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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美国独立宣言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经济 、社会 、文化权利国际公约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保护人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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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有关健康保健人员尤其是医护人员在保护和防止囚犯和被拘禁人员不受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待遇或处罚的医疗伦理原则(1982)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囚犯待遇最低限度标准规则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
·消除基于宗教或信仰原因的一切形式的不容忍和歧视宣言
·联合国囚犯最低标准待遇规则
·联合国囚犯待遇基本原则(1990年)
·联合国保护所有被以任何形式拘禁或关押人员的主要原则(1988)
·结社自由和组织权利保护公约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联合国发展权利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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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已签国际人权公约联合国人员和有关人权安全公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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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人权公约英文版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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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998)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程序与证据规则(1995)
·国际刑事法庭(芦旺达)规约
·起诉严重侵犯国际人道法责任人的国际(前南斯拉夫)法庭规约(1991)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国际公约1981
·国际人权法律资料 取缔教育歧视公约
·关于就业及职业歧视的公约
·消除一切形式歧视妇女的国际公约选择性议定书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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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英雄蒋介石》57 日本侵华与国联

美国和英国之种族歧视,令日本人感到西方人待之如低等人,然而许多日本军人鄙视中国人,有些著名的日本人则主张与中国合作。据说日本人视中国人为猪,唯一的区别在于猪肉可食。一个日本军事专家IiezakiTadakata口出狂言:“只需要三至四个师加上几艘军舰,便足够收拾中国匪帮。”[1]日本人采纳社会达尔文主义(即为消灭弱者提供合法性的学说),视中国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因而需要重新指导。日本科学家ShiroLshii提议研究细菌武器,以便消灭多余的中国人,因此日本在东北设立了731生化武器研究基地。[2]

   

   九一八事变起因于关东军少壮派军人,日本内阁并无任何计划,日本委派总参谋部情报部长TatetawaYoshisugn前往沈阳制止阴谋,然而9月18日晚他抵达沈阳时却喝得大醉,一小队日军在沈阳火车站引爆造成铁路轻微损害。黎明时日军已占领沈阳机场和电报局,日本关东军司令Honjo称他有责任采取果断行动。当总领事建议与中国协商时,一位上校抽出剑威胁说军队特权不容干预。[3]

   

   得知沈阳事变消息后,日本首相说“军队已经行动,我们又能怎么办”?日军正在攻占毫无抵抗的城镇和铁路,日本天皇Hirohiro认为“纵观时局,这是唯一自然的结局。”关东军司令随即获男爵封号。[4] 而消息传到内地,中国人群情激愤。上海5万人示威要求处死任何与日本人做生意的人,天津爆发暴力抗日事件;6000名学生,包括300名女生在南京围攻外交部,他们要求上前线战斗。蒋介石宣布这是“史无前例的外敌入侵中国”,并号召全国人民结束内部纷争,组成抗日统一战线一致对外;同时蒋介石在上海会见了胡汉民、汪精卫、孙科,这是六年来他们首次座下来商谈。数日前广东与南京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几乎达触发内战的边缘。日本入侵使内战危机消失,但达成和解尚需时日。蒋决定派国民党元老蔡元培,张琦,陈明枢前往广东表达为了国家的团结,他愿意与南方领导人合作。在继续反蒋的同时,南方领导人同意10月举行和谈。他请外国传教士予他精神指导;在举行庄严宗教仪式后,牧师告诉他,他们正在祈祷上帝推动国联解决危机。

   

   当时西方各国没有一个国家有意或有手段采取行动,仅是委派英国Lytton勋爵率领一个调查团前往东北调查。后来出具的调查报告谴责了日本侵略。美国作家乔纳森在其2004年出版的《蒋介石传》 中仍持“1931年12月29日奉行蒋介石的政策,张学良下令东北军撤军关内”[5]之说,这显然不符史实,因为蒋介石从未下过任何不抵抗命令,而是张学良早在9月5日下密令不抵抗,当然张的动机是出于尽量避免与实力悬殊的日本决战。

   

