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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孙中山、辛亥革命等问题与陈泱潮先生商榷

就孙中山、辛亥革命等问题与陈泱潮先生商榷
   (郭国汀律师天易网首发)
   
   辛亥革命百年“双十节”前后,陈泱潮老先生连篇累牍地发文,一边倒地否定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其论调之离谱,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错愕不已。因为陈泱潮所论关系重大,作为陈老曾经的追随者和老友,我不能不公开指出他的一些硬伤,以供世人参考。
   

   陈泱潮先生把辛亥革命定性为“种族革命”,并以此否定辛亥革命的价值,这完全是片面之见。的确,辛亥革命包含排满成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正是这个意思,但一个革命包含种族革命(排满)的成分,并不表示这个革命就是种族革命;辛亥革命不是为排满而排满,而是为了结束少数民族维持的专制帝制而排满,这,在辛亥革命的纲领中写得很明白,“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是辛亥革命的目的。陈泱潮先生只抓住“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种族革命字眼,对后面的“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却视而不见,这是典型的断章取义、以偏概全。
   再说,种族革命就一定是不正当的吗?照陈泱潮的意思,因为辛亥革命有了排满,所以就狭隘得不得了,就横竖看不顺眼...陈老也不问问,为什么不论是孙中山、黄兴还是宋教仁、秋瑾,都坚决排满,甚至谭嗣同和曾国藩最为器重的幕僚、常熟才子赵文烈,内心都是排满的...为什么会有排满这样的种族革命内容?因为满洲统治集团对汉族和关内其他少数民族,厉行全世界最为残酷阴毒的种族压迫。
   满清入关,对汉人和关内少数民族厉行种族屠杀政策,江南尤烈,扬州、嘉定、江阴、昆山、苏州、广州、湘潭、长沙、大同、四川...从顺治二年到顺治十八年,屠城数十个,杀人上千万。满清帝国对中国的统治,完全是建立在种族屠杀的基础上,对汉人而言,满清政权完全是一个连儒家道统都不符合的外来征服伪政权。
   中国(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无论是汉帝国、唐帝国还是明帝国,都从来没有强迫墨赫族(女真族前身)、女真族(满洲族前身)及其他少数民族改从华夏发式和服饰,但关外满清国侵入中国第二年(1645年),满清统治者就迫不及待地颁布“剃发易服”严令,(即顺治二年《薙发令》),强迫关内人民象满人(女真人)那样剃发结辫这满装,违者以“大逆”罪论处。这项极权暴政激起了江南官民士人反抗的怒潮,甚至许多满清占领区的州、县重新反抗,满清的对策则是二次屠杀,将反抗区人民,不分男女老幼、不管是否参与过反抗,全部杀光(如江阴),然后从其他地方调“良民”来填充,反抗激烈的四川,更在张献忠屠川的基础上,遭满清的反复屠杀,以致“天府之国”倒退回林莽虎豹的蛮荒时代,需要“湖广填四川”。
   满清“留头不留发”的极端野蛮暴政,导致中国精英群体大逃亡。清顺治年间,陕西、甘肃数十万明朝的边民、军队,不远万里西迁哈萨克斯坦,建立西域的“中国村”;大批东南沿海的官民,则登船逃亡南洋、台湾、朝鲜、日本,其中就有著名思想家朱舜水,他为了逃避薙发易服之辱,被迫移居日本。
   满清“留头不留发”的种族压迫暴政,一直维系到最后一刻,直到武昌起义枪响前,载沣还在强调““留头不留发”的祖制。
   满清残酷阴毒的种族压迫,导致中国人才大流失、导致汉服消亡,汉族由是成了中国五十六个民族中唯一没有本民族服饰的尴尬族类。满清的种族压迫和愚民劣质化暴政,大大加深了中国人愚昧和内耗,是导致国民一盘散沙的重要原因。
   试问,面对这样残暴邪恶的种族压迫,种族革命有什么不正当呢?
