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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后如愿,重写中国历史

二十年后如愿,重写中国历史
   ――《中国文化冷风景》跋
   李劼
   
   写完此著,如释重负。在几千年的黑暗里,点亮一支蜡烛,真是很不容易。但又仿佛意犹未尽,尚有许多话和许多意思,还没讲完,并且还不知道从何说起。更有些依依不舍,仿佛与一群好朋友就此别过。其中既有以前相识的老聃、庄周,又有这次相逢的杨朱、墨翟、公孙龙。都是性情中人。

   
   坐在哈德逊河畔的公园草地上,仰望着湛蓝的天空,为中华民族几千年来卑躬屈膝地活在一个个谎言之中,感到不可思议。
   
   最初开始绪论和第一章时,发现中国历史原来是由孔丘的《春秋》和司马迁的《史记》有如圈地运动似的,圈出来的。其真相蛰伏在周公建制和孔丘立说的背后。于是有了第二章,有关周公建制。第三章本来是论说老子《道德经》。从老子的政治思想之中,意识到了商周之交是其历史语境。写完老子,本当说说庄子,却被对《周易》的思考所打断。
   
   二十年前写作论《红楼梦》一著时,曾经说过,《易经》是天书,此生可能与之无缘。不料,无意间闯进这本天书,猛然意识到,这里暗藏着华夏文化演变的奥秘。于是,追溯河图洛书,发现竟然是一个高维的全息方程式。与之对称的,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还有闵可夫斯的四维时空座标。那个座标是旋转的,而河图洛书呈现出来的图式,也是旋转的。
   
   从河图洛书再反观易经八卦,明白了姬昌演易究竟推演出了什么东西。姬昌推演出了一个封闭结构,一片阴暗的权术心机。前者是周公建制的根据所在,也是孔丘立言的努力方向。后者经由一番争霸政治的反复操练之后,最终由韩非制作成了帝王术和权谋术。
   
   从河图洛书到姬昌演易,足足化了两个章节,才大致上阐述清楚。这两章分别是第三、第四章。此前完成的老子《道德经》一章,改作第五章。既是遵循历史,也合乎逻辑。
   
   第六章聚焦于孔孟汉儒。中国自孔孟以降的传统文化,有如一个封闭的怪圈。这个怪圈分别由叫做儒家和法家的两个半球合成。儒家学说向坐定江山的帝王提供如何将民众驯服成顺民的伦理道德,法家的帝王术和奴役术,则向逐鹿天下的枭雄提供如何集权、如何专制、如何独裁、如何利用暴民从而如何夺取天下的权谋攻略。孔丘的《论语》起自春秋,游说君王克己复礼。韩非权谋盛于战国,力助嬴政一统天下。顺便说一句,助纣为虐的成语,理当改作助嬴为虐才对。枭雄逐鹿之际,孔儒学说在诸侯听来,犹如梦呓,于是有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之举。及至天下坐定,驯服民众成了专制帝王的必修课程,致使孔孟伦理死灰复燃。汉儒崛起,独尊儒术,制造以儒治国的神话。虽然汉末党锢诸子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以儒治国的神话却并没有随之破灭。儒生们照样心醉于半部《论语》治天下那样的牛皮哄哄。尤其到了宋儒,更是将汉儒的天人合一,上升到了集修身养性和治国平天下于一体的宇宙大法。
   
   第七章是最后一章。随着对荀、韩、杨、墨、公孙龙的论述,终于发现,先秦的人文图景,并非以儒法两家为主流。春秋战国时代在政治上是由“尊王攘夷”拉开序幕的,在文化上却是诸子并列,百家争鸣。其中,以齐国的稷下学宫,最为人多势壮。而以老、庄一派,最受人景仰,以致稷下诸子之中会生发出黄老学派。事实上,黄老学派的思路真正承继的,乃是管仲的政治思想。而与管仲政治相对称的,恰好是杨朱的贵己。正如管仲政治风靡天下,杨朱贵己乃时人共识。孟轲之于杨、墨的嫉恨,无意间道出了当时的人心所向。
   