   国联与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第三次围剿共匪。9月20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业已启动战端,未达计划目标不可能停止,自此东亚无宁日”。蒋介石紧急离南昌返南京,于9月21日召开军政紧急会议。他说,“在内乱及未作好准备的情况下,中国不宜与日本展开全面战争”。他认为“中国应当首先向国联申诉呼吁正义。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冷静和坚定,如果和平解决的所有希望皆已落空,必须准备拿起武器自卫”。[6]此说证实了前述中日问题研究专家的说法,抗日统一战线的想法实际上是由蒋介石最早提出;毛泽东实际上是在1936年抵延安后,依苏联及共产国际的强硬指令被迫接受抗日统一战线的,但毛始终阳奉阴违;王明倒是真心实意想执行共产国际指示。

   

   中国向国联申诉

   

   1931年9月21日中国驻日内瓦代表肖克,按国民政府指示,正式向国联秘书处递交根据国联宪章第11条抗议日本侵略的申诉书。要求国联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以便作出维护国家安全的明智而有效的举措。他指出:日军未经任何预警,不仅军事占领沈阳,安东等城市,而且侵占铁路沿线地区。他要求国联依宪章授权立即采取有效措施,制止日本使局势恶化的进一步侵略,以维护国家安全,并裁决国家赔偿的数额。

   

   国联卫生委员会主任LWR由宋子文陪同拜访蒋介石,他对局势表示乐观,相信国联施压将足以迫使日本撤军。蒋却不乐观,不相信日本会轻易撤军。“我了解日本人,知道日本人的心理,他们宁可让东京和日本群岛被摧毁,也不愿撤离满洲。”当晚蒋在日记中写道:“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业已开始,我怀疑世界政要是否已意识到此点?”前述蒋介石早在1928年8月便准确预见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将由日本引发,可见蒋介石的政治与军事敏感性相当强。

   

   次日,国联安全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中日冲突。中国代表向会议宣读了局势恶化的最新进展情况,根据局势的严重性,要求启动适用宪章。日本代表(前驻华大使)辩称日军的行动,包括占领部分城市,是自卫性质的;他宣称该事件是地方性的,日本政府已正式命令日军司令采取措施防止冲突扩大。他向国联保证日本无意使局势恶化;并结论道,他坚信经中日双方政府直接协商,可以达成和解。他警告说国联的过早干预只会刺激业已过激的日本舆论,因而妨碍局势的和解。日本辩称之日本东关军的军事行动完全是自卫性的,当然与不容置疑的事实不符,日本抗辩的理由,从未被其他国联安全委员会成员国接受。“我不认为任何自尊的国家会同意与一个军事占领其领土的并要求外交谈判的国家举行外交谈判”中国代表肖克当场回敬道。并重申国联委员会应当命令日军立即撤回1931年9月18日以前的局面。

   

   国联主席亚历山大(西班牙人)分别向中日政府分别发出紧急呼吁,双方应保持克制,不采取任何会进一步扩大或损害和平解决争端的行动。

   

   蒋介石视此为中国外交的一个转折点。23日张学良的副官,汪福林将军面见蒋介石,蒋表示期望国联能帮助中国收复失土,万一国联调解失败,中国将不得不与日本决一死战。因此南京政府回复国联呼吁,中国政府承诺克制,不采取任何不利解决的行动。同时指出东北局势随时继续恶化,因此要求国联迅速采取行动。

   

   日方则继续狡辩称其自卫性质,东关军仅在确保其安全的必要限度内保护铁路和日本国民的安全。日本政府回复国联称:“坚定地寻求防止局势扩大的目标,事实上已撤回大部分军队至铁路区域。仅少量军队留在沈阳和吉林,少数士兵在其他据点。国联应相信日本的诚意。

   

   在9月25日举行的第四次会议上,日本代表再次建议与中国政府直接协商。他警告国联不要过早干预,否则将使业已改善的局势朝相反方向发展。中国代表提请国联注意,日军在满洲已远离其宣称的爆炸地点。再次敦促国联立即采取措施,确保日军完全撤回9月18日以前的地点。提议按先例由国联指定并授权组建一个观察监督小组,监督撤军并向国联报告。

   

   满洲危机爆发时正值世界经济危机期间,日内瓦人士皆被经济危机所困,因此对满洲危机未予应有的重视。而且国联受英国和法国支配,英国和法国皆无任何意愿卷入反日。他们从未有过意愿为和平事业采取联合行动。他们仅是满足于敦促日军迅速撤军。

   

