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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2(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周恩来发动大跃进
   
     作者:罗宁
   
     【人民报消息】中共为了给自己涂脂抹粉,美化周恩来。中共编出的报导实在是太多了,例如把他那穿的补了再破、破了再补的衬衣拍成照片,说他如何爱民如子,如何忘我工作等等等等……。

   
     历史上把1958年 -1960年称为“大跃进”年代。这三年“大跃进”引起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大饥荒,至少饿死老百姓4千5百万人。中共把三年大饥荒叫做“三年自然灾害”或 “三年困难时期”,把责任推给“天灾人祸”。但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大跃进”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这场夺走了4千5百万人性命的人祸是由周恩来发动的。
   
     原来的说法是毛泽东发动了大跃进,但是,其实最早提出“跃进”一词的是周恩来。1957年6月23日,周恩来在人大作了一篇报告,他在报告中批驳了右派对1956年中国经济“全面冒进”的攻击,同时充分肯定了1956年中国经济是“跃进的步骤”、“跃进的发展”。应该说这是最早使用“跃进”这个词的。但许多领导同志还以为是1957年11月13 日《人民日报》一篇社论最早提出“跃进”一词。
   
     1958年5月25日,彭真将这篇社论送给毛主席参阅。5月26日,彭真又把比这篇社论早140多天的周恩来上述报告送给毛主席。这个事实说明,“大跃进”这个提法最早是周恩来提出的。
   
     将“大跃进”数量指标化的也是周恩来。1959年8月26日,周恩来在人大常委会上提出:工业每年增长,超过20%以上是“跃进”,超过25%是“大跃进”,超过30%以上是“特大跃进”;农业每年超过10%是“跃进”,超过15%是“大跃进”,超过20%是“特大跃进”。
   
     周恩来是中共独裁政权里的大管家,他对中国的经济实力是最清楚的。但为了巩固中共政权,周恩来不管老百姓的死活,一句“大跃进”搞了三年,中国百姓却付出了4千5百万人的生命。
   
   周恩来在大饥荒时大量出口粮食 换外汇
   
     【看中国2006年01月17日报道】大跃进,大饥荒,三千到四千万中国人被饿死。他们是怎么死的?让我们看看下面的数字:
   
     一九五八年中国出口(指净出口数,即出口减进口)了二百六十六万吨粮食,虽比五七年的一百九十二万吨高了不少,大致仍属正常贸易。但五九年就不同了,不少省市从年初开始就有人饿死,政府首脑如果不是对局势混沌无知,就应改出口政策。然而五九年竟出口了四百一十九万吨;而到了天天都有大批人饿死的六○年,仍然出口了二百六十五万吨。 (一九八三年《中国统计年鉴》第四二二、四三八页。
   
     本来,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比五七年减少五百亿斤,折合二千五百万吨,即使完全不出口也已经不足,可是出口却比五七年增加了二百二十四万吨。仅这二百二十四万吨(折合四十五亿斤)粮,就够三千万人吃半年,足以从五九年秋熬到六○年夏。然而这些本属农民口粮的粮食却被吹了牛的地方干部当作「馀粮」缴售给了国家,转而被需要外币的政府运到国外去了。
   
     这可不是我编造的,这是中共官方‘中国统计年鉴’的数字。
   
   周恩来文革鼓动红卫兵「彻底打碎喇嘛制度」
   
     【人民报消息】早在一九五八年青海部份藏民以「为民族、保宗教」作口号发动抗议活动后,中共即乱捕乱杀,「把当地寺院基本摧毁扫光」,两万多藏民冤死狱中,几乎占当时全国藏族人口的百分之一。结果导致一九五九年更大规模的叛乱。叛乱平定后,中共完全无视藏族人民的宗教信仰,在各藏区大肆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
   
     到了一九六六年「破四旧」,西藏的喇嘛教文物便遭到了灭顶之灾。仅以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为例,八月间,「摧毁了建筑艺术水平较高的文昌庙、南海殿、贡巴寺等四十五座寺庙。烧毁宗教用品及经卷六十八万部(件)」
   
     八月下旬,班禅喇嘛西藏日喀则的家和青海的旧居被抄光。(文革后,西藏自治区拟折价五十万元赔偿他在日喀则的家被抄的损失,他未接受。)中央民族学院借用外语学院的操场召开万人大会斗争班禅。会中曾强迫他吃屎,因为据说有人曾用班禅的粪便做成药丸,给人治病。
   
     中共总理周恩来对西藏学生说:「达赖叛国班禅其实和达赖一样,但有区别,(当时)要反达赖就得利用班禅。现在农奴的逐步解放,不能不触及到他们的利益。他就不干了,写出了万言书,反党。」「最近你们对他进行了三次斗争,很好。」「这次文化大革命是思想大革命,就是要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解放喇嘛。现在,西藏正在破四旧,打庙宇,破喇嘛制度,这都很好。」
   
     西藏众多庙宇被打烂毁坏后作为学校、仓库,并且红卫兵对大部份佛像「斩首」,仅留胸部以下部份。
   
     西藏觉拉寺有个藏王松赞干布(公元617~650)死后由文成公主亲自主持塑造的他们二人的塑像。现在松赞干布成了「大农奴主」,文成公主是唐朝皇帝的女儿,都是牛鬼蛇神。于是那对已有一千二百年历史的塑像就被砸了。
   