   墨翟和墨家,有如基督与基督教一般,其势甚众,弟子门徒,遍布天下。不说其他,连后来如庄子一般超脱的形而上思想家公孙龙,都深受墨翟兼爱的影响。也许正因如此,公孙龙才会与杨朱、墨翟一起,遭到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刻意排斥。《史记》言及先秦诸子,以儒法两家为主体。其他宗师,全都边缘化。老子被司马迁与韩非强行并列,庄、杨、墨以及惠施、公孙龙,通通靠边。还不算关尹、列子,不算稷下学宫的邹衍、田骈、淳于髡、慎到等等一众响当当的人物。对照一下《汉书•艺文志》中列出的书单和名单,足以发现,司马迁为了突出孔儒,剔除了多少个性独具、著述卓然的先秦英才。
   
   很难说本著的努力不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一如笔者曾私底下对人说过的:当年需要一群文化人、一个文化运动成就的事业,如今却让人不得不独自担当和完成。难怪钱钟书会说,荒江野老屋,二、三素心人。这么说,并非是贬低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等等五四新文化诸君,抬高独孤治学的王国维、陈寅恪一脉学人,而只是想说,真正的文化创造,最终不是靠运动完成的,而是由独孤求败的学子担当的。
   
   及至担当之际,方才发现,原来是一次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二十年前,也是金秋十月,在南京与人提及重建人文精神。当时能够想到的重建可能,乃是从《红楼梦》到王国维、陈寅恪的文化守灵,绝对没有想到竟然会是从根本上重新审视中国文化,会是重写中国历史的努力。假如当时就想到如此艰辛,不要说坐在身旁的朋友、同事会觉得不可思议,就连我自己都会觉得不堪重荷。
   
   哈德逊河对岸依然郁郁葱葱,河面上早已雾气散尽。蓝天白云。相比之下,历史显得多么的灰暗。尤其是中国历史。曾经在论述《红楼梦》的绪论里,讲过汉唐之气,宋明之情。现在看来,过于笼统了。西汉的独尊儒术,东汉的以儒治国;前者霸道,后者悲壮。以儒治国的失败,那是必然的。当年晏婴就曾经告诫过齐王,绝对不可听信孔丘言政。一场党锢血案,足以让后世儒生谈虎色变,更是让假装修身养性的宋儒,讳莫如深。以宋儒的世故精明,没有一个愿意赴汤蹈火。有宋士林,最时髦的,是爱国主义啦啦队,写诗作文,鼓励他人忠君报国。文天祥不小心把自己写了进去,于是只好叹零丁,说惶恐,希望能有个身后名,叫做“留取丹心照汗青”。
   
   东汉儒生之中,刘向和郑玄,可谓异军突起。刘向的古文经学,对峙于董仲舒的今文经学,意味深长。清末民初的章太炎,在学问上直承刘向。章氏说及孔丘,不过古之良史。章太炎的风骨,有如嵇康,毫无董仲舒的张狂,亦无宋儒如朱熹者的僵硬冷酷;更与承继董仲舒今文经学的康有为那样的夸张和卑怯,形成鲜明对照。
   
   汉末群雄并起,最杰出如曹操者,心仪党锢英雄,却断然鄙弃儒术而效法管仲乐毅,一面挟天子以令诸侯,一面比划周公吐哺,要天下归心。曹操最终确实成了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从而多多少少刷新了管仲乐毅的业绩。其时,即便以儒臣自居的诸葛亮,治国用兵,也了无儒学痕迹。更不用说东吴的士林人杰,颇有稷下诸子之风。魏晋时代,无论人文风貌还是政治格局,都是对先秦的一个追忆。尽管稍嫌短暂,但也前有建安七子,后有竹林七贤,更不用说,尚有无数才俊高士。简要勾勒,自陈蕃李膺之后,经嵇康阮籍,最后以陶渊明作结。这一片士林景致,成为《世说新语》津津乐道的话题。陈寿的《三国志》,也因为如实记载了精彩纷呈的人文景观,所以在二十四史中别具一格,卓然不群。
   
