品出口萎縮,又必將影響進口自然資源的能力,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台灣東邊面對浩瀚的太平洋,西邊一百多公裡就是大陸。對於台灣,這正應了佛家的一句話,叫作『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在全球經濟危機的驚濤駭浪面前,只有依靠大陸,台灣的經濟才能有出路。我們有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市場,容納台灣產品出口,就像大海容納河流一樣容易;我們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完全能滿足台灣的需求。當然,台灣想從大陸得到經濟發展的空間,就要同意和大陸實現經濟一體化。要用協議的方式確定兩岸經濟一體化的框架規則。經濟一體化的實質就是經濟統一。台灣得到經濟實惠,我們實現統一的政治目標。這才叫雙贏互利,各有所得。對於二○一二年前率先實現兩岸的經濟統一,我充滿信心。雖然我們可能會為此付出一些經濟代價,但同完成統一大業,實現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的遺願相比,付出這些經濟代價是值得的。」
   中共國防部長梁光烈是軍中主張軍事解決台灣問題的核心性人物。可能是基於對胡錦濤等人決策以統戰方式為主解決台灣問題不滿,梁光烈在會議上很不禮貌地打斷溫家寶的話,質疑道:「當初台灣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主要是靠自己的科技創新能力。對這個你怎麼解釋?你根據什麽說,這次台灣的經濟非靠我們不可呢?」
   針對梁光烈的質疑,溫家寶作出解釋說:「過去台灣能自主創造經濟奇蹟首要的是精神原因。當時台灣政治的自信還存在。政治的自信中又產生出一定的精神凝聚力,台灣社會和台灣人還能以這種精神凝聚力為依托保持自信心。在這種政治精神背景下,才產生了台灣的經濟奇蹟。現在情況已經完全不同了。台灣不再有政治的自信,也失去精神凝聚力和自信心。國民黨連談三民主義的興趣都沒有了,陳水扁和民進黨也主要是把所謂台獨理念當成拉選票的工具。整個台灣社會藍綠分裂,族群分裂,喪失政治目標,思想混亂,人心離散,連許多政治人物、大資產者和社會名流都人人一本外國護照或者綠卡,隨時準備作鳥獸散。在這種情況下,在完全喪失自信心的情況下,台灣已經沒有可能靠自己的力量渡過經濟危機,走出經濟困境。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這就叫精神反作用於物質,社會意識反作用於經濟基礎。」
   綜上所述,中共經濟統戰的總體目標就是通過經濟一體化,形成兩岸經濟統一的事實,從而為中共利用政治統一的方式控制,進而扼殺台灣的自由民主,創造經濟基礎。中共實行經濟一體化的方案主要表現為兩方面的內容,即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市場一體化的主要協議表述方式,就是《經濟合作框架協議》(ECFA);金融一體化的標誌性的協議表述,就是以《金融管理合作備忘錄》(MOU)為起點的一系列協議。
   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規定,在市場一體化方面,務必達到下列要求:大陸市場要成為台灣的主要工農業產品的出口市場,其中出口到大陸的農產品,要儘快達到台灣農產品出口總額的百分之九十;大陸要成為台灣能源等關係國計民生的戰略資源的主要來源地,為儘快實現這一目標,可以採取降低價格等有效措施;要確保二○一二年之前每年赴台的大陸遊客接近五十萬,如果有必要,還可以適當增加,以實現大陸遊客成為台灣旅遊業的最主要收入來源的狀態。
   根據中共《對台經濟統戰方案》的要求,金融一體化要實現下列目標:要逐步控制台灣的銀行業和保險業,要不惜代價,操控台灣的股市;要迅速開始並加強對台灣能源、大型公共交通設施等戰略領域的投資,儘快形成大陸和台灣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肉相連,密不可分」的金融和投資關係。
   上述《方案》中還特別提出,實現金融一體化過程中,為達到既定目標,可以採用各種靈活的方式;要特別注意對已在大陸投資的台商的運用。必要時可以「借雞生蛋,借池養魚」,即與在大陸有重大經濟利益的台商達成秘密協議,由中共出錢,借台商之名,對台灣的銀行、保險等金融企業,以及能源、重要公共交通企業進行投資,從而突破台灣對上述領域中外來投資比例的限制,實際實現中共資金對這些台灣戰略經濟領域的控制權。
