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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周恩来(三)(明镜出版,高文谦作)

宁都会议的缘起
   
       宁都会议是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历史恩怨的根子。用周本人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毛在会上被批判斗争后离开军队,由周取而代之,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一段日子。毛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怨恨难消,动不动就要翻出来算老账。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导致宁都会议的召开,实由周给后方中央局的一封信而起。
   
       另一件让毛泽东始终耿耿于怀的是一九三二年十月的宁都会议。这是两人之间真正的过节,成为毛、周关系史上的一大公案。这次毛被完全剥去军权,由周恩来取而代之,成为红一方面军的总政委。毛由此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失意落寞的两年多时间,用毛自己的话说,那时他成了”茅坑里的石头”,”连鬼都不上门”。周由此铸成大错,用他的话说,这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和罪恶”,从此深深结怨于毛。后来毛泽东、周恩来两人之间的种种恩怨纠葛莫不根源于此。

   
       对于毛、周之间这段影响深远的历史公案,海内外的看法大相径庭,各执一端,海外的多有渲染,咬定这是周恩来衔左倾中央之命,抢夺毛泽东的军权。大陆的则轻描淡写,尽量为周氏开脱。可惜,这两种看法都只是片面之辞,并非事情的全部。那么,真相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还是从头说起吧。
   
       周恩来是在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间,由地下交通线秘密潜入江西,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的。他之所以在这时离开上海,主要有以下三个原因:
   
       一是红军和根据地在当时中国革命的全局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二是当时处于地下的中共中央由于内外一连串的打击,在上海越来越难于存身;三是在此之前,周恩来本人刚刚在政治上遭受了一次大的打击。起因是他在和瞿秋白一道主持纠正中共党内立三路线的错误时过于温和,不合莫斯科的胃口而被戴上”调和主义”的帽子,处境狼狈。因此他自己也愿意尽早脱离中央这块是非之地,另图他兴。这样,由毛泽东一手开创的、在当时势力最大的中央苏区便自然成了他的落脚之地。
   
       立三路线是中共党内根深蒂固的左倾急性病的一次大发作。当时周恩来正好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在国内主持中央工作的李立三头脑发热,过高地估计了国际国内的革命形势,不顾共产国际的阻拦,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提出”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口号,并异想天开地企图把苏联拖下水,要其出兵援助中国革命,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
   
       李立三的鲁莽行动,使中共在大革命失败后好不容易才积蓄起来的力量蒙受了重大损失,而且造成了党内的思想混乱和派别纠纷,从而给了共产国际扶植”忠于国际路线”的王明一派上台的机会。本来,由周恩来和瞿秋白一道主持召开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已经在实际工作中停止了立三路线的冒险计划,只是没有指出这是路线错误,而把它说成是”中央个别的策略上的错误”。共产国际却抓住这一点大作文章,提出立三路线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在共产国际的压力下,中共在随后召开的六届四中全会上不得不吞下了由王明教条宗派全面掌权的这颗苦果。周恩来虽然被留在中央,却威信扫地,只是一个戴罪之身的留用人员。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话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也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经过这一场打击之后,周恩来元气大伤,虽说还没有到心灰意冷的地步,变得和他性格相仿、个人关系又一度很好的江浙同乡瞿秋白一样,但党内斗争的残酷和叵测,特别是李立三因违抗共产国际而遭到的下场,却在他的内心留下无法抹去的阴影,深感如履薄冰。周本来就是一个组织纪律观念极强的人,又有着临事而惧的个性,在他对事情没有看清并且确有把握之前,宁可犯政治错误,也绝不犯组织错误。这是周氏一生典型的政治哲学。
   
       周恩来的这一特点,在经历了立三路线所引发的这场党内轩然大波以后愈加明显;如果说在此之前,周还有自己一定的主见,遇事敢于一争的话,那么此后他就变得时时引咎自责,行事缺少自信,畏首畏尾,生怕越雷池一步,完全让王明教条宗派牵着鼻子走。周本人后来在延安整风中反省这一段时,说自己当时的头脑”失去了主宰”,尽管在政治上不被信任,”但我无基本觉悟,仍充满着苦闷拼命地干,而且认为政治是人家(指王明–作者注)对的,比比过去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也各有短长,也就算了”。
   
       正是这种处境和心态,决定了周恩来同毛泽东打交道时的基本态度。简而言之,周是集钦差大臣和留用人员两种身份于一身的。作为中央派出的钦差人臣,同时也是中共在江西中央根据地的最高领导人,周必须贯彻执行以反对党内右倾和实行积极进攻策略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路线,在实际工作中打击一切与此相违背的倾向。作为犯路线错误的留用人员,周又因背着政治包袱而自觉腰杆不硬,胆怯心虚,既想戴罪立功,以求重新得到党的信任,但又在原则与实际之间徘徊瞻顾,依违不决,应该说,周本人的这种矛盾心态对后来促成宁都会议的召开,是不无关系的。
   
