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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两次亡国的真正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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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两次亡国的真正原因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随着互联网资讯手段的大发展,中共统治集团六十年来灌输的马克思阶级论+汉奸民族虚无主义史观逐渐破产,越来越多的华人认识到:元朝和清朝两个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亡国时期。这,也国际上最具公信力的英国史学界的主流观点;英国史学界认为:元朝时期的中国,是中国被蒙古征服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成为蒙古(元)帝国的一部分;清朝时期的中国,是中国被满洲征服的时期,这个时期中国成为满洲(清)帝国的一部分,但至清朝后期,满洲族统治集团就像征服英国的诺曼人那样,被动地被同化了。
    对中国而言,蒙元和满清的殖民政权本质虽然愈辩愈明,但关于中国历史上这两次亡国的原因,却莫名其妙地如砂纸揉搓透镜一般,越辩越朦,搅浑水般地越搅越混。许多人,甚至包括刘路律师这样严谨思维职业的从业者,都被芦笛兜售的所谓“北勇南怯”论迷昏了头,信信然以为这就是中国亡国的原因。


    芦笛的“北勇南怯”论,声称北方人勇猛,南方人怯懦,所以南方人是打不过北方人的;所以,汉人会被北方的胡人征服。
    究其原因,芦笛武断地说:“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南方的汉人因为是有恒产的农耕民族,所以总是怯懦;北方的蒙族、女真(满洲)族因为是无恒产的游猎民族,所以总是勇猛。
    但是芦笛如何解释“有恒产”的沙俄军队,四百年前进攻中亚、北亚的游猎民族(向西伯利亚扩张),势如摧枯拉朽的事实呢?芦笛如何解释雅克萨俄兵如此凶悍,以至于康熙帝派出的五千八旗兵,对八百哥萨克,尚不能一股荡平的事实?务农的哥萨克,凶悍程度为什么不逊于清初八旗兵?
    宣称“北勇南怯”的芦笛,如何秦、汉时期中国军队征伐北胡的勇猛?那时中国采取的是战略进攻姿态,被迫退守避走的反而是北方的胡人。芦笛又如何解释历史上英格兰对北方的苏格兰、俄罗斯对北方瑞典的“南勇北怯”现象?
    按照逻辑学的原理,只要有一个事实悖论,就足以证明芦笛的“北勇南怯”论、“有恒产者恒怯,无恒产者恒勇”统统是歪论。
   
    实际上,“勇”和“怯”未必是战争制胜的决定因素。如果“勇”和“怯”是指不怕死与怕死,那么“勇”的未必能战胜“怯”的,项羽难道不比刘邦勇猛?他为什么败在无赖刘邦的手里?难道项羽的军队比刘邦、韩信的军队怯懦?从晚明及南明的抗清战争中可以看出:信奉“杀身成仁”汉族将士,不一定比满洲将士怯懦,赵率教、卢象升、史可法、刘肇基、黄得功...都死得很壮烈,问题在与他们打不过清军;而满洲将领在不利的时候,照样流露出怕死的丑态,松锦战役中,多尔衮一度被祖大寿打得抗旨逃跑,遭皇太极处罚,多铎则在河南一度被李自成大将李过打得“潜身避地,畏缩不前”,多铎屠杀汉族老百姓勇敢得了不得,却畏惧江阴的起义军,违背诏旨,躲在南京花天酒地,始终不敢亲赴前线...
    某些宗教信仰令人舍生忘死:好些土著部族比英国殖民军不怕死得多,他们的土地为什么还是被英国殖民了?最不怕死的斗士,莫过于二战中具有武士道精神的日军,但他们被怕死的美军打得一败涂地。现在谁有相信死后升天的伊斯兰恐怖组织自杀爆炸犯勇敢?但他们能够击败英、美、以色列的特种兵?
    如果“勇”和“怯”是指尚武精神的多寡,那么“勇”的也未必能战胜“怯”的:战国时期最具尚武精神的是赵国人,但赵国却无法抵挡秦国的进攻;奥斯曼土耳其人远比法国农民更具尚武精神,但土耳其军队却被拿破仑军打得一败涂地;俄国哥萨克的悍勇绝对超过德国工农,但一战中俄军却一再被德军打得丧师失地...林肯时期的美国,喜好打猎决斗的南方奴隶主比北方农民尚武得多,但内战却以南方军队彻底失败告终......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多次出现南方人打不过北方人、文明人敌不过蛮族的现象?这在东亚尤其明显。要寻求准确答案,就决不能象芦笛拍屁股信口雌黄,而需要具体分析。
    越南、暹罗、缅甸等东南亚诸国为什么在与北方中国的对抗中总是处于劣势,不是因为这些国家民风怯懦 (实际上,越南的民风绝对比中国河北民风来得勇悍)而是因为炎热的气候,令东南亚产生不了较高的文明,散漫的热带民族,一般也没有寒冷地带的游猎民那种管理智慧,一种组织民众
   和社会实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智慧,因此,他们始终对北边的中国构成不了大的威胁。
    那么,为什么历史上蛮族,尤其是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屡屡能够征服文明国家?这是因为冷兵器时代,北方游猎地区的蛮族对文明程度较高的农耕地区(如中国)和商贸地区(如古希腊、罗马帝国)天然具有骑兵的优势,如果农耕地区和商贸地区的技术发生倒退,导致其军事力量不足以抵抗蛮族的侵袭,野蛮征服文明的现象就可能发生。
   
