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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贵阳民主沙龙

2007年2月2日论题
   
    (首发稿)
    文章摘要: 当生命与自由相提并论的时候,这时候的自由表征着对生命的崇高品质的认同,就有了“比生命都要贵重的自由”观,即:认为人生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奴役;人的生命之中拥有的天赋自由权不容剥夺。这是对自由有了一个认同的大前提。
    作者 : 陈西,

    發表時間:2/12/2007
    主持:陈西
    我们追求自由热爱自由,但是,我们对自由知道了多少呢?真正的自由之子对自由的爱恋是深入自由之中去,了解自由,呵护自由,然后乞讨到自由的亲吻。今天,我们进入自由之中,就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展开论争,以此来增强我们的自由主义信念。
    在之前,刘新亮写了《关于自由的一个观点》①的文章,陈西写了《自由威胁论还是权力威胁论》和《人类最大的金矿就是挖崛自由》②等文章,作为我们对自由讨论的铺垫。这次,我们专题研究自由的绝对性与相对性。
    当生命与自由相提并论的时候,这时候的自由表征着对生命的崇高品质的认同,就有了“比生命都要贵重的自由”观,即:认为人生是自由的,而不是被奴役;人的生命之中拥有的天赋自由权不容剥夺。这是对自由有了一个认同的大前提。在现,我们把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联系在一起,开展有关“自由”的大讨论。对自由作一个全貌的,多层次,明晰的认识。说明了我们已经进入到自由之中,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真正化为自由之身,与自由永存。
    黄燕明:我赞成绝对自由,反对相对自由。自由给文明以“创造力”并赋予了国家以进步的能力,一个国家的进步就在于有一个绝对自由的天空,有一个绝对保护思想、言论自由……的民主政府。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本杰明.卡多索形容言论自由是“母体,是几乎一切其他形式的自由所不可缺少的条件”。言论自由是保证真实需要得到反映的衡量器。用经济学的话说:需求比供给重要,可推出:需要比吃饭重要,言论自由反映需要,所以,言论自由比吃饭更加重要!为什么说言论自由是第一人权?因为言论即说话是人的需要之一,人的这个需要与其它需要的不同处是:言论可以反映人的一切需要,吃喝玩乐、生老病死都可以通过言论来反映。如果压制人们的言论自由,那么人类各种各样的需要就没有办法真实地反映出来。再举一个例子:美国有二亿多人口,二亿多思想。自己想自己的事,自己为自己奋斗,自己发自己的财,自己保护自己。只要遵守法律,你爱干什么干什么,爱说什么说什么。兰德公司有一句名言,那就是“保护怪论”,奇谈怪论往往过了一段时间就会变成了真理,变成了财富。
    在专制的政府下,人们是没有自由的,即使有一点,那都是有限的自由、相对的自由,有的只是一党专制的绝对统治。这种专制统治只会产生奴才,公民与奴才的不同之处在于,公民是绝对自由的,而奴才是相对自由的。自由主义者把国家看作是契约联合体而非有机共同体,强调个人超越万物的价值,主张个人的自由神圣不可侵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主的核心价值是个人的绝对自由。自由是指由个体生命权所延伸出来的、追求幸福生活的一系列权利的总称:主要是指政治自由、人身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的自由、迁徙、工作、信仰、通信等方面的自由以及住宅不受侵犯权的自由。如果说自由是相对的,那么专制政府就会在所谓的“国情不同”、“人民素质低”、“主权大于人权”、“发展权”等等相对托辞下,就会理所当然、肆无忌惮地侵犯“人权”。