   在9月28第五次会议上,中国代表报告了一系列日军严重使满洲局势恶化的行动。他再次强调指派调查团的必要性。9月30日,国联安委会一致决议呼吁中日恢复正常关系,敦促日军撤回铁路区,以保护日本国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要求两国政府避免采取任何会破坏和平和两国良好理解的行动。据此,下次会议定于10月14日举行。中国代表在接受决议的同时声明:当完全重建秩序后,中国政府保留依国联宪章的权利,将继续寻求国联协助,确定双方的责任与赔偿事宜。

   

   国联调查委员会

   

   1931年11月21日,在国联第18次理事会上,日本代表表示,日本政府愿意接受国联调查远东局势;日本改变立场的动机,据驻沈阳总领事HayashiKujiro的回忆录:“沈阳事件爆发后,无数英、美、法和其他外国记者云集满洲,同时各国外交官和军事代表时常造访我们。刚开始日本政府极不乐意,但后来它相信,如果利用此机向全世界披露中国官员的‘野蛮’和‘无法无天’,结果可能有利于日本。外界均承认日本的行为是自卫。因此,让国联调查团调查对日本有利。经仔细权衡,日本相信应取主动要求调查”[7]。

   

   12月9日,国联通过决议组成调查团。①由五人组成调查团,客观调查威胁中日和平的任何情况;②中日双方各有权指派一名代表协助调查团;③指派调查团并不影响日本应依9月30日决议,撤军至铁路沿线区域内。

   

   12月11日曾试图制止日本在满洲扩张危机,主张与中国政府协商解决的Wakatsuki内阁辞职,由Seiyukai继任首相。新战争部长ArakiSadao上将是一名军方极端分子的杰出领导人。如今,军方决定完全征服满洲。但新内阁仅生存了五个月,1932年5月15日,前亲中的Inukai Tsuyoshi首相被少壮派军官谋杀。

   

   危机加重

   

   国联1931年9月30日决议未产生效果,希望恢复中日两国关系很快即被日军继续推进而粉碎。事实上日本少壮派军国主义分子吞并满洲的计划密谋已久,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半年,参谋部已制定吞并步骤:①利用中国叛徒建立一个亲日本的政权;②建立一个由日本控制的满洲国;③日本完全吞并这个自治国。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参谋部军官们意图将此三步骤缩为一步到位。总参谋部第一部主任TatekawaYoshitsuga,建议他们缓行,分步实施。经激烈争论,他们制定了具体行动计划。Doihara建议建立一个五族共和国,其他人诸如Itagaki和Ishihara相信最实际的计划是创建一个包括满洲,交合,内蒙多民族的分离的,名义上在皇帝领导下的满洲国。第一步将满洲和内蒙分为五个军事区,由五个愿意做日本人傀儡的中国叛将控制。这一计划被采纳。1931年9月22日在沈阳一家日本宾馆召开了一个包括关东军参谋长MiyakaMitguhara和Itagaki等阴谋家出席的会议。

   

   会后阴谋家们立即行动,吉林守军司令徐夏被捕后在日军持枪指着胸口的情况下,宣布吉林独立,并接受日本训政。这是建立一个由日本操控的自治国的第一步。9月29日,南京照会日本,谴责日本的行径侵犯了中华民国领土完整,日本政府必须负完全责任。日本外长BaronShidehara否认日本曾插手满洲人民自已设立的政权;声称日本政府禁止日本国民参与此种运动,因此不应对中国人民自已的行为负责。不过,日本政府欢迎地方建立自治组织保护地方居民安全和日本驻军的安全。不久其他中国叛将藏世义(辽宁),张清辉(哈尔滨),张海彭(陶南)纷纷宣布独立。

   

   东京最高军事当局寻求制止关东军介入政治活动。战争部长MinamiJiro在一封给关东军司令Honjo上将的信中,警告关东军在满洲的政治活动,将给日军遗留严重后果。总参谋部亦反对关东军推动分裂活动,担心引发苏联干涉。[8]

   

   满洲的青年校官们却未因此而有所顾忌。Itagaki,Doihara,Ishihara及其追随者相信苏联忙于内斗无瑕顾及东北,因而他们不让国内的反对意见干扰其东北计划。10月4日关东军发表声明:“各地正在进行的获取政治独立运动如火如涂,民众欢呼帝国军队的宽宏大量,他们根本无意回复到先前的统治,满洲和内蒙三千万人民在这片富饶的土地上,很快将实现共存共荣。这是我们的道义责任,我们相信,各地新建的政权,很快将合并成一个单一政权。这将提供日本帝国一个良机实现睦邻友好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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