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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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奎德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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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亦忧,退亦忧──中国出版巨兽之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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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步 但是静悄悄──近年来中共与民间角力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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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9.11 时代”和中国面临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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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然旁观十六大
·打官司,变制度
·天安门母亲——永垂青史的群体
·从“包二奶”看中国的司法解释权
·解除历史的魔咒
·“叶公好龙”与“胡公好宪”
·《红朝谎言录》序
·互动: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
·中国知识份子与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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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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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溯源(3):古罗马共和制度
·民主溯源(4)——罗马帝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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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雨故国一卷收——序夏明《政治维纳斯》

一、

   屈指算来,我与本书作者夏明教授竟有多重缘分。就渊源论,復旦人、四川籍、居美华人,是我们共享的三重相同身份;就关系论,他是我所主编的网刊《纵览中国》的专栏作家,我们还共同主编过《自由荆冠》一书,共同主办过两次学术研讨会,而收入本书中的多篇重要文章正是首先刊发于《纵览中国》的。有鉴于此,夏明嘱我为本书作序,于情于理,何敢推诿?唯“义不容辞”而已。

   熟悉夏明兄的人都注意到他最近几年来的变化,甚至有朋友颇为讶异。自1991年来美留学并于1997年获学位和教职以来的前十几年,夏明兄给人的印象似乎是谨守在学术院墙之内,心无旁骛,在纽约市立大学兢兢业业教书研究写作,典型的学院派形象: 两耳不闻窗外事。

   然而,自从作为制片人之一参与拍摄反映2008年四川大地震的电视文献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后,这位学院派教授纵身一跃,成了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成为中国问题政论家乃至政治活动家。眼前这本书,正是这一变迁的见证。正如他概述本书缘起时说:

   用中文写作本身就具有强烈的政治性,所以,我的所有文章没有一篇是为纯学术而做,而都是针对中国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为了干预和影响中国现今的政治、社会进程,帮助它朝著更民主、公平和自由的方向而做的努力。

   转变何以致之?从本书脉络看,人们或可列出其荦荦大端:参与拍摄家乡大地震而目睹学校废墟中遍野亡童带来的心灵震撼,基督教的潜移默化,回归中国文化的心智努力,达赖喇嘛尊者以及藏传佛教悲悯性的影响。

   虽然夏明兄曾在2009年6月我们共同主持的一个研讨会上曾“嫁祸于我”,半庄半谐,声称是我把他“拉下水”的,当场颇令我受宠若惊。但痴长几岁的我,毕竟还有点自知之明,了解他的自谦,而我自己确实无权无福承受如此沉重而又荣光的桂冠。

   正如皈依宗教,没有源于深心的慧根,仅靠外缘式的说教是无法浇灌出一株信仰的参天大树的。

   在笔者看来,对夏明而言,真正重要者,恐怕在于一颗埋藏心底多年的种子。对此,人们或知之不多。但在我看来,那就是夏明的“天命”,是他的“慧根”,也是他承担此一角色的深层动因。

   那颗种子是——”六四”。

   遥想当年,1989年上海的五月,热气蒸腾……。其时我已离开復旦,应聘到另一大学组建了一个文化研究所并创办了《思想家》杂志。5月15日我正在市中心的上海社科院忙于联络上海市各大学联署声援北京上海学运事宜,忽然从电话中获知,在復旦校园内,有七位青年教师脱颖而出,他们公开而决绝地走到一间大阶梯教室,轮番发表演讲,对上海学运和北京的绝食表示声援和支持,是为“復旦七君子事件”。赫然名列其中者,就有夏明(叶茂强、夏明、俞平、王元、张光杰、葛国勇、马新华)。在久经政治运动摧残的中国,尤其是以明哲保身著称的上海,心有餘悸的教师群体中,敢于公开站出来支持学生者,当属罕见。自此之后,上海学运形势急转直下。第二天,上海绝食开始。5月16号,该七位教师牵头贴出《教师呼吁书》,带动了一大批復旦著名教授联署。记得其中第一位就是我们哲学系的严北溟老先生。五月十九日,復旦教师举行了大游行,夏明与张才(姚勇战,上海高自联主席)、文江平(他的学生,高自联副主席)、陈亚军(新闻系学生,绝食现场总指挥)在外滩,商定和安排撤出绝食。当日下午,夏明与张才到陕西路市团学联同江泽民和朱镕基的两名代表谈判,要求他们接受撤出绝食条件。因此,上海学运得以和平收场。……六月四日,天安门屠城发生,夏明冲冠一怒,毅然加入学生的教师顾问团。

