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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T马勇:晚清“太子党”——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


   原文标题:从改革先锋到反革命:对晚清皇族的一个分析

在晚清十年政治舞台上,皇族及贵族出身的一批人始终比较活跃,他们对国际大势有相当深刻的观察,对中国处境有比较真切体认,在新政—预备立宪这一系列政治改革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是晚清政治改革的主力。如果没有他们的呼吁、推动,没有他们那样近距离影响最高统治层,晚清的政治变革当然也会发生,但肯定不是已经发生的这个样子。只是这批皇族随着改革发展也在分化,而且由于改革触及体制深层,可能会影响整个贵族阶层利益时,他们毫不犹豫站在了改革对立面。所谓“皇族内阁”,就政治上来说,是君主立宪政治改革运动的巨大进步,但从权力分享、人人平等的原则说,表明以皇族、贵族为推动力的政治改革还是有着很大局限。他们看到了体制之弊,他们也想改革也真诚改革,但他们的底线是不能触动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不是革掉自己舍身饲虎,因而当改革陷入困境,革命不得不发生时,他们就很自然地从政治改革倡导者推动者沦为反革命,后来的所谓宗社党其实就是沿着这样一条思想轨迹发展着,他们那时无论如何不能理解先前倡导改革的激情。


改革先锋

   

   在两千年帝制时代,所谓国家其实就是皇帝和他家族的私产。皇帝、皇族的先人打天下坐天下,他们这些皇子皇孙自然就是守天下保天下,所以皇族一直是政治的中心,是政治统治的中坚力量,他们对体制的忠诚,在关键时刻冲锋在前保家卫国,都是不必怀疑的。但是,出于权力均衡和稳定,历朝历代对皇族的权力都有所约束,都不会容忍这些皇亲国戚对国政进行肆无忌惮的干预或介入。朝廷一般用厚养的办法交换这些皇族手中的筹码,以保持政治上的稳定。
   
   满洲人定鼎中原之后其实也是这样做的。清初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虽然让来自各个山头的满洲贵族参与政治,但实际上也是对皇族特权的一种遏制,是以一种集体的力量约束着皇族中的强势者。直至议政王大臣会议解体,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集中在皇帝手里,辅佐皇帝的是一个具有比较广泛来源的军功贵族阶层,而不是皇帝近亲。
   
   皇族介入实际政治干预政治,实际上是从同治年间开始的。更准确地说,就是1860年恭亲王和慈禧太后等联手发动宫廷政变后,两宫垂帘听政,恭亲王以议政王名义兼领军机大臣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首席大臣。这个做法虽然符合论功行赏的原则,也合乎当时的政治实际,但这个行动和持续性坚持,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违反了祖制,属于皇族干政。[
   
   所谓皇族内阁的名单在1911年5月9日发布后,引起各方面强烈反对,清廷曾下旨解释说,“懿亲执政,与立宪各国通例不符。我朝定制,不令亲贵干预朝政,祖训著有明文,实深合立宪国家精义。同治以来,国难未纾,始设议政王以资夹辅,相沿至今。”这实际上将皇族干政参政的源头指向恭亲王担任议政王的时候。参见《宣统政纪》卷62。]
   
   恭亲王的例子并没有很快结束,相反由于慈禧太后变成了慈禧皇太后继续操弄权力,政治中心在很长一段时间应该说有所偏移,这就为皇族持续干政提供了借口,不仅恭亲王继续担负着实际的政治责任,其他王爷也在这个过程中纷纷走上前台,或多或少地介入了现实政治。
   
   皇族从事实际政治当然不能说是绝对坏事。有时候,特别是当政治危机发生,皇族这些人毕竟是政治上最忠诚的铁杆。我们看到甲午战败,大清国面临一次深刻的政治危机,当政治改革不得不发生时,恰恰是皇族这些铁杆维护着大清江山的满洲性质。不论是首席军机恭亲王,还是总理衙门大臣刚毅、直隶总督荣禄,他们在推动维新运动的同时,都坚守着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底线,就是严防康有为等年轻一代汉人政治家以政治变革为名暗渡陈仓,保中国不保大清。[
   
