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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专家学者高度评价“乌坎转机”


   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充分肯定了广东省委关于处理乌坎事件的做法。文章称:“把握了群众利益的诉求点,也就把握了问题解决的关键点。”
   
   此前一天,以广东省委副书记朱明国为组长、包括数名厅级干部的省工作组进驻陆丰。工作组“民意为重、群众为先、以人为本、阳光透明、法律为上”的五项原则,让一度情绪激烈的当地村民趋于平和。这被认为是乌坎事件的转机。
   

   “乌坎事件”始于今年9月下旬。在广东省汕尾市陆丰市东海镇乌坎村,因404亩土地的征地赔偿、村财务、村干部换届等问题引发村民上访;在三个月内,和平游行之后出现部分冲突,并最终导致事态进一步发展。目前事件被定性为“村内利益纷争”。
   
   《人民日报》时评发表的当天下午,胡耀邦史料信息网、经济观察报联合主办了有关乌坎事件处理模式的专家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高度评价广东处理乌坎事件模式,并希望以此为契机,推动社会管理方面的改革。会议由盛平、新望主持。
   
   胡德平:重视农民土地所有权
   
   导语: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之一,我非常重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农民土地的卖价应该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
   
   胡德平(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第一副主席):今天上午,《华尔街邮报》一位美国记者见我,第一个谈互联网的问题,第二个谈乌坎村的问题,当时我没有完全表达我的看法。今天下午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时评《“乌坎转机”提示我们什么》,我特别激动,我很高兴来参加这个关于“乌坎转机”的座谈会,看到大家主动支持“乌坎转机”这件事,我很高兴。
   
   乌坎事件从9月份一直到现在才看到解决问题的曙光,发展势头也很好,我觉得我们关心这个问题,对改革持冷静、分析的态度,我觉得现在非常重要。
   
   土地所有权问题是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几个问题之一,我非常重视农民土地所有权的问题,农民土地的卖价应该与国有土地同权同价。社会上发生的强拆事件为什么多而又多,原因就在于人们对农村土地制度的认识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许多人认为农村的土地都是国有的。我跟一些同志讨论,有人说农村土地是国有的,我说是农村集体的,他说集体的也是国家的,包括一些省市领导甚至部级干部,也是这种认识。有人讲:农村个人占有的土地就是集体的,集体的就是国家的,国家的就是共产党的。这和农村家庭承包制时期的社会认识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思想上的变化就是导致强拆农民房屋,农民被城市化的思想认识根源。既然土地都是国家所有,国家就能按照市里的意志任意处理自己的资产,农民集体的土地所有权名存实亡,就是名分也不存在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社会倾向。这种倾向足以使我们的改革改变性质。这个普遍性的认识问题在很多地方都是存在的。当然农民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并不意味着土地不能流转,不能集中规模经营,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前景。
   
   我希望乌坎事件能推动社会建立以民主和法治为基础的体制。我希望今后当社会遇到类似的问题时,人们可以通过法治和谈判手段来解决。政府对乌坎村村民自己选的干部,村民自治组织都承认了,我觉得很有意义。希望这件事能够继续下去,有一个好的结果。
   
   高锋:维护公民合法权利
   
   导语:我们政府只要以民为本,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支持他们组织起来与贪官污吏作斗争,支持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平等谈判解决劳资矛盾,中国的事情并不难解决。
   
   高锋(前外交官):12月21日,令人注目的乌坎村村民维权事件取得了可喜的进展。省委工作组对当地维权要求的同情立场和当地民众的克制态度使这场尖锐危机得到软着陆,为理性、公正解决乌坎村的土地及官民对立问题创造了条件。
   
   乌坎村事件很有代表性,许多地方都出现过这类事情。不同的是乌坎村民这次表现出的少有的公民权利意识、强烈责任感和集体力量。在事件中,广东当局表现的负责态度和民主精神,终于使乌坎危机出现了转机。这是值得我们欢迎的。中国的地方政府如果都能像广东省委一样,对弱势群体表现出这样的同情与开放精神,中国就有希望了。
   
   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百姓的公民意识正在迅速增长。他们不再仅仅满足吃饱饭,他们要求维护自己的根本利益,要求参与社会发展。这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与“外来势力”或内部“一小撮”毫不相干。我们政府只要以民为本,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支持他们组织起来与贪官污吏作斗争,支持他们组织起来通过平等谈判解决劳资矛盾,中国的事情并不难解决。这次乌坎村得以恢复正常秩序,也说明了这一点。
   
   这类群体性事件不仅发生在广东,而且在全国日益增多,到处可见。实际上国外也不少。还记得40年前,斯德哥尔摩当局为了建造地铁,决定伐掉几棵大树,受到民众反对时,当局也派出了军警,结果激起更多民众的反抗,好多人还在树旁安营扎寨,成了报纸电视每天的头号新闻。最后当局只好放弃了伐树计划。报纸说,“从此政客们在城市建设中更加注意听取民众意见了。”其实,很多事情只要换位思考一下,人们就会有新办法新思维。因此我们不仅可以从乌坎事件中取得应有的经验与教训,也可以参考国外处理群体性事件的经验,在维护公民合法权利的基础上,努力处理好此类事件,以便使国家真正获得长治久安。
   
