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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万税 税税不平安(之三)—-从织里到艾未未

   中国万税 税税不平安(之三)—-从织里到艾未未
   Posted by yangjianli on November 14, 2011 美国之音首发
   
   近来,令人关注的公民与政府冲突的事件常常与“税”有直接的关系,浙江织里抗税的声浪刚息,北京艾未未被罚巨额税款的事又沸沸扬扬起来。“税”其实是厘清公民(纳税人)与政府本质关系的主要线索,所以公民与政府的冲突不可避免的直接或间接地与“税”扯上关联。
   


   公民纳税是为了雇用政府为其提供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人们有一些基本的权利需要得到保障但是靠一己之力或者通过市场交易都无法实现,因此保障这些权利就自然成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美国独立宣言开宗明义地阐明了这一点:“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里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所以才在人们中间成立政府。”
   
   然而,人类历史不断地告诉我们,保障人权是人类诸多公共事务中最难实现的一个。在任何社会中,为了对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必要需求,纳税人总要把一定的数量的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无一避免地成为这个社会中最强大的组织力量,人性贪婪所致,这样强大的组织力量很容易走向人们对它的指望的反面,成为一个社会的最大恶势力。如下的现象充斥在人类社会中:纳税人本来为了使生命权得到保护而纳税供养政府使其履行这一职责,政府反而成了最残酷的夺命鬼;纳税人本来为了使财产得到保护而纳税供养政府使其履行这一职责,政府反而成了最贪婪的强盗;纳税人本来为了使信仰自由得到保障而纳税供养政府使其履行这一职责,政府反而成了最紧固的思想桎楛;纳税人本来为了预防和惩治犯罪而纳税供养政府使其履行这一职责,政府反而成了最大的犯罪集团;……
   
   于是,人们发现必须对政府—-这个人类不得不有的恶—-采取措施,使其履行应有的职责又将其恶的危害降到最低。有些人认为需要对政府(官员)进行道德教育或宗教教化,通过修养或者对神力的恐惧使政府扬善抑恶,古今中外的实践都证明,这条路走不通。数百年前,西方国家开始了另外一种尝试,利用制度对政府进行有效限制,也就是宪(限)政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人类迄今为止找到的最好的道路。
   
   宪政的第一要义就是把公领域和私领域分野,纳税人纳税是为了公共事务,在理论上讲,政府不能干涉私人领域的事务,比如说,生命、宗教信仰、言论、财产处置、市场交易、婚配嫁娶等等。提纲挈领地将,对私人领域的保卫的具体的体现就是对基本人权的保障。简明地讲,宪政就是以(私)权利平衡(公)权力的政治体制。
   
   然而在具体实践中,问题远远没有那样清晰简单。虽然基本人权属于私人领域,但是对基本人权的保护却是公共事务,也就是说政府需要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特别是在对近期人们提出的第二代人权(积极人权:工作权、受教育权等),第三代人权(集体人权等)的促进和保护上,政府的角色就更加重要和明显。但是,被赋予公权力并掌控巨大资源的政府,往往是最系统最难惩治的人权侵害者。因此,宪政目标的实现需要更细致复杂的制度安排,包括多党竞争、自由选举、三权分立、司法独立、言论监督,公民政治权利的保障等。这些都构成了宪政民主的要件。
   
   从表面上看,这些宪政要件似乎都和“税”没有什么关联,其实,宪政民主的所有政治安排都是为实现纳税人是主人、政府是公仆的这一本质关系,都是为了最大地实现主权在民的原则,而正因为此,虽然各国针对具体税务规定了诸如知情权、仅支付正确税额、不受歧视、隐私、税务代理和上诉等(狭义)纳税人权利,但是从广义上讲,各国宪法中所规定的所有公民的权利都可以明确地说是纳税人的权利。虽然,中国的现行宪法表面上与“税”有关的只有第56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依照法律纳税的义务”,其内容完全不涉及纳税人的权利(充分暴露国家强制主义的税务指导思想和实践),但是,没有人能从原则上否认,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等是中国纳税人天经地义的权利。
   