   应该是自东汉开始,印度,当时叫做天竺,有佛陀之学传入中国,时称浮屠。在一场场轰轰烈烈的中原逐鹿和江山易手背后,佛学悄悄地在朝野传播开来,润物细无声。及至南北朝,才显出其佛法无边的恢宏气派。梁武帝的信佛,并非偶然,而是启开了大唐王朝奉佛教为国教的先声。佛法的柔软在于,可以随着世俗人群的相异而变出不同的法门。唯识,天台,华严,三论,净土,律、密、禅,不一而足。诸多法门之中,遍布民间的无疑是净土宗,对士林影响最巨者,当推足以勾起有关老、庄、关尹、列子的回忆的禅宗。比起老、关、庄、列,禅宗还更加逍遥,更加齐物,并且更为简易,有如方便法门。
   
   禅宗之于中国士林,是打开了士子的心灵;禅宗之于中国文化,是激发出一场中国式的文艺复兴。这场文艺复兴发生在唐宋士子的心灵深处,没有纲领,不成运动,却不声不响地洋溢在诸如王维的诗歌、苏轼的文章、严羽的《沧浪诗话》里。相比《沧浪诗话》,不要说当年曹丕的《典论•论文》,即便是刘勰的《文心雕龙》,都显得老气横秋。
   
   毋庸置疑,这场悄悄的复兴,遭到了儒生的横眉冷对。唐朝有韩愈的文以载道,被诉诸一场古文运动;有宋以降,便是宋明理学。理学的出现,于历代专制王朝历史,标志着其意识形态的最终形成。宋明理学因此成为朝廷的文化鹰犬,以三纲五常绑架包括为官、处世、做人、婚姻、家庭在内的所有世俗人生,从而囚禁民众的心灵和情感。宋明理学又经由科举制度,以功名为诱惑,制伏士林。
   
   宋明理学,其实亦可分作两端;一端是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派,成为专制王朝的话语权力和意识形态;一端是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派,多多少少影响了明末的性灵文学和性情文人。
   
   由叫化子建立的明朝,是历朝历代之中,最无能最昏庸的朝代。宋朝皇帝虽然无能,但还出过个把艺术家皇帝。明朝的皇帝除了宫廷政变,房中术丑闻,加上特务统治,几乎没有留下什么摆得上台面的正大光明业绩。崇祯在煤山的自缢,几乎就是对应于朱元璋开国的象征。从江湖窃国,在煤山自行了结。王朝终结之际,方见人材辈出。顾炎武,黄宗羲,王船山,一个个风骨清朗,一洗宋明理学的蓬头垢面。更有傲视清兵入关的江南士子,宁死不屈。正是这样的豪气,激发出戴震之于理学的大声质疑。因为相比之下,理学实在委琐卑劣得不行。
   
   戴震之于理学的批判,赢得了章太炎和胡适的高度认同。章太炎在《与吴检斋论清代学术书》里说:“铨次诸儒学术所原,不过惠、戴二宗”。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中更是敬戴震为先贤,赞其思想是“三百年中数一数二的巨人”。可见,五四新文化的打倒孔家店之举,并非几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早已在士林里酝酿许久,蓄势待发。这除了上述文艺复兴激发的心灵自由之外,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的两次历史巨变,让中国士子深深地意识到了,理学于治国无方,于救亡无效。即便是理学出身的曾国藩,建功立业之际,也不得不掺杂黄老之术。更不用说,从美国留学回来的胡适之,再温良恭俭让,也不愿臣服于孔孟之道、认同朱熹之流。
   
   自清末民初以降的历史演变,已在拙著《枭雄与士林》(台湾版本《百年风雨》)中,分析论说。此著的绪论是《商周之交和百年激变》。百年激变写在《枭雄与士林》里,商周之交是本著《中国文化冷风景》的主要论题。经此两著,大致上达成了对中国文化的重新审视,对中国历史的重新书写。二十年前的重建人文精神一说,总算如愿以偿。虽然这不过是个开端,以后尚有许多课题,需要细究。或者,留待后人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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