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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福祯:向共和致敬——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共和革命

   
   
   作者: 姜福祯
   
   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共和革命。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民主共和价值观不可抗拒、不可逆转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此中国告别了五千年帝王更替的皇权暴政,使得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政治诉求同步。用“共和”为辛亥共和革命号脉,以回顾历史,向百年前共和志士和亚洲第一共和国致敬!


   
   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征文
   
   
   辛亥革命本质上是一场共和革命,是清朝预备立宪的思想延续,是由武昌首义引发,南北议和抉择,清王朝被袁世凯逼退结束的一次历史剧变。其后16年是国家政治制度现代化、民主化的一次历史实验。
   
   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历史遗产是民主共和价值观不可抗拒、不可逆转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从此中国告别了五千年帝王更替的皇权暴政,使得中国与现代世界的政治诉求同步。(注意,我说的仅仅是诉求)一切专制独裁势力从此不得不披上“民国”“共和国”的外衣。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己然大谬不然,奉天承运,人民诏曰却是可以任意招摇。从《钦定宪法》到《临时约法》,宪政启蒙和人民共和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再经稍后的“五四运动”实际上思想解放和思想启蒙的任务已经完成,共和作为一种统治理性已经无法替代。
   
   本来在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不过是“城头变幻大王旗”,那么为什么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具有无与伦比的伟大意义呢?原来三重历史剧变都在辛亥年遭遇了——王朝更替、民族革命、共和革命。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汉族夺回中国的统治权力为首要任务,汉满民族替易,依旧属于改朝换代的历史嬗变,尚不属于宪政文明的近代历史的范畴。历史的丰富性在于这个生不逢时的专制王朝不仅见识到西方诸国的强大,更遭遇到西方共和体制的碰撞,遭遇到体制内宪政派改良者和体制外宪政派革命者的双重压力,清王朝不得不启动带有宪政性质的改革,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进一步成立皇族贵胄为核心的“内阁”。慈禧太后虽然亲手扼杀了“戊戌变法”不过寥寥几年之后,她也不得不适应历史潮流,全面启动限制皇权,消除封建专制的宪政改革。按说,坚冰已打破,前路也明确,体制内外各派都是在异口同声呼唤共和。体制内宪政改革与体制外革命党赛跑,就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依旧爆发了辛亥革命。这就引出了一个为什么的问题:是清王朝改革不彻底?是革命派激进热情?清朝政府宪政乍启,显然不会一蹴而就,还谈不到改革彻不彻底,实质问题是恢复中华,满清政府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权力中心,更不可能继续垄断权力,“皇族内阁”的冷遇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天要变,道也要变。革命派、北洋派、立宪派的逻辑起点都是共和。此时,只有以理论支撑的梁启超、杨度等君主立宪派尚有一定程度的保皇意识;张骞、唐绍仪、汤化龙等以实业利益为支撑的立宪派的选项既包括君主立宪也包括民主立宪,这就为此后的南北议和奠定了思想基础。当时袁世凯代表的是实用,功利的机会主义,他选择的是左右逢源,个人建功立业和社会最少动荡的两全之策;张謇、梁启超是步张之洞后尘而颇具影响力的立宪改革派,他们所希望的是渐进变革的道路;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以“革命党”自诩,并且多次发动武装起义,企图一劳永逸的解决民族问题,间或解决民主问题。渐进、激进、实用这三者之间其实有一个最大公约数:共和。渐进派中的多数人都是企图以君主立宪为突破口,激进派自然希望武装革命轰轰烈烈解决问题,机会主义稳健派则希望体制内外相互妥协,抓住甚至不惜制造机会迫使清朝逊位。
   
   有意思的是历史的发展神秘莫测,并不以任何一派的意志为转移。
   
   先看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
   
   袁世凯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是重要的立宪派官僚,他曾经被委以改革的重任,主张大刀阔斧的改革,被守旧官僚所痛恨和排挤,弃官赋闲。武昌起义之后被请出来收拾乱局。
   
   当时袁世凯本人经历了平叛乱(保满)——养革命(弃满)——妥协议和(同缔共和)——逼宫(和平退位)的几个心路历程,可以说除第一个阶段外,几乎都是被迅速发展的形势所造就。武昌首义本是一个局部事件,应该在清政府和袁世凯的可控范围内,但是南方各省的纷纷响应,已经使起义成为燎原之势,此时的袁世凯在攻克汉阳之后,没有一鼓作气攻克武汉三镇,这时的袁世凯与大清已是二心,随后放弃以“君主立宪”为议和前提,已经完全走在了民主共和的路上。袁世凯一直在审时度势,把握机会与革命党,立宪派、清廷内的主战派周旋,在“逼退”进展缓慢之时,不惜假手汪精卫调遣革命党炸死主战派首领良弼(这次是制造机会),使隆裕太后下决心迅速退位。
   