   经此破茧而出,夏明以后的故事就无需任何想像力了:他被勒令暑期留校进学习班、交代问题并进行反省。后来的整党中,也受到纪律警告。……

   这就是1989年上海学运的“黑手”之一——夏明,他的心结,他的创伤——沉埋心中长达22年的那颗“种子”。

   今天,这颗种子兑现了它对中国的承诺:发芽开花结果,凝结成了这样一本沉甸甸的书。

   这不是一本象牙塔内之制作。它是悠长的迴声——来自天安门,来自上海滩,来自新大陆——整整走了22年。

   

   二、

   虽然夏明声言本书文章都不是为纯学术而撰写,然而浏览之下,作为一位政治学教授,其所受学术训练的踪迹依然彰彰在目,难以掩盖。翻阅本书,回忆夏明赠阅的另两本专著—— 《二元发展型国家: 中国转型的发展战略和制度安排》 ( The Dual Developmental State, 2000 年) 和《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与治理:走向网络治理模式》(The People’s Congresses and Governance in China: Toward a Network Mode of Governance, 2008),使我不由得联想在现代中国,政治学的命运和中国的政治命运。

   二者之间,是有其特殊关联的。

   回望一百多年,19世纪末,政治学在西方从哲学中脱身出来,自立门户,成为一门独立学科。 1880年代,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成立政治研究院,标志著政治学在大学成為一门正式的学科和系所的开始。这一新兴学科,不久就经由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介绍到中国。1901-1904年,中国翻印出版了西方政治教科书66种;之后,1903年中国第一所大学京师大学堂设立政治堂,课程中就有政治学。以此为发端,如春草萌动,紧随其后成立的大学,纷纷创设政治学系。政治学传入时机,正好是中国寻求建立现代国家的歷史阶段。在这种背景下,近代中国涌现出了一批研究和教授政治学或政治哲学的先驱,其佼佼者计有:张君勱、萧公权、张佛泉、钱端升、罗隆基、徐志摩、储安平、张东荪、王造时、张奚若、余日宣、金岳霖、刘师舜、杨光泩、陶孟和、雷震、胡佛、王世杰、杭立武、吴恩裕、龚祥瑞、周鯁生、浦薛凤等……这些在近代中国不同凡响的名字,与中国政治学的建立和发展,进而与中国的政治演进,息息相关。

   而中国国运的恶化,也是与中国政治学命运的恶化同步的。

   1949年,中国共产党以武装力量夺得政权,不久,当局就对中国大陆的高等院校实施了“院系调整”,从此,作为一门学科的政治学遭全面取缔,已不复存在了。政治学学者,除了1949年去台湾者以及漂流海外者外,留在大陆的,均被扫地出门,或改换门庭,或寂寂而终。尤为惨烈者,在反右以及以后的运动中,很多人被打入另册,沦为贱民,其遭受的苦难与侮辱,令人不堪回首。这是中国政治学发展歷史上最惨痛的一页,也是中国现代政治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那是中国政治学学统的断裂、荒漠的时期。

