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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寡头集体转向,胡记师朝鲜路终

时政观察:众寡头集体转向,胡记师朝鲜路终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胡锦涛上台以来,封网一再大升级,中共中央全会越开越鬼祟,本次中共十七届六次中央全会,竟然开成了时间、议程、内容三不公开的完全黑会,倒退回毛共文革年代。但在互联网时代,铁幕封锁资讯已愈发困难;早有消息传出说:这次全会分歧之深、争吵之烈,前所未见,消息显示:胡锦涛企求的党内“和谐社会”,早如7.23动车一般地翻覆埋葬了。
    本周,有进一步消息说:胡锦涛在六中全会上遭到七名常委的炮轰,以致会议的后半段,开成了要求胡锦涛十八大全面交权的逼宫会。

    这个消息决非空穴来风,因为胡锦涛这个毛共辅导员,是迟早会被中南海的其他寡头集体抛弃的,因为胡锦涛的崇毛理念,与众常委格格不入,他的极权倒退师朝鲜的路线,并不符合中南海众寡头的既得利益。几年来我多次说过:胡锦涛虽然与温家宝、江泽民、曾庆红、习近平等寡头有共同利益,但又和他们存在根本分歧,胡锦涛不可能有江泽民的结局,他迟早会在内斗中垮台。
    胡锦涛与其他寡头的根本分歧,就生动地反映于传闻的一些细节中。
    据闻,首先开炮的是受了一肚子窝囊气的吴邦国,吴邦国当众指责胡锦涛,于2011年两会前,在未经常委会讨论的情况下,突然加入“五不搞”内容令吴邦国宣讲,结果在国内外“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关键是导致吴邦国本人陡然间恶名昭彰,成了“五不搞”的代名词。
    我敢肯定,这个细节绝对是真有其事。因为一直来吴邦国,都是一个四平八稳的技术官僚,精明谨慎如老上海,从未以左倾著称于世,他不改不退不左不右:他象江泽民,却比老江低调、规矩(重程序);象黄菊,却无黄菊之贪腐和谄媚,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一夜之间变成左棍?吴邦国在胡锦涛上台后,尤其在十七大后忽然间左转,只能有一个原因,就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好些糊涂的人,认定“五不搞”讲话是吴邦国擅自举动,违背了胡锦涛的本意,甚至据此制造一个以吴邦国为首的“五不搞”集团。殊不察,中共的各级人大,完全是共产党用作装饰民意的橡皮图章,人大的议题、议程,都要由党首来定,人大领导有待遇而无实权。因为是非少、待遇好,人大是中共官场中的自在安乐之所,因而桂林有话说:党委管死,政府累死,人大耍死,政协等死”。“象吴邦国这样年近退休、且没有治国才干和雄心的技术老官僚,能做到人大委员长已经是名实与归、夫复何求?
    因此,若无胡锦涛的指令,吴邦国有什么必要擅自发出“五不搞”的讲话?所以,“五不搞”的内容,只可能来自胡锦涛的强加。某七歪八邪团体居然咬定吴邦国的“五不搞讲话”是江泽民的授意,只是吴邦国所念的“五不搞”讲话明明满篇毛共辅导员僵尸气,哪有江记的上海滩官僚资本口吻特征?再说,江泽民敞开大门让资本家入党的“三个代表”,岂有一丝一毫的“决不搞私有化”之意?
