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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圖伯特正名全文


   
   
   
   

   
   
   
   
   
   
   
   
   
   
   
   
   必也正名乎!再覆達瓦才仁先生,暨圖伯特正名的最後呼籲
   
   /台灣懸鉤子、米那娃之梟
   
   我想,我的部落格的常客應該都知道我與達瓦才仁先生在今年春夏對於正名的議題有所爭議,達瓦才仁先生五月中旬以一篇回覆作答於我,更在我的部落格留言板上侃侃而談,發表高見,我也找出當天座談會的錄音紀錄作成逐字稿,另外還將達瓦先生相關的文字一一陳現,務求其言無不盡,讓所有人再也 無誤解與偏聽之處。
   
   這一段日子以來,我亦有幸得以查閱史料,思索議題,終於有了結論。對於我及米那娃之梟而言,目睹達瓦才仁先生形同「飲酖以求速死」的作法,卻還能振振有詞,百般狡辯,除了錯愕不置、瞠目結舌以外,也終於有了哀矜勿喜的心情。寫作這篇文章,我的用意絕非一逞口舌之快、也不是意氣用事,更與達瓦才仁先生個人無關,若不是因為他的主張已經屬於公領域的範疇,影響深遠,下文的檢視與批判才有其必要,而其目的著實希望求得真理水落石出,甚而突顯普世價值。而在此過程之中,若能對使用中文的博巴發揮震耳發聵之效能於萬一,那麼也就不辜負我這兩年來孜孜努力於譯事,對於圖伯特國家振興與其最終光復的一片深切期許與熱望。
   本文分為兩大部分,歷史部分由我所撰寫;民主部分則由好友米那娃之梟主筆。
   
   (1)歷史篇:自我想像難成真,胡亂解讀非歷史*
   
   /台灣懸鉤子
   *本文惠蒙印第安那大學艾略特‧史伯嶺教授(Professor Elliot Sperling)指正多端,受益良深,特此致謝。
   
   達瓦先生「非用西藏不可」之主張,其最重要的根據乃是他的「明朝即有『西藏』說」。其主要證據為1575年的《明實錄》中所紀錄的廷議裏出現了此名詞。他並一口咬定,明朝之臣一定是因為1565年於日喀則建立有政權的藏巴汗,而藏巴王國是個獨立國家,從而衍生出「西藏」之名詞。他還舉出其他旁證:如明朝羅洪先《廣輿圖》、清初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以及清初張廷玉修撰的《明史》中的〈沐英傳〉等等。
   
   然而,只要對他所提出的史料稍微考查,即可明白他上述的推論與說法完全無據,他對於史料之毫無調查、不求理解、甚而囫圇吞棗、不懂裝懂,已經到了驚人的地步。最可怕的是,他的詮釋甚而可能對於圖伯特是有害的。
   
   任何一個歷史系的學生都知道考覈史實的重要,原因是我們所看到的中國史書舛錯之處所在多有,除了作者無心之失,或手民之誤外,也有可能是後世在句讀時弄錯。因此史學入門的犖犖要者,乃是勾稽考查的基本工夫。因此,我也將一本此精神來一一檢視達瓦先生的證據。
   蔡汝賢的「西藏」實為西海之訛寫:四個層次的解析
   
   首先,我以四個層次抽絲剥繭證明達瓦先生所提出的主要證據乃為一字之訛。達瓦先生的主證,也就是兵科給事中蔡汝賢在1575年的奏言:
   
   「蓋許之建寺,則西藏一路往來自由,聽之奉佛,則南北諸番交通無禁。」(全文請見附錄)
   假如這位明朝大臣真的意指達瓦才仁先生所說的:「在七世達賴喇嘛之前,西藏政府的統治範圍是包括整個西藏三區的」、「是一個統一的國家」的「一個西藏」(1) ,那麼蔡汝賢的這個句子幾乎沒有辦法理解,因為蔡氏旋即又提到「南北諸番」,而「番」在這裏所指不是別的,正是明朝稱呼圖伯特之地區與民族的名號:「西番」之簡稱。假如真如達瓦先生所解釋的,明朝大臣之視野已經出現「一個西藏」,「所指包括西藏康區和安多地方」,又怎會有從南到北的眾多番族之說?
   