   马晓力:”乌坎转机”的典型意义
   
   导语:“乌坎转机”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二十年来处理政治问题以谈判方式平等对待的罕有的突破。政改与反贪的动力在民间、在基层,不扫荡基层的贪污不法势力,国无宁日。
   
   马晓力(中央统战部前副局长):一个不代表人民利益的执政党注定要被人民群众抛弃,注定要被淘汰出局。要想挽救党,只有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坚决而义无反顾地反贪腐、搞政治改革、从严治党、依法治国、重振党心、重拾民心、恢复党的本色,给人民、给党员以希望,以信心。
   
   “乌坎转机”是一个好的开端,是二十年来处理政治问题以谈判方式平等对待的罕有的突破。政改与反贪的动力在民间、在基层,不扫荡基层的贪污不法势力,国无宁日。现在需要总结经验巩固成果,以此为经典案例,推动以民主法治方式处理群体性事件及官民纠纷。各界人士应积极参与,这是推动社会政治进步的良好路径。广东是发达地区,其问题有典型意义。
   
   姜晓星:民间组织不是敌对势力
   
   导语:乌坎事件的关键在于你对民间组织的看法,要有正面的看法,不要是负面的看法。民间组织并不是敌对势力,是多元的。
   
   姜晓星(前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我觉得这件事最大的意义在于,政府如果处理好了,等于政府可以正面面对一个中间组织,一个民间组织,不管结果怎么样,能够跟民间的村自治组织对话,这个意义非常重要。
   
   这个事意义非常大,我认为这个事件不亚于30年前的小岗村。小岗村严格来说还是有先前经验的,“文革”之前曾经搞过包干。而政府与民间组织的平等对话则少有成功的先例。
   
   学者孙立平讲的现代化为什么断裂,崩溃是怎么回事儿,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在40年前曾经详细地讨论过新兴国家现代化进程的断裂与崩溃问题。就是现有的传统体制容纳不了新的现代性元素,包括新的社会动员方式及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最后便形成这样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个强大的行政体制却要面对一群毫无组织毫无具体目 的的个体,也即所谓“乌合之众”,久而久之,问题并没有得到纾解,怨愤积淀在每个个体的心理,大众也更多地采取围观的方式,所谓“搭便车行为”,每个人也不可能对自己的行为真正负责任。这样下去,社会的细胞都丧失了参与社会的预期,像败血病一般坏死过去。
   
   事实上基层政府的行为一直存在一种潜在博弈,我的乌纱帽和这件事的处理,哪个能够摆平,尽可能拖,把这个事情化小。如今的政府是很自信的,因为他的财政收入很大,并不怕花钱。凡是用钱摆平的事对他都不是一个事。作为一方官员来讲首先想的不是花钱不花钱的事情,他想的是乌纱帽,这个事尽可能不要让上面知道。
   
   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中,我们要有一个特别大的理念转变,我们怎么看待社会组织、中间组织的问题?这是非常关键的。政府一谈到组织就认为是负面。其实各种中间组织,基层社区的民间组织是现代社会结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它可以有效地反映各种多元的社会诉求,其往往是有具体目的的,行为也是理性及可以预期的,只要我们的体制能够容纳它,就会使其负有法律责任,其内在的自组织性也 会约束其行为更加理性。最终也可以实现与其的理性沟通与对话。因此不能依照传统的看法,总是将其视为负面的东西。
   
   但是我们的理解,老是把他们当成敌对势力,所以我们到处看到的都是暴民,到处是群体事件。一开始我也不把乌坎事件当回事儿,认为最后都是暴民一哄而散,闹了半天不了了之。但是这一次不一样,这个村子天然有一种宗法的联系,这是基层组织最初的联系。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要正确认识现代化过程中我们的体制要能够容纳新的社会元素,我们能够容纳他们,使这个体制具有弹性,不要太僵硬。现在我们的体制太刚性了,我们政府有钱,有事花钱摆平,而且不是群体摆平,是一个个摆平,这种被动的管理模式促进不了现代化的进程。
   
   如果我们总是不去承认这样的中间组织,就会把社会中各种多元诉求的群体推向一种非理性的反社会的情绪上去,就会没完没了地产生所谓群体性事件,而最尴尬的是在其中矛盾都集中于政府,可政府还永远找不到一个你可以对话的人,你都不能知道哪个是你对话的对象,这样下去,社会的整合将越来越困难。
   
   乌坎事情广东省政府以这种姿态,能跟村里面的代表对话,能达到这一步,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进步。现在知识分子圈里面都讲顶层设计,我觉得中国的改革往往在于底层的实践。我真希望如果能够深入这个案例,我觉得这个示范效应是很大的。整整闹了三个月,所有人都在看。如果这个事处理好了,别以为农村长期存在的土地问题纠纷解决不了,只要各级基层政府能够认真听取农民的合理诉求,并容纳一种新型的基层社会组织方式,我想这个问题至少是可以舒缓 和预期的。我们当然不能对现实的改革抱有浪漫主义的幻想,但制度的变迁的确能够产生大家预想不到的历史结果。当年小岗村的事儿谁也没有想到能够做成,最后它却开启了未来30年中国波澜壮阔的伟大历史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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