    综上可见,吴邦国之所以突然抛出“五不搞”讲话,完全是胡锦涛指令所为。二十年来,中共官僚依旧在“宁左勿右”的话语氛围中昏睡,吴邦国一下看不出“五不搞”讲话的恶劣后果,就抱着不能得罪总书记的心理,站到前台讲出了这通蛮横的昏话。“五不搞”讲话的后果,是吴邦国和胡锦涛双双始料未及的。
    三月份以来,吴邦国狗血淋头、臭名昭著,不折不扣地成了胡锦涛荒谬路线的替罪羊,而胡锦涛倒四处冒充好人、伪装“和谐”、继续欺世盗名,吴邦国对胡锦涛的恼恨可想而知,当他看到胡记路线一塌糊涂、当他看到这位清华辅导员连自己都不如、当他看到总书记治国,竟是这样一副熊象后,当然也就没什么可惧怕的了,他当然要“放炮”,要奉还胡锦涛扣到他头上的庞大“负资产”。
    这个细节中所反映的,是胡锦涛惯用的一种伎俩,即:在其极权倒退路线当中,激烈的角色由别人充当,自己装孙子、伪装中立,甚至在必要时不惜以特情人员向海外放出诸种“爆料”假消息,把自己做的坏事诬赖到他人头上...总之,使坏的是自己,挨骂的是别人,同时还可以骗取广大愚民和某愚昧团体绵绵的期盼和幻想。这也是满清西太后那拉氏所惯用的权奸伎俩,在义和团运动中用得淋漓尽致。
    “五不搞”讲话胡锦涛早有蓄谋,却故意让吴邦国来讲,这显然是团伙犯罪式的捆绑伎俩,想把其他常委绑到胡记极权倒退的破车上;“五不搞”讲话内容胡锦涛早已拟定,却对其他寡头隐瞒,事前突然塞入吴邦国的讲稿,这是典型的突然袭击式阴谋诡计,毛泽东就惯用这一招。胡锦涛显然是顾虑其极左讲话内容遭其他寡头抵制,故绕开常委会搞阴谋。
    这些都表明:胡锦涛虽然对国计民生世界潮流一窍不通,但在玩弄厚黑权奸伎俩方面却功底深厚,深谙西太后、毛润之之道,这就注定了他对国家民族不容低估的祸害性。
    从内幕消息的另一个细节来看:胡记装孙子厚黑招数的另一大中招者是李长春,据闻,李长春在会上指责胡锦涛说:近年来文化上之所以没有发展,是胡锦涛要求的“挺毛左,压右倾”方向造成的。
    胡锦涛上台以来,新闻、出版、文艺、影视诸方面限制急骤升级,《走向共和》、《中国农村调查》等原先可以出版的诸多出版物遭查禁,江泽民末期的宽松局面荡然无存,封网一再加剧,大批异议作者遭监禁、迫害、骚扰......言论文化上的一再“胡紧套”,令身为主管宣传意识形态的常委李长春声名十分恶劣,在文化界遭千夫所指、万众唾骂。但细究起来,李长春一直不是以“左”著称的官僚,也并非以“左”蹿升之徒(现中共高层内比较知名的左棍当权派,有胡锦涛和张德江),相反,李长春早年在辽宁,以大胆推进国企改革著称,并因此被提拔。李某人昔年主政广东,乃是广东两大敢言媒体《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的黄金时期,这“黄金时期”,直至张北韩(张德江)接掌广东之后才逐渐破碎。李长春在胡锦涛上台后,缘何摇身一变,以“左”的面目出现?宁非“上有所好,下必甚焉”?
    细节表明:李长春不想再顶缸了。为胡锦涛顶缸,顶至一塌糊涂、臭不可闻,责任自己担,好人胡哥做...李长春满肚子腌臢气,可想而知。
    能够证明这一细节真实性的现实依据,是薄熙来“唱红”在全国推广。某七歪八邪团体和好些糊涂的人,始终认为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唱红兴左”,是薄熙来为了夺权而“逼宫”中南海的个人野心行为。但作为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哪来的权力将“唱红”推向全国?全国“唱红”,也不是李长春、刘云山能决定的事,以中共体制的运作,要将“唱红”作为模式推向全国,没有总书记胡锦涛的赞同和推动是不可能的。
    “唱红打黑”、“唱红兴左”就决非薄熙来个人的擅自行为,它背后必然有一块支持的、至少是默许的强硬势力,这股势力,只可能是胡锦涛势力。比起吴邦国和李长春,薄熙来一直以来更不是左棍官僚,他在江泽民时期是“改革开放”的急先锋:他在主政大连期间,以大胆招商引资和与国际接轨的思维著称,从辽宁省长至商务部长,也没有什么“左倾”迹象,为什么会在十七大主政重庆后,才突然左得发狂、“红”得发紫呢?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转变。除了在北京任商务部长期间,薄熙来摸清了胡锦涛极权左癖,投其所好大胆进行政治投机外,还能有什么原因呢?试问:薄熙来为何不在江泽民时期“唱红打黑”呢?
