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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方励之评傅高义的按语


真实的邓小平--评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


   

作者:方励之


   

   [按]在自由世界生活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政治人物,有充分的信息自由。但是,非常可惜,他们往往用自由世界看待一般人、一般社会及一般信息的习惯,来看待中共及其控制的社会和信息。他们不知道中共极端邪恶,不知道中共控制的地方传出的信息往往黑白颠倒和严重扭曲,因此,他们往往受到中共控制的中国社会颠倒扭曲的信息误导,对中共控制的社会产生严重的错误的认识。中共夺取政权以前,曾经严重欺骗误导国统区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使其中大多数倒向中共,使国统区媒体和舆论几乎全部被中共及亲共势力控制,对中共一片赞扬,对国民党彻底抹黑。西方的学者、新闻工作者和政治人物,从斯诺、罗斯福、杜罗门,到基辛格、尼克松、费正清,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中共欺骗误导。当然更不用提杨振宁那样卑鄙自私的媚共小丑了。
   
   现在,中共对西方的大规模渗透和大规模欺骗误导,更加达到空前严重的程度。中共的文化特务,无孔不入,渗透西方的学界和媒体。中共还用他们控制的中国绝大多数民运组织和其他反对派组织、媒体和机构,来配合其误导。头脑单纯率直的西方人,很难彻底识破和抵御中共极其复杂的欺骗和误导。
   
   曾担任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中心主任的傅高义先生,正在步那些上当受骗的学者们的后尘。方励之先生对他的批评,非常及时和必要,值得西方学者和中国人认真一读。
   
            ——徐水良20110-11-6日
   
   
   (原载《纽约书评》杂志,2011年11月10日出版。《纽约书评》杂志特许美国之音中文部翻译发表。From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Copyright c 2011 NYREV, Inc.)
   
   
   假如一项科学实验揭示了一种新现象,科学家会感到高兴。假如一项试验没能显示科学家事先预计的东西,这也可以算是一种值得分析的结果。读傅高义(Ezra Vogel)的《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一书,我的第一印象就是这种“预计之现象未现”的感觉。“人权”这个词没有在书后的索引中出现,而这种忽略并不是索引制作者的疏忽。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系统性地不考虑人权问题。
   
   毛泽东在1976年9月死去。从1979年直到他1997死去之前的几年,邓小平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及中国政府最高领导人,虽然有时候名义上不是。在中国之外,尤其是在西方,人们知道邓小平,主要是因为他在 1989年决定调遣野战军开着坦克进入北京市中心,进行人们后来所说的“天安门屠杀”,即血腥镇压在天安门广场及四周进行和平抗议的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全世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邓小平的决定持有不好的看法。在2011年2月22日,在“阿拉伯之春”运动如火如荼之际,利比亚独裁者卡扎菲说:
   
   “挡在坦克前的人被碾过去了。中国的统一要比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更重要。……天安门事件发生的时候,坦克调遣到那里对付那些人。这不是开玩笑。我就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确保这国家的一部分不会给拿走。”
   
   邓小平所树立的屠杀有用的榜样,卡扎菲可说是心领神会。
   
   哈佛大学荣休社会科学教授傅高义在书中用了一章来重述天安门屠杀的事情。他给那一章取的题目是“天安门悲剧”。在那一章的结尾,他小心谨慎地(而且似乎也是颇为苦恼地)一一探讨了人们可能会评价那一“悲剧”的各种看法。最后,傅高义得出了如下的结论:
   
   “我们可以确实知道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发生之后的20年里,中国享有了相对的稳定,以及快速的、甚至是令人惊异的经济增长。……与1989年相比,当今亿万中国人的生活要舒适得多。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中国人的教育水平和寿命持续快速增长。跟上一个世纪相比,由于这些原因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
   
   这些话显示了傅高义基本上赞同中国共产党宣传部在过去20年里一直在宣传的论点,即“稳定”和经济发展证明,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天安门镇压是合理的。每当外宾或外国记者提出天安门屠杀的问题,中共领导人的回答都是始终一贯的:假如邓小平没有采取“果断的”(也就是杀人的)措施,中国社会就不可能获得后来的稳定,中国经济也不可能繁荣。
   
   然而,中国政府这套宣传的另外一些方面则显示,即使是这种论点的鼓吹者也不太相信这套东西。假如邓小平的“果断行动”真的是导致了经济增长,而中国人民也清楚这种因果关系,那么,人们就应当看到,中共的宣传部门会大力宣讲“天安门镇压”。但是,中共做的事情正好相反。在过去的这些年里,中国官方形容当时的屠杀事件的说法不断缩水。一开始是说“反革命暴乱”,然后是“动乱”,再后来是“风波”,最后是“折腾”。中共领导人很明白,当时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历史记录上的一个极端丑恶的污点,于是,他们急于让世人尽快忘记那些事情。
   
   那么,中国享有了“稳定”的说法又该怎么看呢?当时的镇压真的是带来了稳定了吗?难道事情就像傅高义所说得那样,跟以往相比,“中国人如今对中国所取得各项成就要更加自豪得多”吗?假如确实如此,为什么中国政府现在需要耗费巨资(据报导其数额之高超过中国全部军费)来用于所谓的“维稳”,以便遏制和镇压抗议、示威和其他“群体事件”呢?
   
