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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传珩:在缺失人性的中国读《家书》

   牟传珩:在缺失人性的中国读《家书》
   (博讯北京时间2011年11月05日 转载)
    牟传珩更多文章请看牟传珩专栏
    刚刚发生在中国一起令人难以置信的道德惨案——“小悦悦”遭车碾,众过路人冷漠事件。在如此人性缺失的现实中,这起轰动性的社会事件,深刻揭示了整个中国社会的“道德沦丧”,已经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远比药家鑫事件、郭美美事件等更加激发起全社会的愤怒。
    (博讯 boxun.com)


   
    《世界报》(10月18日)报道说,“事故的画面如此残忍,以至于外国电视台如CNN或BBC在播放时将最可怕的细节隐去。这段令人痛心的漫长录像直截了当地记录了中国人的冷漠,很少有一个事故像它那样激起了中国公众如此的愤怒。”众所周知,北京刚刚召开了中共高层4天的闭门会议,中南海正在为打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内治外输战略鸣锣开道。然而,中共喉舌央视“新闻联播”却拒绝报道“小悦悦”遭车碾事件,其“道德冷血”让全国网民怒发冲冠。网友们纷纷抗议官方媒体只会纷饰太平。
   
    在“红色记忆”与商业浮躁背景下
   
    记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共产信仰轰然倒塌,长城内外顿时喝“人头马”,跳“迪斯科”,穿“牛仔裤”,吃“麦当劳”,表现出国家价值紊乱,民族情感焦虑,人们心灵空虚、行为放纵的精神危机,从而也导致了主张放任自流的非道德主义泛滥,以及公众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等社会文化约束机制失效。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官方一方面仍旧灌输人民早已厌烦了的“红色记忆”;一方面却又在向人民示范“一切向钱看”和政策性诱导社会急功近利,让人们在一个贪污腐败,无贿禁行的现实世界中“八耻八荣”。而官方的舆论媒体,则推波助澜地成为了歌功颂德的功利主义导向。尤其是国家关押、审判敢说真话的异议人士,更是扭曲了全社会的价值取向。正处于新旧文明转换过程中的中华民族,在“红色记忆”与商业浮躁背景的双重交织下,已经导致了整个社会宣传表里不一和官员台前“学雷锋”,台后“包二奶”的人性分裂。当今中国,一切道德与文化,都充斥着媚权和媚俗的媚态气息,社会离追求真实、坦诚与博爱的道德品质愈来愈远,造假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政绩造假、“GDP”造假、产品造假、统计造假、学术造假、比赛造假、文凭造假,所有社会领域都离不开造假;更有基金黑幕、足球黑哨、文化黑幕、医药黑幕、矿难、砖窑黑幕等等,这一切都离不开官方主流教育对人们心灵的扭曲。
   
    杨澜《十四个忠告》流行网络
   
    百年大计,教育为先,一种社会道德环境的生成,不仅与社会意识形态分不开,更与每一个家庭的教育分不开。 “至乐莫如读书,至要莫如教子”,其实我们的民族,一向有重视教子的优良传统。然而,如今在“红色记忆”与商业浮躁背景下,孕育出了前喉舌媒体央视主持人杨澜这样的名人,竟如此言传身教地给其女儿写了《十四个忠告》家书,流行网络。这封家书在堂而皇之的虚伪说教掩护下,所要传导出的“精髓”,就是利用美貌、利用青春、利用男人、找靠山挣钱发财,辉煌自己。杨澜不仅自己的成名、发财得益于这些“精髓”,而且处处都在教导女儿的利己主义向往:“要有目的性的去选择朋友”“找一个能帮你实现梦想的老公”“当你发现到一个可以帮你实现梦想的男人,千万要想办法让他成为你的老公”。“特别是能提供资金支持的男人。”要“让美貌成为你的资本”“让青春放肆一些,可以让那些美丽的嘴角微微的牵动着。”“在适当的时候让你的美貌掌握着足够的发言权。”“让漂亮的外貌成为你的资本。”要有“理财的动机,学习投资经营”云云。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打造出的名人,字里行间,处处“囿于投入与产出之算计”,其骨子里根本没有对子女进行真诚、博爱、利他道德教化的基因,而是如何追求享乐,攀比虚荣,树立自我中心地位的“人人为我,我还为我”的极度自私心理。在如此文化背景下,中国怎么会不发生“小悦悦”类的轰动性事件?
   
