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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色年鑑(第二部)

BLACK ANNALS: Goldstein & The Negation Of Tibetan History (Part II)
   黑色年鑑:高史坦與圖博歷史的否定(第二部)
   
   嘉央諾布
   

   
   革命運動
   
   
   受馬克思主義所影響的論述中,封建(或資本主義)國家因為它們自己內部的矛盾而崩潰的故事裏,一定要有一個角色是保留給革命運動,甚或是一個革命英雄。高史坦給我們提供了詳盡的、長達十三頁的「圖博改進黨」(中文名稱為「西藏革命黨」,譯註1)的故事,這個組織的目的乃是促成「圖博政府與社會的革命性重建」(譯註2)。高史坦為這個小小的組織,提供了許多資訊與材料,包括這個組織三個成員的照片,該黨黨徽的整頁特寫,該黨黨員證的整頁特寫,以及申請進入該黨的表格的部份特寫」(該表格上寫著「西藏革命黨入黨申請書 」),雖然最後一項尺寸縮小,也許是為了掩飾該表格的一半文字都是中文。
   
   
   「圖博改進黨」是由當時的中國政府所資助的機構。其博伊(藏文)的名稱,nub bhod lekchoe kyidug, 音「魯博列確吉杜 」,字面意義為「西博改進組織 」,即顯露其中端倪,因為以「西」(博伊中的nub,音“魯”)來描述圖博,只有中國人發明的「西藏」才如此。該組織的創立人、領導人,邦達饒嘎(Rabga Pangdatsang)是個國民黨的官員。饒嘎在噶倫堡的家,熱里烏,有一張他穿著國民黨軍隊制服、跟其他國民黨官員一起合影的照片。[原註1]最近有一位台灣學者,利用解禁的國民政府檔案,清楚地指出饒嘎的組織,就是國民黨利用來秘密偵測圖博狀況、並且顛覆博雄(藏政府)的間諜組織。林孝庭寫道:「在一份發給他軍事幕僚的指示中,蔣介石最後下了指令,每個月給饒嘎十萬元的津貼。‧‧‧蔣又指示他在圖博、西康與印度的間諜要與饒嘎密切合作,後者拿的是正式的中國護照。」[原註2]
   
   
   但這個「圖博改進組織」對於進行革命與策反的陰謀,卻是可悲又無用的。高史坦告訴我們,該協會印製了千份含黨徽的會員申請表與會員證,而其黨徽「與蘇聯的十分相像。」但其成員顯然沒有增加,一直維持著創黨時期的那三人。在他詳述了該黨的一切之後,他自己也承認「這樣的小團體也許是不怎麼重要的‧‧‧」但他有點一廂情願地揣測,如果它跟「熱振勢力」結合起來,也許就會造成「‧‧‧對拉薩噶廈政府的真正威脅。」今日還有一些博巴記得這個組織,但其中的原因只是大學者更頓群培,不幸因為跟這個組織有所關連,而被囚禁於拉薩的監獄裏。當時他從噶倫堡返回圖博,饒嘎委託他帶信給一些拉薩的人,而這些人受到博雄的懷疑,與國民黨勾結。英國的探員發現了此事,告知拉薩政府,導致更頓群培的被捕。
   
   
   革命烈士
   
   
   然而高史坦心目中的革命英雄,龍夏‧多吉次傑(Lungshar Dorje Tsegyal),因為在圖博現代政治扮演了重大的角色(雖然許多老一輩的博巴認為他是個掃把星),因此高史坦述說他的故事,顯然就不像「圖博改進黨」那樣蒼白無力。高史坦主張「龍夏是圖博最進步的俗人官員」,他「瞭解到所有的政治系統都必須適應不斷改變的外在世界。」在他的歷史書結尾,高史坦強調,圖博歷史的轉捩點,「發生於熱振被聘為攝政王的四個月後,一位俗人官員,龍夏,試圖改革政府的結構。」
   
   
   黑色年鑑(第二部)