   不过,为了辩论,我们姑且假定天安门镇压确实是导致后来的稳定和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但如此假定之后,我们依然需要问一个问题:为了稳定和经济增长就可以动用天安门屠杀那样的杀伤性力量吗?这里牵涉一种基本的人权原则,既不能用暴力的手段来剥夺一个群体的生命(即使那个群体是少数人)来服务于另一个群体(即是那个群体是多数人)的物质利益。
   
   1984年4月27日,罗纳德•里根总统在北京的人民大会堂发表演说。他说:
   
   “我们对自由的渴望导致了美国革命。那是争取人权和独立、反抗殖民统治的第一次大起义。我们当时知道,假如我们不愿意跟所有的人一起获得自由,我们每一个人就不能享受到自由。我们也知道,假如我们所有的人不能得到平等的法律保护,我们的自由就不可能真正安全。”
   
   中国的媒体当时只是部分翻译了里根总统的演说。但对很多中国人来说,里根总统的那些话让他们第一次接触到现代的人权观念。傅高义的书让人只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这就是要么书的作者不认同这种人权观;要么他对中国和美国是双重标准。
   
   傅高义认为邓小平的“使命”是让中国“富强”,但他对邓小平可能想到的中国的富强问题没有多少话说。中国的富强会类似于美国吗?类似于英国吗?类似于日本吗?类似于新加坡吗?或者,中国要开创一种全新的富强模式吗?傅高义写道,“在1978年,邓小平还没有一个清晰的蓝图可以让人们富裕起来、让国家强盛起来。”这句话需要分成两半来理解。这话的前一半是正确的。迟至1980年代中期,人们还是难以看到邓小平有什么蓝图。但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傅高义这句话的后一半。这一半有一个暗含的答案,这就是邓小平最终关心的是让“人们”获得财富,让“国家”获得强盛。就像现在的傅高义一样,当时很多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愿意相信这一点,至少是姑且相信。但事实却是另外一回事。
   
   在1987年的中共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的“富强蓝图”开始出现。傅高义在书中用了四页的篇幅讲述中共十三大,却漏掉了十三大的一项关键性决定,即所谓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策。所谓的“中心”是“发展经济”,两个“基本点”则是“改革开放”和“四项基本原则”。
   
   发展经济和“改革开放”政策扭转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政策,因此被认为是进步的,受到了中国国内外的欢迎。但关键问题是邓小平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1)社会主义道路;2)无产阶级专政;3)共产党的领导;4)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在这四项基本原则当中,真正重要的是第三项。于是,邓小平给中国带来的“变革”(傅高义语)早已经让其他的变革变得毫无意义。第三项基本原则是理解邓小平所设想的“中国富强”的关键。那项原则也为“改革”和“开放”究竟能走多远划定了界限。
   
   就“开放”而言,傅高义告诉我们,“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他们(中国人)可以获得来自世界各地的更多的信息和思想。”我不禁想问,“与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这种说法是否立得住。我现在想到了唐朝时期的中国(公元618至907年)。当时,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四处传播,最终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今天的中国又如何呢?在美国国务院最近发表的“国际宗教自由报告”当中,中国被列为世界上宗教自由记录最恶劣的八个国家之一。
   
   傅高义正确地指出,“开放”政策当中的一个时髦说法是跟外部世界 “接轨”。但这种接轨几乎全部是商业和出口的接轨。在报纸和电视方面,中国跟西方国家、台湾或香港没有多少接轨。这方面的轨道依然被堵塞,而堵塞的方式实际上跟毛泽东时代几乎毫无二致。互联网在中国成为一个重要的、新的信息来源,但这种信息来源的形成并不是得益于政府的政策提倡,而是政府的打压政策未能奏效。在邓小平还在掌管中国的时候,中国政府推出了第一批管卡中国互联网的限制措施。
   
   中国当局如今对互联网的限制措施五花八门,从过滤屏蔽巨量的“敏感”词,到对整个一个地区实行断网几个星期几个月。在2008年北京举办第二十九届夏季奥运会期间,中国当局为了自己的国际形象一度暂时放松了互联网管制。但奥运会结束之后,那些管制措施立即恢复。十分清楚的是,邓小平心中的“接轨”从来不包括国际社会视为人权一部分的信息自由。
   
   邓小平政策当中的另一个关键词“改革”又如何呢?很多观察家指出,自邓小平时代到现在,“不要政治改革”是中国当局不可动摇的原则。(傅高义选择不直截了当地说出这一点,但在题为“被改变的中国”的最后一章里,他间接地承认了这一点。他在那一章列举了一大串邓小平统治下的中国所发生的变革,但其中没有一项牵涉政治体制民主化。)于是,坚持党的独裁地位也就使邓小平的“改革”在各方面大打折扣。例如:
   
   在军事方面,傅高义书中有一章,题目是“军队:为现代化做准备”。但是,这里的“现代化”只是涉及武器装备和效率,而不是文官政府对军队的控制之类的事情。中国之外的人大都不了解中国人民解放军并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而是一支中共的军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靠全体中国人民所缴纳的税款养活,但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是听命于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是中共的一个机构。到了关键的时候,如198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卫的是中共的利益,而不是国民的利益。邓小平从来没有担任中国国家主席,但在1980年代关键时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很知道占有军队最高职位就可以凌驾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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