   1898年秋,清廷在宣布对康有为等人处置决定时,指责康有为和他的同党在筹组保国会时力言“保中国不保大清”,详见《光绪朝东华录》(4),4205-4206页;清廷的这个说法,可能来自文悌的举报,见文悌《严参康有为折稿》,《戊戌变法》资料丛刊(2),489页。礼部尚书怀塔布被光绪帝撤职后,其太太在慈禧皇太后面前不断哭诉,也是从满汉冲突入手,担心皇上听信康有为这些汉人的说法进行政治改革,其后果必然是“尽除满人”。参见汤志钧《怀塔布传》,《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下,538页。]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必须承认皇族对体制的政治忠诚度远高于康有为那些力主维新的人。[
   
   在康有为的政治理念中,确实存在保中国不保大清的想法,这个想法其实就是王夫之“亡天下”与“亡国家”思考的延续。戊戌变法的失败,康有为将之归结为满洲人的阻挠,是对的。满洲人确实看到了康有为思想中“不轨”的一面。参见马勇《民族主义与戊戌维新》,《江汉论坛》1993年第6期。]
   
   根据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给我们描绘的故事框架,1898年秋天的政治逆转是因为皇权中心发生了分裂,是皇太后从皇上手中夺取了权力,是政治复辟。这个故事说了一百多年了,我们不能说这是康梁师徒刻意造假迷惑当世和后世,但康梁的这个说法确实经不起历史检验。这个故事只是他们两人的一个主观臆想。历史真实无须远求,清代官方文书所告诉的故事脉络并不错,即便一些细节可能隐晦不彰。故事的大概脉络是光绪帝知道康有为等人盗用自己的名义准备动用军队包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消息后分外愤怒,这也是光绪帝后来一再指责康有为等人“陷害朕躬”背景。[《光绪朝东华录》(4),4206页。]
   
   光绪帝的身体状况本来就不太好,一百多天的操劳早已心力交瘁,现在又听到康有为等人这些令人发指的阴谋,不论是生理还是心理都受到了巨大打击。在1898年剩下的日子里,光绪帝生病告假是历史真实。而且到了第二年即1899年,光绪帝的病情时好时坏[
   
   窦纳乐致英国外交大臣信(1898年10月26日),《戊戌变法》资料丛刊(3),538页。],到了年底,似乎有一病不起的不祥兆头。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在慈禧皇太后的主持下对可能的接班人进行了考察,最终决定立端王载漪的儿子为大阿哥进行培养,希望在光绪帝生病期间能够替代一些礼仪性的活动。[张之洞:《致上海日本总领事小田切》(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张之洞全集》(9),7740-774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己亥立储和随后而来的义和拳事件、八国联军事件等,如果从宫廷政治层面说,这实际上为皇族更大幅度介入现实政治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契机,虽然有一批皇族成员因为煽动利用义和拳排外被判定为“肇祸大臣”受到严厉处分或处罚[《上谕》(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义和团档案史料》下,940页。],然而毫无疑问的是,另外一批皇族背景的人却因为这一系列事件逐渐走到现实政治的前台,成为此后政治变革的急先锋。
   
   1901年重新开始的新政虽然有复杂的国际背景,是列强政治压力下的产物,但从中国政治发展的内在理路看,这是接续几年前的维新运动往前走。只是从政治主导力量说,先前的维新运动有一个庞大而无法驾驭的汉人知识群体。这一次,其主导力量好像比较牢牢地控制在朝廷,汉大臣和各地督抚都起到相当大作用,但朝廷并没有像几年前那样因形势发展而失控。
   
