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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亡乃人生之道的自然延续

   死亡乃人生之道的自然延续
    文/逸风(河南)
   
   
   既然死亡乃人生之道之自然延续,那么,是生还是死?这已然不再成为一个问题。


   
   天下世人,当有被称为“仁者”或“义者”的人,诸多被“称仁”“称义”者,除了能在个体灵魂深处了悟世间万事万物所循之“道”,还能了悟社会、人生、 道德、法律、伦理等皆有按照我们先人所言称的“道”之法则而运行。所谓天道运行,“顺之者倡,逆之者亡”。对于死亡,不过是“仁者”“义者”平生为人之道所恪守的“人道”之延续。面对生死抉择,他们个体高贵的灵魂不会因贪恋一时的肉体存在而软弱和屈从。个体对生死的抉择亦遵循事物的真实存在属性——正义、法则、真理、仁爱、节制等,而不是任何他者。当个体的灵魂再次融入宇宙而又一次获得一种“再生”之智慧的时候,人才为自我的灵魂找到了永恒安置所。
   
   正如《论语》里仁篇第八章孔子说的“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在这里所言的道不是道士所寻找的肉身的永恒,而是生命永恒的道。对于彻悟之后的人生境界,他们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什么才是永恒的生命,肉体的消逝又何足惜哉?
   
   从古希腊苏格拉底宣告“不经过哲学思考的生活不值得过”到耶稣基督甘于为救赎世人的罪而走向十字架,一直到陈寅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提出,无不表现出人类在寻求生命之道的思考。
   
   《“诺曼底号”遇难记》中哈尔威船长的生死抉择,其实质也是个体对于自身存在(肉体存在和灵魂存在)于意义的层次上和深度上的折射和反映。一个人对于死亡的态度和思维方式永远是评量个体灵魂高贵与否的天平。记得有首诗歌《重量》:“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的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
   
   苏格拉底等人认为,为了生命而出卖灵魂而生是不值得的,无论源于古希腊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西方的道德、伦理、文化等 “道”统如何流变,也无损和影响浸淫于此“道”统或精神中那些人在面对对“沉重之肉身”和“超然之灵魂”的抉择时所要持有的根本态度。
   
   相对应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一直缺席对于灵魂的思考,更没有上升到灵魂之永恒归宿的视域来看待肉身之存无。以“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孝经•开宗明义章》)为典范意义的孝道文化导致的是更多的人在生死抉择时刻更多选择的是忍耐和负重的苟活,他们的个体精神之中没有支配自己肉体生命的权利。就是诸如项羽 、谭嗣同等对生死之选择,更多体现的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气节”论而非其他。其中固有的对个体生命的态度也造就了中国的人文精神中的常以胜败论英雄,此种秉性自古以来未有多少变化。
   
   站在整个人类文化的理性视域之中,审问“存还是亡?”这个问题,此问题已然从纯粹的生理现象,已经超越为文化现象、信仰现象和精神现象。中国文化自开发以来数十年间,潜行着并经历着一种对自我文化的扬弃和对西方文化的慢慢融合的转变过程;中国人在经历着诸多西方文化中关于权利 、人格、责任、道德、理想、正义、信仰等方面的抉择。此种抉择已然超出了从狭隘的东西方文明之冲突的视域,这不过是人类的整全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
   
   当死亡的时间和方式的选择超出了生理层面的自然现象,成为一种自觉的行为并凝结为一种精神文化的时候,无论从道德角度、法律角度、精神科学角度还是灵魂学等角度来关照,就会发现,平静而平和地对待死亡也是一种为人之道。死亡作为为人之道之自然顺延是与他们作为社会存在的个体价值取向一脉相承的;是与他们社会道德、文化氛围没有任何偏差和分离之突兀感的。
   
   人是脆弱的,更是高贵的。项羽为人大度、耿直、忠义之气节并非无赖小人的刘邦之流可比,谭嗣同舍生取义的壮举的历史意义是诸多苟且偷生的人难以思考得到的。生也有道,死更有道;领悟并恪守死生之道,乃是人类不断前进没有完全堕落的原因。就教师的教育教学来讲,立有教化百姓,启蒙众生,点亮灵魂之志,参与到顿悟天地万物化育之道,探究人生发展之道和社会文明进步之道中去,立“为教之道”、“为师之道”。此乃教师为人及其职业的本分。切切不可仅仅“授业、解惑”而忘记书本知识之外的“传道”之首诣。古人有言:“字词叫人死,真义叫人活。”此中真义,何必多言?
    2009年4月2日 于 河南逸风阁
(2011/11/14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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