   事实上,言论自由是个体纳税人对公仆进行监督纠正制衡最方便最直接的权利,而且应该是社会成本最低的权利。明眼人都知道,艾未未正是因为积极实践了这一权利而开罪了政府,比如说,他对汶川大地震的公民调查和发表,就是在行使一个纳税人言论自由的权利。
   
   汶川地震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是惨死在倒塌的豆腐渣校舍下的成千上万的孩子,然而最令人不能释怀的是,政府的大楼、官员的住宅基本上都安然度过了强震的袭击。不用多说人们就明白纳税人的钱的使用是往哪方面倾斜了。校舍的建设属于政府教育预算开支,教育开支在中国的预算中所占的比例本来就很低,落后于许多贫穷的非洲国家,而这部分少的可怜的资金却雁过拔毛,在政府的每一个拨款环节都被克扣,又被主持建设的官员贪污,豆腐渣工程校舍在中国比比皆是。汶川地震把由于政府腐败而使民众生命涂炭的图像强烈地推进人们的视野。公民艾未未、谭作人们的良心被触动,不能再忍受,非要弄个究竟不行。就说艾未未,他个人提供资金、设备,将五千多个孩子的姓名调查出来,并号召网友念出与自己同姓的孩子的姓名,制作成光盘—《念》,用纳税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向全社会发出声音,对公权力 的腐败、侵害公民生命权利的行为提出谴责和儆醒。
   
   中国的公仆是如何反应的呢?他们除了运用传统上的政府专属的警察手段(谭作人被判5年,艾未未消失81天),还使用政府单方面强制收税的权力—“如果国家说你偷税,你就偷了,你绝望吧!国家会改口吗?”—-对行使纳税人权利的艾未未进行了一场政治讹诈。
   
   这里面的问题是多层面的。
   
   其一,原则上讲,未经真正的纳税人的民意机构遵循法律程序的征税,纳税人有权拒绝缴纳。中国的税收均未经真正的纳税人的民意机构以立法的形式确定,首先,中国目前根本不存在真正的纳税人的民意机构,再则,中国的税务也不是假民意机构—-人民代表大会—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不仅艾未未,而且中国每一个纳税人,包括胡锦涛之内,都有理由抗税。
   
   其二,纳税人通过纳税就自然应该享有纳税人的权利,纳税人的权利假如不能行使,纳税义务就自然消失。艾未未,作为纳税人,当他的言论自由的权利被剥夺的时候,他有理由抗税。退一万步讲,就算政府所说的艾未未偷税漏税的事属实,原则上,艾未未也可以与政府进行一场正当的交易,艾未未可以提出,纳税人所纳税款中有一部份是购买权利保护的,我可以交税款和罚款,但是我交了税款和罚款后,我的言论自由不应该再受钳制。(当然,明眼人都知道,艾未未的言论自由被钳制,不是因为他欠了应缴的税款,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对言论自由的普遍钳制。)政府将如何回答?
   
   其三,在正常的国家,从事公益事业的非政府机构是应该得到免税优惠的。对这样的机构免税就意味着纳税人为它们的纳税义务买单以购买它们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贡献—-准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但是,中国政府采取与公民社会为敌的政策,限制从事社会公益事业的组织注册为非盈利机构,使它们得不到应得的免税资格,为政府打击公民社会的成长提供了有力的经济手段,2009年的公盟和今天的发课都遭遇了以这样的经济手段所实施的政治讹诈。
   
   处于绝地的艾未未用“借款”的创意与政府进行了一场信任投票对决,在面临政府迫害的危险的情况下,在政府控制信息使得只有少数人知悉艾未未其人其事的情况下,仍有近3万人投了艾未未的信任票,人心向背立见分明。从税的角度来说,近三万人透过借款给艾未未实现了他们给艾未未(公益事业)的纳税,因为他们得到了艾未未过去为 他们提供的、而且相信未来艾未未还会为他们提供他们所亟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良心的声音,良心的行动,对不义政府的令人爽心的挑战。
(2011/11/25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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