   再看孙中山为首革命派
   
   孙中山、黄兴一直调用各种资源,不遗余力地发动武装起义,但是每次都以失败收尾,无奈天意与人意悖违,革命形势一直都没有瓜熟蒂落。特别是清廷推行新政改革、预备立宪以来,已经缓解了体制内外的主要矛盾,让革命党的前景并不明朗。革命的道义资源大打折扣,这也就是革命党用炸弹伺候出国考察宪政的满清大臣的原因。广州起义之后,实际上孙、黄也几近绝望。孙中山一度向其他首领宣布解算同盟会,并且只身一人到美国打工去了。在此情况下宋教仁等人成立长江分会以便寻求新的发展机会。同盟会曾发生两次沸沸扬扬的“倒孙风潮”,若不是黄兴、刘揆一关键时刻和稀泥,孙先生早被罢免,同盟会也早就瓦解了。“倒孙风潮”削弱了党内团结,更削弱了孙中山的领导力。随后党内同志纷纷自立门户,焦达峰、孙武联络一批会党头目成立共进会,章太炎、陶成章重建光复会,就连孙中山本人也不再以壮大同盟会为念,发展同盟会新分会时改名为“中华革命党”。1910年6月孙中山对宋教仁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其对同盟会的分裂似已漠然认之。1911年7月,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在上海建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虽仍以同盟会冠名,其实与同盟会和孙中山无关,实际上辛亥革命前夕,同盟会已近于完全解体。
   
   最后看看以梁启超、张骞等人为首的立宪派
   
   梁启超在辛亥革命次年,曾经这样表述当时的立场:“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可见预备立宪就是大清帝国自掘坟墓,君主立宪实际上是体制内立宪派不得不调用的一个道具,因为大清“俨然为一种事实”。在“俨然为一种事实”和“大清不可撼动”的两种事实之间满清贵族和立宪派进行过多次较力,进一步,退两步,放权——收权的拉锯战在谘议局和皇族权贵之间不断上演,最后上演的是“皇族内阁”。1909年到1911年之间,立宪派先后发动了四次国会请愿远动,参与的民众多达上百万人,影响之大可见一斑。
   
   在上述历史背景中,各派政治力量以武昌起义为杠杆共同发力,撬动帝制,扭转了乾坤。
   
   在帝制、革命、共和这三种语境中两种语境长期被主流历史模糊和边缘化,这是需要明辨的,遗憾的是诸多学者目前在这个问题上思维定势依然陈旧。看到龙应台女士最近的相关访谈,觉得言简意赅,一语中的。
   
   WSJ:1911年10月10日对于大中华区不同的地方都有什么意义呢?
   龙:“双十节”对北京来说从来不是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是现在,它突然有了意义。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想要合理地诠释”双十“是非常尴尬的,甚至不当的。这是中华民国的国庆日,而中国方面完全不承认中华民国的地位。因此中国人就完全地聚焦在了革命本身。他们不得不在向辛亥革命致敬,和辛亥革命的结果是建立了共和这二者之间保持微妙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可不容易保持。”
   
   WSJ:“你认为今天的中国和清朝末期有多大的区别?
   龙:把过去六十年和清朝统治的最后十年的现实情况进行对比,这是一种倒退。当中有着巨大的鸿沟。当然,在过去十年中,中国有了巨大的变化。但是100年前已经有了上海股票交易所;你可以是铁路投资方的股东;人们有自己的私人房产;宪法也即将就位……如果你看看那时有多少政党的话,再和今天对比一下,那么现在退步了。”(来源《民主中国》龙应台:辛亥百年对中国来说尴尬的纪念)
   
   我撰写的几篇论述辛亥革命的文章侧重点不是当年那场革命是否必要,而在于共和这一普世价值的迫切必要性。因为历史不可以逆转,也不可以建立在预测的基础上。用“共和”为辛亥共和革命号脉,以回顾历史,向百年前共和志士和亚洲第一共和国致敬!
   
   2011年12月20日于咫尺居
   
(2011/12/29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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