   直至1978年,中国再次开启国门,政治学才逐步获得中国式的重生。留学欧美日本的新一代学者再次成为中国政治学界的主力。以我有限的观察,无论是在中国国内还是海外从事教学、研究或从政者,其关注的重心仍然是中国的政治演进。除夏明外,大家比较熟悉的还有吴国光、黄亚生、王军涛、杨建利、裴敏欣……等以及更年轻的一代如刘瑜、熊培云……等,他们潜心学术,纵论国是,投身公民社会。这些当代学人的活跃表现,已然显示,他们正在接下前辈中国政治学者的学术薪火,并把它投射到更为复杂且变迁迅速的当代政治世界中去了。

   回溯百多年来中国人的留学史,不难发现,发生在夏明教授身上的这种演变是有迹可循的。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前辈学人的道统在其身上的映射。 犹记满清末年,有多少赴日本、欧美的中国留学生、学者在埋首书斋之余,参与了当年立宪派、革命派的推进中国政治文明的活动与启蒙!他们相互激荡,奔走往来于欧美、东洋和故国之间,义薄云天,事功卓著,可歌可泣,彪炳史册。

   上述先后几代留洋学人共享的情结,除了导致他们在学术与政治之间踟蹰徘徊的复杂心绪外,笔者还注意到,该情结甚至衍生出了一种“学术界的落叶归根现象”:有相当一部分在海外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华裔学者,在其学术生涯的早年,置身于竞争激烈的国际学术领域,基本上以非母语(英文或其他)撰述为主。然而当其在学界安身立命之后,母语论著逐渐增多,至晚年,更是回归到以母语的论著和演讲为主轴了。这一演变无疑是源自对故邦的拳拳之心。正如余英时先生所云“不能忘情于故国”,他托佛经上鹦鹉洒水灭火的故事,借喻了这一中国情怀:“昔有鸚鵡飞集陀山,乃山中大火,鸚鵡遥见,入水溽羽,飞而洒之,天神言:‘尔虽有志意,何足云也?’对曰:‘常侨居是山,不忍 见 尔!’天神嘉感,即為灭火。”(余英时《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P.379),这种令人沉吟不已的“不忍”情结,低调而深邃,自然而然且不绝于缕。该现象使人脑海中突然浮现出了那些爱国挂嘴边,在官制裁判台上骂人汉奸却对本国同胞 所受苦难视而不见的“爱国者” 们。对比两造,夫复何言?

   鉴于上述共享的中国情怀,虽然其间有三十年的学统断裂,三十年的学科空白,但我们仍可发现,文革之后破土而出的新生代政治学人与前辈学人,虽遥相隔离,在冥冥之中却是有其一脉相承的道统相维系的,这是中国学人极其珍贵的人文资源。

   当然,两波学人之间,区别仍是存在的。在这裡。笔者并无意去评估前后辈之间中西学养程度之差异,我的观察在另一维度。在我看来,新一辈海外留学的政治学者群体,与前辈学者群体的最大区别在於,当代学人之间在学术观点进而在政治光谱上的分野,比前辈学人之间的分野来得大而深刻。人们知道,早年留学欧美日的政治、人文学者之间,虽然也有过激烈论争(譬如上世纪三十年代胡适、张佛泉等人与钱端升、蒋廷黻等人关於民主与独裁的争论),但比较今日新生代学人之间的深沟般的价值分歧,前辈论争双方对基础价值的共识仍然是有的。两代不同群体的这种区别恐怕在一定程度上反衬了一个基本背景:当代中国的政治系统与国际主流秩序的鸿沟深深,比前辈学者当年的国内外差异更甚。

   如果读读本书中的“愤怒的机器人——答孙雁教授”一文,我们的感受当更加具体。夏明在答复孙雁女士(亦在美国任政治学教授)时指出:

   “我和孙教授又有重大分歧了。孙教授认定,中国政府的确做了不少错事,但再坏也没有坏过美国。我认为,中国政府不仅仅做了不少错事,还做了更多的恶事、犯了许多的罪错。无论从国体、政体、政策层面来看,美国都是西方民主的拱顶石,她代表的理念和体系高于专制体制,显然高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集中制。”

   仅此一例,即可看出,当今中国政治学人之价值分歧如此涇渭分明,似乎已经丧失对话的基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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