   二○○八年六月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李克强也曾就兩岸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作過解釋性發言,他說:「實現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也就實現了兩岸經濟上的統一。當然,為此我們要付出一定的經濟代價。比如,接納台灣的出口產品,會對我們的一些產業產生衝擊;為吸引台灣把大陸作為它進口戰略性自然資源的主要選擇,我們需要用比國際平均價格低一些的價格向台灣出售自然資源。再比如,為突破台灣設置的投資屏障,控股台灣的銀行、保險和其他戰略性的經濟體,我們不得不借諸一批台商作我們的代理,對這些台商我們當然要支付比較豐厚的報酬;要操控台灣的股市,使其基本按照我們的意願升降,也需要一定的資金付出。但是,所有這些經濟代價都是值得的,都會得到政治的回報。正像胡錦濤總書記指出的那樣,在台灣問題上首先要算政治賬。二○一二年解決台灣問題是我們當前的政治戰略的首要任務,這個任務關係到在中國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戰勝資本主義的重大問題… … 雖然我們不得不付出一些經濟代價,可只要實現了市場一體化和經濟一體化,我們就立刻在兩岸關係上取得了具有決定性的戰略主動權:台灣的出口市場由我們控制,台灣必須進口的戰略資源在我們手中,台灣的銀行、保險和戰略性經濟行業由我們控股,我們有能力操控台灣股市,甚至有能力決定台灣旅遊業的興衰。在控制台灣的經濟命脈之後,我們的政治意志,就決定了台灣的政治意志;台灣問題按照我們的政治意志解決,就是歷史的必然。有同志擔心,這樣付出的經濟代價會不會太大。事實上,主要用統一戰線這個法寶解決台灣問題,無論需要付出多大經濟代價,都比以武力為主必須付出的代價低得多。而且在經濟利益上對台灣較大幅度傾斜也是有時效的,二○一二年,完成政治解決台灣問題的大戰略之後,台灣就主要還是要靠自己來發展。」
   從溫家寶到李克强所表達的政治意圖,是中共對台灣的經濟活動追求的真正目標,即中共經濟活動的價值歸宿不在於經濟,而在於政治。台灣如果把自己的經濟前途主要寄托於大陸,就等於把自己命運的韁繩交給中共掌握。當前的世界性經濟危機,根本上源於人類過度消費的生活哲學中產生的虛擬數字經濟;這是整個人類為自己的生活哲學的錯誤而不得不承受的艱難。連美國,這個世界最強大的經濟體內的人群都必須承受,台灣又怎麼可能迴避艱難?事實上,也只有那些通過智慧的反思和自己不懈的努力,戰勝了艱難,戰勝了經濟危機的族群和國家,才會贏得屬於自己的未來。可是,目光短淺而又缺乏智慧的馬英九政府,正在向台灣人灌輸一種完全機會主義的思維,似乎只要傍上中共這個大款,台灣就可以僥幸躲過這次全人類都正在經受的經濟艱難。在這種思維指導下,馬英九為實現中共兩岸經濟一體化的設想而鞍前馬後,並竭盡所能,幫助中共把市場一體化和金融一體化這兩條經濟絞索套在台灣的命運之上。歷史將證明,當中共的政治鐵手拉緊這兩根經濟絞索時,被絞殺的將是台灣的自由、民主、人權和自由人的尊嚴。
   
   二、台商,一個被強權綁架的族群
    ——利益與良知之間
   
   在大陸,「台商」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出現,並很快開始風行一時的概念。當時,正值中共黨內兩個良知人物胡耀邦和趙紫陽先後主政,中國出現了一個前所未有的思想比較自由的時期。不僅經濟改革狂飆突進,政治改革也成為北京大學和其他一些學術機構中,知識分子討論的主題之一。在這種大背景下,隨著中共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台灣資本開始進入大陸,「台商」也逐漸成為具有時尚性的概念。
   統戰部是中共負責對台事務的最重要部門之一。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長子胡德平任統戰部秘書長。有一次談到台灣時,他對筆者說:「我們了解到,台灣都已經在考慮逐步放開民主了,我們黨內卻還有人要反『自由化『。這樣下去,我們在政治上要被台灣拋在後面了。」胡德平對台灣的這種良性的認知,代表了當時中共黨內良知派的普遍觀念。所以,儘管開放台商來大陸投資仍然有統戰的考慮,但當時統戰考慮中隱藏的政治陰謀的因素並不多。由於處在經濟改革的熱潮中,那個時期很多中共官員更傾向於把「台商」視為經濟因素。
   八九年六.四血案之後,中共黨內的良知派被徹底清洗,中共走上全力強化極權專制的不歸之路。鄧小平等六.四血案的原兇,完全清楚他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反人類罪行,只有極權專制才能保護他們免受政治的清算和法律的懲罰。所以,從確定江澤民為中共總書記,到隔代制指定同樣身負血案的胡錦濤為接班人,都是鄧小平為強化極權統治所作的政治安排。經濟的開放雖然還在持續,但政治改革已被禁錮,強化極權專制已成為中共首要的政治意志;解決台灣問題的目的,也由原來的解決中共與國民黨的歷史恩怨為主,轉為用中共的專制控制台灣的民主制度,從而一舉消除台灣民主的示範作用引發大陸民主化浪潮的危險——對此,鄧小平關於台灣問題的政治遺囑就是權威的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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