   插圖:龍夏‧多吉次傑
   
   
   龍夏作為一個進步的革命英雄的神話,早在高史坦的書出版之前就存在了。達瓦諾布的《紅星下的西藏》,書裏寫道:「財政部長孜本龍夏(Tsepon Lungshar),領導『青年圖博小組』--一個自由民主的派系。龍夏曾經旅遊過印度與一些歐洲國家,包括英格蘭在內,他與四到五個同事,一起擘劃了改革的綱要。但這份文件遭到洩露,而他被指控叛國;所以他將圖博民主化的努力就化為泡影了。」[原註3]達瓦諾布大概是從龍夏的兒子,強曲啦那裏,聽到這個對龍夏充滿溢美之言,卻毫不實際的故事:達瓦諾布在葛倫堡的葛拉漢博士住宿學校讀書時,強曲啦在那裏教授博伊(藏文)。
   
   
   這一世達賴喇嘛,喜歡描述自己為「半佛教徒,半馬克思主義者」,似乎也相信龍夏是個改革者與革命家的迷思。在最近出版(但有點愚蠢)、由湯瑪斯‧賴爾德(Thomas Laird)所撰寫的圖博史中,他引述達賴喇嘛的話,「事實上,十三世達賴喇嘛完全信任龍夏,」還有,「‧‧‧(他的)主要目標就是,博雄應該由文官領導,而不應該由喇嘛領導。龍夏說喇嘛在行政上沒有經驗,等等。」[原註4]
   
   
   在六零與七零年代的流亡博巴世界裏,有一種渴望,特別是從印度流行左傾思想的精英大學培養出來的博巴學生,他們希望圖博歷史裏也能找到這種左派的革命偶像。因為舊圖博裏不存在這樣的人,龍夏就被推崇,大概是因為他表面上擁有一些反殖民與反帝國的信念。而這樣的看法能夠站得住腳,可能是因為英國的官方報告裏,普遍對他沒有好感,甚至懷有敵意,也是因為噶廈(圖博的內閣)對他控以「陰謀推翻政府,妄圖以布爾什維克系統替代之」的罪名。
   
   
   事實上,如果你只重新檢視高史坦針對龍夏鋪陳出來的原始資料,不理會他的詮釋的話,非常清楚的是,龍夏不但不是個進步派或改革者,他還是圖博政治圈裏超級保守與反動的一派。高史坦的資料清楚地指出,他就是破壞現代圖博軍隊,扯十三世達賴喇嘛改革的後腿,而以此合理的推斷,減低了圖博抵禦中國入侵的防衛能力的人。
   
   
   高史坦告訴我們,在現代化時期的一開始,圖博的政治即分裂為兩大陣營:由擦絨(Tsarong)所指揮的新軍,「致力現代化」的一派;「超保守」的寺院份子、與反動官員結盟,並由僧官丹巴達傑(Tempa Dargay)所領導的,後者就是達賴喇嘛的管家(卓尼欽莫)。
   
   
   黑色年鑑(第二部)

   插圖:卓尼欽莫,「阿不索」丹巴達傑
   
   
   
   高史坦清楚地說明龍夏「策略性地」與超保守的團體結盟。而保守派系的領袖丹巴達傑,在他的僧人同儕之中,大家都以讚美的暱稱,阿繞嘎波(Ara Karpo),意即「白鬍鬚」來叫他。而看不起他的軍事將領與俗人官吏,則叫他「卓尼欽莫阿不索」--「阿不索」就是那種長毛的圖博梗犬。令人驚訝的是,高史坦沒有提到這個輕蔑語「阿不索」,而且將他描寫為似乎只有「白鬍鬚」的暱名。也許這不能表示高史坦對超保守派的同情,然而確實指出他的資訊大體上從哪裏來。
   
   
   龍夏第一個削弱強大新軍勢力集團,並且讓現代化改革倒退的機會,在1920年降臨。他極為狡滑地煽動一個讓新軍大權中衰的政治危機。這起事件的標準版本是,一群自大的軍事將領,強行進入國民大會」(中譯本寫為「民眾大會」)的議場。這樣的說法不幸地給後人留下一種印象,當時有類似軍事政變的事件發生了--就好像1981年西班牙國家憲兵(Guardia Civil)挾持西班牙國會(the Cortes)一樣的[譯註3]。夏格巴相當錯誤地提到,就是擦絨親自領導該團的軍官到國民大會去的。比較晚近的研究,包括高史坦的在內,顯示根本沒有此類的情事發生,而那些軍官的行動,雖然有欠考慮,卻是無惡意的--甚至可能是合理的。而這個事件之所以會被保守派吹噓誇大,就是龍夏所指使的。
   