    异见人士《家书》怎么说
   
    无独有偶,另一种网上可以对比阅读的家书,却是游离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文化背景之外,为社会公平与正义真诚呐喊而被公权力迫害狱中的杜导斌写给儿子的家书《精英与社会公民》。这封家书虽发自大墙之内,却洋溢着教导儿子 “明德”立身的道德光芒。杜导斌借《大学》开篇所言:“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他谆谆告诫儿子“玉不琢不成器”,希望儿子领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八字的意蕴,将自己真正雕磨成国家的瑰宝!他期待他成为一个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选分子”,其整篇家书的出发点,就立在“自强不息”“尊重他人权利”。由此可见,一样的父母教育子女,但却体现着判若云泥的两种道德境界。
   
    另一个因献身正义而丧失自由的异见人士冉云飞,也于2011年狱中仲秋节写下《为父示女儿书》。他在此封家书中对女儿的交友特别看重,可谓是对杨澜的功利主义交友观的一种解构。冉云飞教育孩子说,“我并不是要你同完人交往,世上不存在这样的人。”他借用明代著名散文家张岱的话说:“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一个人没有兴趣爱好,不能跟他交往,这个人是冷血动物;人没有毛病,不能跟他交往,因为他是个死人。特别值得赞赏的是,异见作家冉云飞的教育出发点,是对“大爱”的强调:“没有爱的渴求,人生如涸辙之鲋,毫无生机;没有对苦难不可忍受的同情心,不会有宽容和慈悲;至若没有对知识的纯然热爱,那么就会视读书如做生意,每每囿于投入与产出之算计,完全丧失了在知识海洋中探险的乐趣。我希望你读书无禁区,思考没边界,但行动要合相应的法度。”然而,可悲的是,在当今中国特色的政治生态中,如此这些有担当、有节操、有境界,看守道德良知的人,却始终都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边缘化,甚至被排挤、迫害、关押。
   
    曾国藩《家书》与党的“保先教育”
   
    更据中国传统家训示范意义的是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文化大师的曾国藩《家书》。曾国藩本人十分强调家庭教育对孩子人格、精神的培养。他的家训对子孙最大的影响在于精神的传承。在曾国藩的家训中,“穷”是“善身”之道。他在写给大儿子曾纪泽的家书中说:“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几可以成大器。”意思是,富家子弟,官宦子弟,凡是能勤俭自律,在物质生活上主动跟贫寒之士平等一样,这样的孩子才可成大器。在曾国藩的330多封家书中,参透了不少讲求人生理想、道德修养的道理。他说:“凡人皆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的君子”。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皆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者谓之君子,才胜德者谓之小人”。
   
    与上述曾氏家教比较不难发现,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培养的目标竟是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高高在上的党员干部。这些党干部大都有,“我爸是李刚”的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其实就来自于红色意识形态所谓的“德”教育,又被称之党的“先进性”教育。这种“先进性”就是将共同的人性按其意识形态主观划定“人民内部”的先进与落后,和阶级对立的革命与反动,进而激发出的斗争性与独占性。由此可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的“党性”,就喻有一种被“主义”伦理了的等级优越感,即将自己从群众性中分离出来,霸道地认为党性高于人性,处于社会优势地位,注定了群众要“被代表”,不愿“被代表”的就要成为异己分子而被镇压。眼下那些最时髦的所谓党性“保先教育”,其实就是在“为人民服务”幌子下,确保其高高在上,独占权力的自我功利塑造和自我优化运动。如此党性太强,人性就必然缺失。在强调“党先进性”意识形态垄断的中国,一切的教育与文化都要为这样的政治服务,因此也就不可能承认世界上存在“博爱”的普世价值,就不可能承认人性相通使得不同的人群能够共享一样的平等与自由。否则又将他们的独占“先进性”放在哪里?正是眼下这种不受任何监督、约束、自命“先进性”的特权,如脱缰野马,任意驰骋,权力、金钱、美女、侈糜生活,应有尽有,尤如探囊之物,带坏了整个社会风气。由此可见,被“主义”伦理了的所谓“先进性”,从根本上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性,而当今中国当权者要在文化上推动这种“先进性”的教育,注定是要颠覆社会的平等与博爱道德观!
   
    争取一种平等与博爱滋润的公平社会
   
    公民心灵、道德与人格的自救,是国家与民族得救的先决条件与基础因素。我们在当下缺失人性的中国对比读《家书》,就是渴望争取一种平等与博爱滋润的公平社会。在这样的社会,公共与个体利益冲突会逐渐得以缓解,人们会通过自身地努力来改变行为规则,实现更高层次的、以全民契约为基础的民主社会。这时社会道德才能与个体权利达到和谐与统一。真正的道德意识和公共利益的思想,只有在全社会尊重普世价值,实现基本公正、合理的基础上,才能得以全面的、真实的贯彻。然而,即使在一个基本上公平合理的社会,个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也决非是完全一致的,而是要依靠人们的道德教修养和行为规范自觉调节。在一种平等与博爱滋润的公平社会中,利他主义往往能在更大范围和更长远的利益上使人人受益,进而使得崇高的行为得到社会的普遍肯定。
   
    眼下,中国特色不平等政治生态中孕育出的商人们惟利是图、制伪造假,官员们贪污腐败、腐化堕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一面不断打造出余秋雨、杨澜类为政治服务,并“囿于投入与产出之算计”的文化名人,一面又不断发生着“小悦悦”类的轰动性事件。中国按如此“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走下去,整个国家的道德精神注定要陷入缺失人性的堕落。
    (来源:《人权双周刊》)
(2011/11/06 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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