    西罗马帝国之所以为日耳曼人所灭,就是因为技术停滞,日耳曼人在与匈奴人的对抗中学到了马蹬和更先进的弓箭,罗马军团的步兵方阵和标枪不够用了;西罗马帝国之所以技术停滞,是因为越来越依赖奴隶劳动的社会制度,已经无法创造出更大的生产力。
    中国之所以先后被蒙古人和满洲人征服,是因为技术的倒退,令中国军队无法抵挡蒙古人和满洲人的骑兵进攻。
    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头号克星是弩。因为弩箭的准确性和稳定性比弓箭高得多,与枪相似,弩机配有瞄准器;且弩箭的威力也比弓箭大许多,秦汉时期的强弩,有效射程达六百公尺,宋军使用的床弩,射程可达一千公尺以上。
    弩箭上弦固然比弓箭慢,但如果组织得当,弩手阵可以取得近现代步兵排枪阵那种连续密集射击的效果。组织的原则即是:一排瞄准,二排待射、三排上弦。
    以组织良好的弩阵对抗骑兵的集团冲锋,效果决不逊于当年英法联军排枪痛歼僧格林沁八旗骑兵的效果,而且成本低廉。
    弩机可使用拉杆或上弦器上弦,比弓箭省力。因此,弩箭不仅杀伤力强大,而且其使用易于培训,而训练在奔跑的马上射箭,则非常困难,培训一个弩箭手,远比培训一个骑士省时、省钱、省力。
    十二世纪弩箭在欧洲广泛应用后,其效果就震惊了大小封建主:一个农民新弩手,居然可以轻易射死一个从小训练的贵族骑士。英王狮心理查,就死于法军的弩箭射击...以致于教皇下令,把弩箭列为“不道德”武器,要求各国国王在战场上禁止使用,但效果微弱。
    由以上可见,弩箭的技术非常适于中国这种农耕民族国家。如果舍弃此项技术,以主要精力力量去训练骑兵,则是非常吃力不讨好的愚蠢选择。因为骑射是游猎民族的生活方式,训练汉族农民子弟骑马去对付从小在马背上滚大的满、蒙骑手,宁非扬短避长、事倍功半之蠢举?当然,在贵族气还未消散的汉、唐时代,中国还可以产生李广、霍去病、窦宪、马援、李靖为代表的骑士好手,但在贵族气尽的后宋社会,再无可能了。
   