   朝廷的控制力无疑来自满洲贵族特别是皇族力量的增强,满洲贵族这个特殊的群体在政治上的影响力随着这场政治变革在上升。一个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年仅18岁的醇亲王载沣,在1901年被委派充任头等专使赴德国道歉谢罪。这虽然有德国为君主制国家,不得不遵从皇室礼仪去考虑。其实从清廷政治发展视角看,载沣出使德国其实也有提升皇族成员世俗政治地位以推动政治发展的意思。一趟德国之行为载沣赢得不少政治资本,为他们后来的政治作为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随载沣此次出使德国并拜谒德皇的还有荫昌,他们此次出使都赢得了通知外国事务的美名。见《清史稿》卷一五七《邦交志•德意志》。]
   
   载沣等皇族成员被清廷刻意提拔起来之后,在政治上确实逐渐发挥了重要功能,1901年开始的新政和1905年开始的预备立宪,几乎全程可见皇族青年才俊的身影,他们可能没有汉大臣在科举道路上一步一步爬行的艰辛,没有汉大臣的文史功底和才华,但是他们从小长在深宫大院,从小就在政治高层长者身边玩耍,经多见广,举止谈吐也颇有令人自叹弗如之处。所以他们在政治改革中大胆昌言,痛陈旧体制弊端,呼唤新体制,这些都是发自真诚,也确实都对政治发展作出相当重要贡献。考察宪政大臣端方、戴鸿慈上《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明确指出中国未来政治出路只在君主立宪一途,君主立宪的意义并不是立意限制君主权利,而是通过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分担责任,使君主“常安而不危”。[《端忠敏公奏稿》卷6。或曰这份奏稿为梁启超在日本起草,即便如此,这个奏稿也反应了端方等人对中国政治改革前景的认识。]至于载泽,他奏请立宪密折和面对中,更是对君主立宪的好处作了非常详尽的理性分析,尤其是其“三个有利于”概括从现实主义政治原则上说服了皇上和皇太后。[
   
   镇国公载泽在《请宣布立宪密折》中强调君主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减轻和有利于消弭内乱。又以为君主立宪并不影响君主权力的执行,但凡涉及国家根本的重大问题比如公布法律、任免百官、宣战媾和等,都继续权归皇上,君主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最不利于官”。参见《辛亥革命》资料丛刊(4),27页。]
   
   如果不是这些皇亲国戚开始觉悟,如果不是他们出面游说,预备立宪或许也会开始,但不可能这么顺利这样迅速。

改革深度、广度与限度

   
   在端方、载泽等考察宪政大臣通过秘密或公开管道向朝廷建议实行君主立宪的同时,一大批封疆大吏、中枢大员也通过各种方式建议朝廷勇于改革,宣布立宪。1906年8月1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奏请立宪预备,宜使中央五品以上官吏参与政务,为上议院基础,使各州县名望绅商参与地方政务,为地方自治基础。
   
   各方面不断强化的政治压力,载泽等王公大臣力挽狂澜的透辟分析,终于使朝廷痛下决心,于载泽呈递密折的第三天即8月25日毅然决然宣布按照预先计划继续进行,加派醇亲王载沣、北洋大臣袁世凯等参与其事。
   
   朝廷之所以在这份御旨中命令袁世凯参与此事,大概是因为当此时袁世凯也有重要建言,已俨然成为立宪政治的重要推动者之一。考察政治大臣戴鸿慈、端方等此时上的《奏请改定官制以为立宪预备》折,据说就是他们与袁世凯密商后由张一麟起草的,而张一麟就是袁世凯此时重要幕僚。这份奏折规范了预备立宪的政治路线图,建议朝廷以日本为榜样,宣布以十五或二十年为期,达成完全立宪。至于这十五或二十年中间的重要准备,奏折建议先从组织内阁作为突破点,也就是将皇室与政府进行必要的区隔,以维护皇室至上尊严。而组织内阁的入手处,奏折建议从改革官制开始。这大致描绘了一幅不伤筋动骨而又能实现君主立宪的和平改革路线图,因而获得两宫嘉许,遂急召袁世凯进京与王公大臣会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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