     资料来源(时代广场)
   
   惊世谎言!!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
   
     【看中国2004年01月26日报道】在中文网站上广为流传的“联合国为周恩来降半旗的真正原因!”的故事让人看了不禁摇头。该故事说: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时,设在美国纽约的联合国总部门前的联合国旗降了半旗。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元首先后去世,联合国还没有为谁下过半旗。一些国家感到不平了,他们的外交官聚集在联合国大门前的广场上,言辞激愤地向联合国总部发出质问:我们的国家元首去世,联合国的大旗升得那么高,中国的总理去世,为什么要为他下半旗呢?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站出来,在联合国大厦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一次极短的演讲,总共不过一分钟。他说:“为了悼念周恩来,联合国下半旗,这是我决定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她的金银财宝多得不计其数,她使用的人民币多得我们数不过来。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分钱存款!二是,中国有10亿人口占世界人口的1/4,可是她的周总理没有一个孩子。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在他逝世之日,总部将照样为他降半旗。”说完,他转身就走,广场上外交官各个哑口无言,随后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这故事首先告诉读者,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总理而下半旗是没有先例的。有一个“破例下半旗”的前提,才可能有后面那精彩的演讲。说故事的人大概想以此证明周恩来享有很高的国际的荣誉,破格悼念显得人格非凡。
   
     可惜这是不真实的。联合国为悼念周恩来下半旗并不是破例之举。联合国于1947年制定了一部旗典(Flag Code)。其中有关致哀的规定是:凡成员国的国家元首或者政府首脑去世,必须在纽约总部和日内瓦的办事处降半旗致哀一天。因此1976年1月为周恩来降半旗只是例行公事。
   
     没有破例这个前提,后面的故事就显得荒谬了。没有听说有哪个国家驻联合国的使节会为了例行公事而“言辞激愤”。真有这样的不懂联合国的基本规章的外交官的话,他们应当感到“羞愧”而不是“激愤”。当然,秘书长也就不需要做特别的说明了。
   
     杜撰出来的那段秘书长的“极短的演讲”以及它产生的戏剧般效果,本身很有问题。硬要把中国特色的感情推销给洋人,杜撰一个“老支书”式的联合国秘书长。
   
     周恩来生活俭朴,这已经有很多人证明。但并没有哪一份文件告诉我们说周恩来逝世时的银行存款余额具体是多少。中国没有公布国家领导人个人财产的制度。联合国也从不要求成员国报告其国家领导人的收入情况。秘书长无从知道周恩来个人的财务状况,怎能信口说他存款是多少?
   
     “没有存款没有子女”的确是那时中国人民爱戴、悼念自己的总理的一个理由。它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当时中国处在热烈的革命状态。革命革到一贫如洗、革到家庭遭受损失的人被认为是坚定的。这是没有疑问的。但是它在中国以外的、人性不曾灭绝的地方,就未必同样令人赞赏。特别是没有子女,更多地被认为是一种人生的缺憾,绝没有任何“革命美德”的含义。真正尊敬爱护周恩来的外国友人是不愿意去议论这一点的。特别是在悼念的场合下更不应该提起。而该故事却让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大张旗鼓地推崇这种状况,似乎还鼓励别的国家领导学习:“你们任何国家的元首,如果能做到其中一条,…”云云。试问这个“秘书长”:做到 “身后无子女”这一条是什么好事吗?你打算让那些已经有了子女的各国领导人怎样去“做到”这一条以便赢得尊敬?讲出这种话,哪里是什么“秘书长”,分明是个中国民间老冒。
   
     这种故事如果在“广大工农兵群众”里流传,倒不奇怪。对国外的情况不了解,难免把自己的思维习惯套在外国人头上。奇怪是一位名叫吴妙发前驻联合国的官员也这样讲。而他“回忆”起这故事的过程也很奇特。他在90年代曾单独或者与人合作出过多部关于乔冠华和联合国的书。在至少两本书中他记载了在联合国悼念周恩来的情况。均无一字提到上述故事。只提到了“中国代表团驻地”降半旗、布置灵堂、以及各国外交官的前来悼念等事情。没有一丝联合国总部降旗以及广场上响起“雷鸣般掌声”这些情节。
   
     而到2002年1月,他却突然杜撰出了这个故事。文章登在1月 8日的人民网上。他声称“这是联合国建立50多年以来罕见的事情”。还有鼻子有眼地说:“当年我站在联合国广场聆听了秘书长瓦尔德海姆对此作出的既感人又意味深长的讲话。”这实在是令人称奇。在联合国工作多年的吴先生怎么会不晓得“联合国旗典与规则”?1976年时中国所有报刊,包括毛主席他老人家,都讲中国有八亿人口。吴先生怎么会“聆听”到秘书长讲出“中国有10亿人口”这样超前的统计数字?中国出使联合国的人很多,何以别人没有见到,独吴先生见到了如此“罕见的事情”?又何以他要把这“罕见的事情”压了那么多年才肯说出来?
   
     为了证明谁谁伟大,就编造洋人怎样敬仰他的故事。这种事在中国并不少见。在一个声称很讨厌“挟洋自重”的国度里,这做法多少有点讽刺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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