       事实上,周恩来到江西之初,并没有新官上任三把火,像海外广为流传的那样一衔左倾中央之命整肃毛泽东。在当时的情况下,他要想整毛是很容易办到的,因为手中既有贯彻国际路线的尚方宝剑,而毛的一贯右倾也是在上海中央乃至共产国际远东局那里都挂了号的。不过另一方面,周也没有和毛一拍即合,打得火热,而是与毛若即若离,敬而远之。这其中既有政治上不言而喻的原因,也有两人出身、经历、个性上的差异。
   
       应该说,用”相安无事”来形容毛、周之间最初的共事是恰如其分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和周恩来善于求问存异,团结各种人一道工作分不开。平心而论,周并不喜欢毛泽东的山大王式的作风和喜欢抗上、标新立异的个性,因为这实在与周本人的为人,特别是投身革命后所接受的组织纪律观念格格不入。实际上,还在他刚刚进入中共中央领导核心时,就表现出对毛的这种看法和担心,甚至提出:对毛的部队要派人去视察,要坚决的改组。如毛的观念不好,一定要撤换。
   
       另一方面,周恩来又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毛泽东军事才略的人。还在担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期间,他就曾多次在中央给各地的指示信中专门介绍朱、毛红军的游击战争指导原则、军事训练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经验,要求各地红军仿效。周在进入中央根据地,特别是以中共苏区中央局代表身份随军活动后,更加深了对毛军事才干的认识。
   
       当然,周恩来对毛泽东所擅长的游击战术也不是没有自己的看法。比如,他到中央苏区后,经过一段观察,认为中央红军的战术水平不高,而且”指挥战争顾虑太多,且主意不定,长于巧妙之机动,勇猛果断之行为不足,尤不喜乘胜直追,歼灭敌人”。此外,本来就一直对军事工作有浓厚兴趣的周本人此刻也跃跃欲试,很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但内心又感到自信不足,所以在团结毛一道工作的同时,也有在作战指挥中借重毛的所长之意。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后方中共苏区中央局出于在政治上对毛泽东不大放心的顾虑,提议由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时,周才不顾后方众人的反对,力主由当时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随军行动的毛担任这一职务。不过,在对毛的看法上,他和后方中央局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做并不意味着将军中大计的最后决定权让给毛,而是继续掌握在他本人的手里。
   
       对于这一点,周恩来是十分明确的。他先是与前方诸领导人联名提出:”为前方作战指挥便利起见,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级,改设总政治委员为妥,即以毛任总政委。作战指挥权属总司令、总政委,作战计划与决定权属中央军委,关于行动方针,中央局代表有决定权”。随后,周又以个人名义直接打电报给中共苏区中央局,对此作进一步申说:
   
       ”现在我想是否可改为军事最高会议,由政府明令发表以周、毛、朱、王四人组织,周为主席,负责解决一切行动方针与作战总计划。如依你们提议仍以周为总政委,这不仅对于政府主席、总政治部主任的关系弄得多头指挥,而且使政府主席将无事可作。泽东的经验与长处,还须尽量使他发展而督促他改正错误。他做总政委其权限于指挥作战,战术方面为多。依上两次战役看,红军战术差得很,虽高级指挥员都需帮助。玉阶(朱德–作者注)不细心,有泽东负责,可能指挥适宜。遇关重要或犹豫不定时,我便可以最高军事会议主席或中央局代表名义来纠正或解决。以政府主席名义在前方,实在不便之至。且只能主持大计,这又与中央局代表或军事会议主席权限相同,故此种宝塔式的指挥权,必须改变,我觉得前方决定于实际于原则均无不合。”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周恩来这封电报被大陆学术界每每引用,说明周在中央苏区两条路线斗争中是如何站在毛泽东的一边。不过总是掐头去尾,回避了他在政治上对毛的看法以及由他来督促毛改正错误等内容。舍此就无法说明周何以能够说服后方的中共苏区中央局,正式任命毛为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也无法对后来的事态发展作出合理的解释。
   
       然而,周恩来此举很快便弄得自讨苦吃,骑虎难下,而且应验了中国的一句老话:请神容易送神难。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阴差阳错地铸成了宁都会议的历史大错。
   
       关于宁都会议的起因,目前大陆学术界一面倒的意见是由于前方与后方在作战指导方针问题上存在争论。后方要求前方坚决执行中共临时中央的”积极进攻路线”,主动出击,寻敌主力作战,以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共各块根据地的围剿。前方则从实际出发,避敌锋芒,等待寻找战机,然后再集中兵力,各个击破敌军。应该说,这大体上是不错的。然而问题在于,前方并非铁板一块,在最高军事会议内部对战略原则与发展方针也存有争论,各执一见,争辩不休,弄得作为会议主席的周恩来非常为难,深受前方作战指挥的组织形式未能真正集权于个人之苦,甚至动了回后方工作的念头。为此,他在宁都会议召开的前夕,曾单独打电报给后方的苏区中央局,述说自己的难处和苦衷,认为”这是目前最中心而亟待解决的问题”,要求在会上予以根本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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