   事實上,《明史‧西番諸衞傳》開宗明義:「西番,即西羌,族種最多,自陝西歷四川、雲南西徼外皆是。」 (2) 明朝的另一位官員嚴從簡,在1574年所撰的《殊域周咨錄》也闡明:「吐蕃俗呼西蕃。其先本羌屬,凡百餘種,散處河、湟、江、岷間。」不只鄰近甘肅陝西的安多博巴被當時的中國人如此理解,就是圖伯特中部地區的衛藏兩區,明朝人也認為是諸國林立的局面,這一點從明朝第五位皇帝宣宗時候,派宦官侯顯出使西域的記載亦可證明:「宣德二年二月〔1427年〕復使顯賜諸番。徧歷烏斯藏、必力工瓦[懸鉤子按:今止貢]、靈藏[今鄧柯]、思達藏[今日喀則]諸國而還。」(3)  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左右,又有「西番諸國來貢,稱王號者百餘人」的記載 (4)。達瓦先生想把「一個西藏」的概念強加於明朝大臣身上,班班可考的史籍無法證實此說,難以服人,這是第一層。
   
   第二層,既然蔡汝賢的「西藏一路往來自由」絕對不可能指現代意義的「西藏」,那麼他所指究竟為何?如果我們在《明實錄》中尋求上下文,並對照其他信史中對同一件事的記錄,這裏的「西藏」應為「西海」之訛誤(西海是明朝對「青海湖」的稱謂)。比方說在蔡汝賢的奏言之前,《明實錄》萬曆三年四月的史料一開始就開宗明義地提到了住在西海的俺答汗之子以建佛寺藉口,騷擾了當時四川邊境松潘一帶的博巴:
   
   「俺答子賓兔[應為丙兔之誤 ](5) 住牧西海,役屬作兒革、白利等諸番。隨令寄信松潘番、漢,以迎佛蓋寺為名,屢傳釁息[釁息,爭端也]。四川撫臣曾省吾、按臣郭莊以聞。謂:『宜速行陝西總督諭令順義王俺答,嚴戢賓兔,無得垂涎邊境,自敗盟好。』」
   而短短四個月以後,《明實錄》又記載了俺答汗的姪孫、得利助手切盡黃台吉(6) 也為了蓋佛寺而與明朝溝通,應該與俺答汗之子所從事的是同一件事:
   
   「先是,虜酋切盡黃台吉等乞于西海地方及嘉谷関外盖寺焚修[焚香修道也],事下。川陝三省督撫勘議。禮部覆議:各虜已採木興工,而責其改造于五王城,勢既不能,不若因而許之,以鼓其修善,而杜其嘉谷関外之請。蓋中國之禦夷,惟在邊関之有備,而擄之順逆,又不在一寺之遠近也。」 (7)
   
   而此事的原委,《明史‧列傳‧西域二》有更清楚的說明:
   
   「時烏斯藏僧有稱活佛者,諸部多奉其教。丙兔乃以焚修為名,請建寺青海及嘉峪關外,為久居計。廷臣多言不可許,禮官言:『彼已採木興工,而令改建於他所,勢所不能,莫若因而許之,以鼓其善心,而杜其關外之請。況中國之禦戎,惟在邊關之有備。戎之順逆,亦不在一寺之遠近。』帝許之。丙兔既得請,又近脅番人,使通道松潘以迎活佛。四川守臣懼逼,乞令俺答約束其子,毋擾鄰境。」
   
   其後續記載,還有《明實錄》萬曆五年三月:「前歲,俺荅丙兔乞建寺西海。朝廷不惜假以美名,助之以物料,正思化其悍暴,鼓其恭順耳。」(8)  到了萬曆五年四月,又出現:「順義王俺答建寺西海岸,以寺額請,賜名仰乖。」 (9) 因此,蔡氏奏言所說的「蓋許之建寺」,因其建寺地點就在西海之岸,那麼交通會因此通暢的,也應該是「西海一路」,其理甚明。
   