   满清统治者口称:“满汉一家”,实则实行狡猾阴险的种族隔离和专制殖民统治:
   满洲人由纳税人(国家财政)奉养,整个民族享受不劳而获的寄生特权;清统治者利用理学和官本位,以科学制度愚弄和笼络汉人,但满人却无须经由科举制度提拔为官,直至武昌起义后被迫启用袁世凯之前,清廷的权力要津均为满人垄断,汉人一般只能担任文官和地方官;满汉两族施用不同的法律,汉人谋杀满人要凌迟,满人杀死汉人却经常可以不偿命;满人可以纳汉女为妾,但汉人则被严禁娶满女为妻(皇帝恩准的除外)。
   1644年五月,逐走李自成侵占北京后,多尔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北京内城的汉族原住民全部赶出去,把北京内城变成“满城”,而后,济南、西安、武汉、南京、杭州、广州、成都...等八旗军驻防城市,都建有“满城”。这就是典型的一族专制和种族隔离。
   从康熙时期开始,直至清亡,满清封禁东北两百五十年,严禁汉人自由迁入,但满人却可以自由移民关内。这就是典型的殖民统治。一直以来,陈泱潮先生对满清罪恶置若罔闻,一个劲地盛赞满清入侵带来了东北等“嫁妆”,试问,这对中国主流民族封禁的东北算是什么“嫁妆”呢?(满清大屠杀式的入主又算是什么“嫁娶”呢?)
   陈老先生请看清楚:恰恰是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一族专制,东北才成为中国(中华民国)的国土的。
   陈泱潮先生指责慈禧纵容义和团迫害基督教,实际上,早在康熙末期,清廷就开始打压基督教了,雍正则下令把所有内地的传教士遣送到澳门,乾隆则更严禁在华传、信基督教,违者杀头...直到鸦片战争后被列强打开国门之前,满清根本没有明末时那种传信基督教的自由。
   满清入关之初,把八旗奴隶制移植到关内,赶走汉族地主,圈占华北大片良田,把汉族农民变身旗下“包衣”(奴隶),导致田产抛荒,人民逃亡...生产力大滑坡,此项殖民统治暴政,直到康熙中叶才废止。
   满清扼杀明末社党活动、摧残江浙资本主义萌芽、全面禁海(甚至为之强迫东南沿海居民“内迁三十里”)及至闭关锁国、从顺治二年至乾隆晚期,大兴文字狱扼杀思想长达一百五十年,远超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满清野蛮的倒退殖民统治,造成近代中国远比日本愚昧贫穷的局面,这是近代中国无法象同为儒家文明的日本那样顺利转型的重要原因。
   直至武昌起义前夕,满洲统治集团还在抗拒改良——拒不放弃一族专制和满人特权...试问,面对如此鄙劣愚昧的殖民统治,种族革命有什么不正当呢?
   不掀翻这骑在头上敲骨吸髓的邪恶贼鞑,中国如何能更进一步?
   至于掀翻贼鞑后,中国走错了路,那是另外一回事,两者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不能因为起身小解后,输了牌局,就硬说输牌是因为起身小解之故。辛亥革命既没有引发共产革命、也没有引发共产革命的思潮,后来的赤祸思潮是在巴黎协议引发中国民族主义发飙的基础上,苏俄“东方路线”的外来影响的结果,陈泱潮先生却说辛亥革命引来共产革命,未免太牵强附会了。
   
   陈泱潮老先生在近作《谁是真正的窃国大盗》中,直斥孙中山是真正的“窃国大盗”。我实在找不到:孙中山何时何地“窃据”了中国?孙中山一生,除了于1912年一月到三月当了两个多月的临时大总统以外,从未担任过全国最高职务,他“窃”了什么国?而且,当年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是临时国会选举产生,何“窃”之有?更何况,当时中国南北对峙、各省独立,国家远未统一,孙中山根本没有掌控全国的权力。既然从来没有掌国,又谈何“窃国大盗”呢?