    弩手如果能与战车结合,就拥有了主动进攻的机动性,这就能对游猎民族形成进攻优势。因为,骑在奔腾的马上开弓射箭,远不如坐在战车上依凭战车用弩射箭方便准确,秦和西汉时期的四乘(四匹马)战车一般坐四个人:披铁甲的战马、身着头盔重甲的车夫,近距离格斗的长枪(戈)手、弩手、弓箭手,弩手和弓箭手,都把身体固定在车上射击,由弩手进行精确性打击、上弦快的弓箭手掩护弩手和长枪(戈)手。由于战车更大的冲击力和兵种协同作战的优势,骑兵很难正面抵挡这种战车兵的进攻。西汉的“武钢”战车,还设有保护车夫和弩手的铁板,弩手通过射孔射杀骑兵骑将,因而对游猎民族军队具有极强的杀伤力和突击能力,战车在马群中横冲直撞令对方难以抵挡。
    因为这种技术优势,秦和西汉的军队在与匈奴的对抗中不仅占尽优势,而且始终处于战略进攻的上位,匈奴一败再败,最终分裂,并不得不西迁欧洲。秦帝国名将蒙恬挥军轻松击败匈奴,夺得河套地区,直抵阴山南麓,西汉恢复国力后,自汉武初期起,就主动进攻匈奴,夺得河西走廊,开疆拓土至中亚。而且,西汉军队对匈奴军多次以少胜多,公元前119年的大决战中,霍去病以五万军力,从代郡(今山西北部)北进三千里,封狼居胥,直抵贝加尔湖,歼灭匈奴左贤王部七万多人(左贤王部几乎全部覆灭),霍去病也是两千年来中国唯一攻至贝加尔湖的将领;卫青其实战功更大,他督率的五万汉军与精锐的匈奴单于部遭遇,以逸待劳的单于亲率八万骑兵猛扑过来,卫青则果断将武钢战车接环连到一起,形成连环车阵,向单于部发起反冲击,并以骑兵由左右两翼进行包抄,在这场飞沙走石的鏖战中,匈奴大败,单于只带了八百骑仓皇逃走,卫青乘胜猛追,捣毁单于“龙庭”——赵信城,失去了这个堡垒,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对汉帝国采取攻势。
    公元前九十九年,李陵统帅五千步兵孤军出征匈奴,与单于亲自督率的十万骑兵大战。在这场民族对决中,单于虽然吃掉了李陵军,但苦战十数日,付了伤亡上万人的惨重代价。值得注意的是:出征匈奴的李陵步兵,并不同于唐以后的步兵,而是配备有大量弩手和战车的步兵。李陵征匈奴的事迹,突出地反映了弩箭和战车对抗骑兵的优势。
   
    从以上史实可以看出:中国对抗游猎民族的全盛时期是两汉时期,这个时期,特别是西汉时期,正是弩和马车军事应用的全盛时期。
    马车早在西周时期就大量存现了,春秋战国和西汉时期,马车的应用非常普遍,那是的中国人,无论是帝王将相出门出巡,还是平民百姓迎亲送娶旅行,常坐的是马车,而不是骑马或坐轿,因为乘马车远比骑马舒适,乘坐豪华马车,要比坐轿子更气派,也更具效率。孔子周游列国,是坐马车,而非骑马,可见那时马车之发达。从秦兵马俑可以看出:秦帝国军队大量地配备有马拉战车,可见那是马车制造也之发达。
    但是到了唐朝,马车已经很少使用了,轿子作为一种替代品和奢侈品主要供帝王将相、达官贵人使用,但轿子不适宜用作长途旅行。老百姓出远门,得骑马、骑驴、或是坐粗陋的牛车,比起孔子周游列国的马车时代,明显是大倒退。
    从文物照片可以看出,春秋、战国、先秦和西汉时期马车,做工是那样的精湛,结构是那样机巧,车体是那样的轻巧和典雅;而后宋时期的马车,则相当的粗陋;满清的马车,干脆倒退成车辕都没有的轱辘土车,简直不堪入目。
    由于技术的不断倒退,以马车技术为基础的战车也就消失。春秋、战国、秦朝、西汉时期,中国军队都普遍配备马拉战车,但到了东汉末年就很少使用了,到了唐朝,战车基本上从军队中消失了。战车的退出,令包括弩手和火器(明代称“神机”)兵在内的兵种丧失了机动性;战车不仅是多兵种的载体和移动掩体,也是冷兵器时代最具效率的陆上运输工具,战车的退出,也使得中国军队丧失了远征能力——翻开历史可看到,先秦两汉时期的中国,多次大规模地南下交趾(越南)、北进外蒙、西征中亚,中国的大部分无争议疆域,都是秦汉时底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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