   第三層,理解蔡氏整篇奏言的內容與發言動機,再溯及明朝中期邊防廷議的脈絡(context),蔡氏所意指更應是西海,殆無疑義。
   
   明朝在十五、十六世紀常常遭受北方蒙古部族擾邊而備感憂患。在有明一朝,鄰近中國西北邊鎮的博巴各族,因為往往利用中國的「差發制」──每年固定用馬匹換取茶葉,因此被中國官員認為「頗柔服」,屬「熟番」也。所以,在中國守邊大臣的心目中,在河套蒙古擴張之際,「熟番」可作為中國的羽翼、屏障,或者以明朝人的話來說,「藩籬」是也。(10)  然而東蒙古之各部落擴張至西(青)海一帶,導致原本住在這裏的博巴不堪其擾而遷徙,未離開者,甚或反過頭來加入蒙古,兩者沆瀣一氣,共同危患中國,也不是不可引以為憂之事。(11)  因此嘉靖以後,就有頗多廷議是希望招撫青海一地的博巴各族,並仿效明初洪武永樂之例予以分封、授以官職,使他們心向中國,不受蒙古人脅從。(12)
   
   隆慶年間(1567-1572年),明廷與蒙古的關係有了重大的突破。嘉靖年間(1522-1566年)曾率騎兵大肆侵擾中國邊鎮達五十次(13) 的蒙古萬戶領主俺答汗,其孫把漢那吉在此時因故叛投。當時明朝守邊大臣王崇古與方逢時,認為機不可失,決定接受其投誠,再利用他來招撫俺答。
   
   然而北京的廷議仍然承繼嘉靖一朝的舊思維 ,(14)多以為「虜情叵測」,此舉太過冒險。王、方兩位卻有極為有力的支持者,也就是當時內閣的宰輔張居正與高拱,他們力排眾議,高拱甚至把反對派的御史葉夢熊「降二級,調外任」,以促成與俺答汗的和議。終於在隆慶五年(1571年)三月,明朝封俺答汗為順義王,並同意俺答汗曾經要求多年的貿易之請,在大同、宣府、延綏、寧夏等地開市通商。(15)
   
   此時的朝議或可區分為兩派,一派或可稱為「撫派」,另外一派為「勦派」,前者以王崇古與方逢時為代表,他們認為俺答等蒙古領袖並非不可理諭,只是因為無法與中國貿易而有搶掠之舉,只要明朝願意開市,就可以減少邊患 ,(16)此派因為有張居正與高拱撐腰,又得皇帝之天聽,屬得勢者;後者則認為蒙古人天性狡詐,志在謀逆,因此必須「整搠邊備」以「挫其鋒」,使「少知斂戢耳」的守舊派,雖然目前勢弱,然而「任中敢言,彈劾勳戚而無顧忌」(17) 的兵科給事中蔡汝賢依然秉持異見,直上諫言無忌憚。
   
   因此,在萬曆三年四月發出「賓兔蠶食諸番,撤我藩籬」議論的蔡氏,明顯承襲嘉靖時期以降的「藩籬」舊論,其發言動機與內容都是對於撫派的批評。他也一定清楚就在三個月前,總督三邊軍務的右都御史石茂華也曾老調重彈,專論明廷應該籠絡青海一地的博巴以抗蒙古:「套虜〔指河套蒙古〕盤聚西海、嘉峪關等處,聲勢甚重,納馬番族〔意指固定向中國進馬以換取茶葉的博巴〕與之並處,強弱不敵,萬一為所脅,構去我藩籬,貽害匪細。」 (18) 因此,箇中的爭點自然是「西海一路」,不太可能會偏離明廷數十載以來念茲在茲的青海邊防要地,突然扯出風馬牛不相及的「西藏」,其理甚明。
   
   第四層,達瓦才仁先生把蔡氏奏言中被訛寫的「西藏」一詞,與1565年奪權的藏巴王朝連結起起來,也就是說,在達瓦才仁先生的想像之中,在隆慶朝與萬曆初期,明廷就已經知道藏巴王朝的成立與存在。可是此說法卻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明,達瓦先生也未提出任何證據,只單憑自己的想像即作出如此斷言。
   
   事實上,中國官修的正史中,《明實錄》找不到「藏巴汗」一詞,而清初所纂成的《明史》當中更付諸闕如,這三個字只出現在二十世紀初撰成的《清史稿》裏面。除了官修的正史外,明朝時曾任行人司行人(相當於今天的外交官)(19) 的嚴從簡在萬曆二年(1574年)所著的《殊域周咨錄》裏面,藏巴汗也未嘗見諸其專論〈西戎‧吐蕃〉之卷十一。嚴氏在序文中談到他撰輯此書的原則,乃在儘量採錄他所能看到的全部明朝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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