   
   1920年的3月上旬,國民大會正在討論軍隊的經費事宜。根據高史坦的說法,「反軍隊集團想辦法將軍官代表排除在會議之外」。舊圖博的國民大會,不像是現代經歷過選舉的國會,它要求出席的不只是政府官員、寺院主持,「三席」的代表,以及各個階級與工會的代表,也包括「軍隊的代表」。[原註5]將軍隊的代表排除,是非常不尋常的作法。
   
   黑色年鑑(第二部)

   插圖:總司令,擦絨‧達桑占堆(Tsarong Dasang Damdul)
   
   
   
   根據擦絨的兒子為他父親所作的傳記,某些軍官於是到大會所在的地點,要求與大會書記見面,以詢問他們被排除在外的原因。他們要求在會場外與他會面,因為「根據‧‧‧政府的規矩,直接進入會場是非常不恰當的行為;因此他們要求與一個代表會談。」[原註6]龍夏,那天剛好代理大會書記一職,就與他們在會場外晤面。高史坦也明白地陳述,軍官們告訴龍夏「他們來此不是要求參與會議,而只是來詢問為什麼軍官們都被排除在外而已。」
   
   
   而龍夏是怎麼跟國民大會解釋,不太清楚。但肯定的是,他的報告讓大會代表感到警覺,甚至陷入驚惶的狀態。夏格巴以及其他曾經研究此事件的人,都很清楚,就是龍夏煽動起大家的憤怒與驚惶。高史坦告訴我們,「流傳的謠言說,這也許就是政變的前兆,不然就是軍隊要針對特定的敵人而採取行動‧‧‧幾天後,此事件進一步升高了,因為國民大會的領袖告訴倫欽(Lonchen,首席噶倫(部長))索康(Sholkang),他們要暫停會議,因為他們害怕軍隊會衝進來殺死他們。這個非常嚴重的指控,就是反軍隊集團巧妙地迫使政府採取行動的計策。」而這就是一連串削弱軍隊與其總司令擦絨威望的事件的第一件,也是龍夏增強自己的政治力量的第一步。這些事件背後清晰可見龍夏的手在操弄,但軍事將領們與擦絨也有錯,因為他們沒有更小心謹慎地處理圖博敏感的政治議題。
   
   
   圖博的軍事維新家
   
   
   雖然如此,不管他們的缺點何在,我們必須瞭解的是,圖博新軍的軍官們就是當時圖博現代化的主要促成者。現代化不必然是社會主義者提倡或民主變化帶來的結果。在阿塔圖克(凱末爾)時代的土耳其,與明治維新時期的日本,其進步的改革之中,都有明顯的軍事動力。圖博的現代化也應該在其時代的脈絡下來討論,而不是從今日左翼的觀點,後者也許會認為圖博的軍官階級與英人(帝國主義者)的友善關係,都是意識形態不正確的。在這些「進步人士」的作品之中--不管是文宣也好,非宣傳的也罷--其永恆不變的規則是,除非受到左派的正式認可,其他的東西都是不好的、不現代化、也不民主化的。
   
   
   這些圖博軍官穿著歐洲軍隊制服、擺出威武姿態的照片(對於現代的讀者而言,似乎有點荒謬),在某些案例中,就是導致他們的成就被小看、被忽略的原因。但你只要看看明治日本的軍官寫真,或中華民國早期的軍人照片,甚至看看青年土耳其黨的領袖,福態但帥氣的安佛巴夏(Enver Pasha),就會知道,這種制服與姿勢,都是當時的軍人圈中非常流行的。
   
   
   那個時期的圖博軍人似乎擁有不止一樣的能力,他們不止會戰鬥,還擅長情報收集,通訊,民事行政,甚至外交禮儀,而後者在1913年的一個小事件記錄中清楚地呈現:英人間諜兼探險家,伯利(F.M.Bailey)偷偷地進入南圖博,以便繪製雅魯藏布江南轉進入印度一帶,廣大、無人探索的叢林區的地圖。這個地區不止非常崎嶇難行,而且還有野人與獵頭族在此出沒。但伯利與他的同伴卻很驚訝地收到博東的圖博軍事總部捎來的一封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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