   陈泱潮先生直斥孙中山是“窃国大盗”的依据,是他自己对《推背图》的解读。但我想提请他注意的是:我们都不是神,也不一定受神的启用,个人对天书的解读并不可靠。陈老对推背图的解读,一个明显破绽是解读《推背图》中“东边门外伏金剑,勇士后门入帝宫”一段,陈泱潮居然认为:书中说的是叶利钦这个“勇士”,粉碎了“八一九”政变,夺了戈尔巴乔夫的“帝位”。但明白的人都知道:《推背图》是预言中国改朝换代的书,这实在扯得太远了点。
   陈泱潮对孙中山否定和深恶痛绝,到了近乎赤裸裸情绪宣泄的地步。陈泱潮咬定孙中山搞革命,是为了成就当皇帝的野心,对于这样大一个指控:他的依据竟然是孙中山的字“帝像”,依他的说法,孙中山为了应验这个“帝像”,就要不择手段夺权。另一个热衷于催眠术、自称看见胡锦涛是汉文帝转世的民运人士刘因全,对此也大力附和之,刘因全言之凿凿地说:孙文的所谓“革命”,就是不择手段搞独裁,革命一直要革到自己上台为止。
   说句公道话,旧时代中国人,字一般都是父母起的,“帝像”这个字,本不足为凭,以一个人的名、字诛心,大有康生的味道。1959年毛泽东一伙批斗彭德怀,康生在会上就说:“你彭德怀还有一个名字叫“德华”,你的野心好大啊,要得到整个中国!”
   如果孙中山真如刘因全所指控的那样,是不择手段夺权、革命一直要革到自己上台为止的那种人的话,那又如何解释1912年初,南北对峙僵局之际,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的历史大手笔,孙中山坦然地说,如果袁世凯能废黜清室,则民国首任总统由袁世凯担任,即“以德以能,首推袁氏”。“退一步海阔天空”,正是孙中山的主动退让,避免了中国南北战争的腥风血雨,使得辛亥革命成为中国两千年来罕有的、代价微小的改朝换代(仅赵匡胤“陈桥兵变”能与之媲美)。有些人指当时孙中山临时政府财政困难,根本无法对抗袁世凯北洋集团,以之抹杀孙中山的历史公德。殊不知,当时南京财政困难,北京同样国库空空,北洋军装备虽好但士气低落,南方革命军则厉兵秣马、斗志昂扬,当时袁世凯也并没有吃掉临时政府的绝对优势。
   怀着对孙中山的极大偏见,陈泱潮最近又夸大黎元洪的历史作用。不知道陈老知不知道:黎元洪直到1911年十月九日,还是一个守旧的保皇党人,他是于十月十一日凌晨革命军占领武昌后,被武昌起事领导人熊秉坤、金兆龙、张振武等人从床底下拉出来“参加”革命的,被拉出来之际还一个劲喊:“莫害我,莫害我!...”黎元洪的历史作用,又怎么能与孙中山相提并论呢?在维护民国法统上,黎元洪连一个张勋都对付不了,在废黜清室、维护民国方面,段祺瑞的作用要比黎元洪大许多。当然,黎元洪是个稳重的人,他讲信用、守规矩,凡事一旦参与,就不会反复,这是值得称道之处。
   带着这种偏颇的情绪,陈泱潮又片面地否定体制外革命力量的作用,夸大袁世凯,甚至隆裕太后的作用。因为武昌起义的主体是新军,陈泱潮就硬说辛亥革命属于满清体制内变革,与孙中山等人无关。试问,渗透和策反满清新军的是谁?1905年开始,同盟会分支——黄兴等人创立“华兴会”就在两湖的新军里做工作,黄兴革命团体托名“文学社”、“共进会”在湖北新军中发展了大量的成员,以致驻武昌的工程营官兵大半是革命党员,到武昌起义前夕已经瓜熟蒂落,这些,都是同盟会湖湘组织的功劳;孙中山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也是全国革命党人的旗帜和精神领袖,黄兴则是孙中山的最亲密战友,在武昌起义后,冒险回国,指挥革命家击退了荫昌、冯国璋部的进攻,保住了武昌,从而引发了各省独立的多米诺骨牌反应,奠定了南北对峙的基础...如此这些,怎么能说武昌起义与体制外无关、与孙中山无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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