   
    而且,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唱红兴左”,从未受到胡锦涛的非议,连暗示的非议都没有。 十七大后,“唱红兴左”与新老毛左势力互相催生,蓬勃兴起,在全国很少受到阻挠压制,这与“自由化分子”受到官方重重阻挠、压制、迫害对比非常鲜明,邓江时期“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局面已经悄然颠倒。这种奇特的状况,没有来自中南海黑手的操控是不可能出现的。
    显然,胡锦涛暗中以薄熙来主政的重庆做试点,尝试建立崇毛新极权社会的可行之道;不择手段的机会主义者薄熙来,则利用胡锦涛极权左癖大搞政治投机,力图十八大抢进中南海、入主国务院。
    薄熙来在重庆的政治试验,却于统治集团内引发强烈反弹,温家宝激烈反对,江泽民、李克强、贺国强及地方汪洋、俞振声等人都名言反对之,胡锦涛见势不妙,急忙玩弄装孙子权奸手腕,关键时刻拉开了与”唱红访问团”的距离,出卖了薄熙来,以至于薄总理无望,入常渺茫。
    不明就里的人纷纷谴责薄熙来极左,同时却以为胡锦涛是温和派,“党内健康力量”。薄熙来真正面临“吃不着羊肉,反惹得一身臊”的困境。现在众人皆谓薄公极左抓狂,孰不知极左势力的总根子仍在中南海内欺世盗名。试看薄熙来和胡锦涛到底谁更“左”更倒退:
    胡锦涛以朝鲜、古巴一贯正确,并号召全党学习之,薄熙来既想不到,也讲不出这种话;
    胡锦涛主张“国进民退”,薄熙来主张“国民共进”;
    胡锦涛强调坚持专政,薄熙来提出“阶级合作”。
    这样一比就很明显,薄熙来高举的红旗后面,好歹还有些顺应时势的新意,胡锦涛躲在阴暗处不声不响操弄的,是一部狞狰的、滴血的、斯大林牌新极权绞肉机。
    最坏的偷着乐,甚至成为无辜受蒙蔽者、“道德家”、伟人,次坏却被人们骂臭,这就是中国政治历史的戏剧性传统。
    只是,薄熙来远非“四人帮”可比的甘居人下者,薄公当了一回“扶清灭洋”的义和团,到头来却被西太后涮了,岂肯善罢甘休?君不见薄熙来公开斥责胡锦涛那句“和谐社会不是管出来的”,很有些咬牙切齿的味道。
    薄熙来是出局还是上位?对中国有何影响?尚未可知也。
    但是肯定的是:十七届六中全会后,胡锦涛在高层中,威信扫地已尽,胡正日师朝鲜极权倒退路线无以为继了。胡派亲信李克强的倒戈迹象,就反映出胡锦涛政治生命的灯尽油枯。
    六中全会的内幕消息中,传出李克强批判胡锦涛的司法工作“三个至上”指示“逻辑不通、法理不清”,这是一个非常精准到位、也极富现实性和针对性的批判。胡锦涛的“党的利益至上,人民的利益至上,法律至上”本身,纯属毫无逻辑性和操作性的屁话,因为凭此根本不知道党、人民、法律产生矛盾后怎么办,也理不清党和法律的关系,结果执行者只能根据“党”排在第一的官场排位惯例,“党的利益至上”唯一的执行标准,结果导致司法大倒退是必然的,也是胡锦涛想要的。而“三个至上”的反面,当然就是“党政分开”与司法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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