    可以说,中国不是相对自由的问题,而是还人民以绝对自由的问题。但中国政府却公然地侵犯个人的绝对自由。例如:2007年1月11日,在全国图书定货会开幕当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召集了一个“通风会”。副署长邬书林以宣读方式公布了一份《2006出版违规书选》,宣布禁止章诒和《伶人往事》及八位作家的书出版。美国法学教授考克斯说:“只有通过不受到限制的出版自由,人民才能了解政府官员、政治措施和政治行为;只有通过表达自由、人民才能诉说他们的冤屈,使损害得到补偿;人民只有通过言论出版结社自由,才能维护政治权利包括改换政府的权利”。
    在地球上,没有那个生物像人一样热爱自由,自由是人的最高本质!申有连:我同意你对绝对自由观点的论证,但是,我不同意你所说的,“在地球上没有哪一种生物像人类这样热爱自由和尊严”,对其它动物来说:生命的本质同样是自由。举例说,像那些雀鸟兽类,人类捕获它们关起来是养不活的,它们往往不吃不喝,绝食而死;或者,它们宁愿撞墙,自绝生命而死。即便是有吃有喝,衣食无忧,它们热爱自由的本性决定了它们,决不过牢笼中受奴役的皇宫般生活。相反的,现代人愈来愈没有了对自由的热爱,或者说,对自由的渴望精神。人自身把自己奴役于美食和舒适的环境的牢笼之中,有了丰富多彩的物质生活的享用,不再去关心阳光底下心旷神怡的自由,更不会去追求精神、思想、灵魂层面的自由。自私的理性不关心自由,只关心食物。这是我对人类是否还有强烈的自由精神的怀疑。
    关于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之辨识。我像维护世界和平一样,维护绝对自由。从法律的表述来说,不侵害他人的权利,你的自由就是绝对的。没有哪一种法系这样表述,以剥夺他人的自由为主轴,而是以保护自由为主轴。只有专制极权政府的法律才以剥夺人们的绝对自由权为乐事。因此,相对自由论是专制极权政府惯常用来奴役人民的工具。像在我们中国,我们就时常听到官方鼓吹自由的相对性,或者言说,人人都拥有自由,都行实自己的绝对自由就会天下大乱的说法。就是没有听到官方是以维护公民的绝对自由权而得已存在的论说。
    自由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如果说自由是相对的,那么,就等于说:人生活在牢笼之中。在牢笼之中的相对自由还能称之为“自由”吗!在枷锁之中的奴隶还能称之为自由人吗!
    陈玉林:我站在绝对自由的立场上,愿为争取自由而努力。我们生活在一个专制的国家,统治阶级总是给我们划定许多的条条框框,这样不能做,那样不能做,一切都要按照他们制定的规章制度办事,服从他们的指挥或安排,美其名曰:自由是相对的,从来就没有绝对自由。相对自由的说法等于是剥夺了人民的自由权。
    绝对自由的概念意思是指,天赋自由的绝对性不能剥夺,天赋的自由将永远伴随生命的始终,这样的自由是绝对化的。譬如:人的生命不受侵害、人的尊严权、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拥有财产权等等。如果,人的这些自由是相对的,那么,其结果是非常可怕的。相对自由论给专制者开辟了通往奴役的通道,而绝对自由则堵塞了通往奴役之路。
    中国的专制魔头毛泽东曾经这样理直气壮的侵犯人民的绝对自由权。他对那些右派说:“有了你们的自由就没有我们的自由。”在他的思维里,决没有神圣不可侵犯的绝对自由,只有可任意侵蚀的相对自由。自由与不自由都由专制者说了算。这样一来,在专制魔头那里,他拥有绝对自由,其他所有的人只能拥有相对自由;真理永远在他那边,他永远是伟大、正确、光荣的,别人则缺少了绝对值的武器与他抗衡。
    全林志:相对自由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用来剥夺人民的自由权利,提相对自由的观点有害,应当批判。但是,绝对自由的观点也值得商榷。也就是说,仅限于相对自由与绝对自由来思考问题,是否有些不妥。我更愿意用其它的提法。像:“自由是有条件的”、“不伤害别人的自由”等等。譬如:我们在这里举行研讨会,但是,有人要在这里唱歌,或者做一些不尊重人的事。他会说:我有我的自由权。如果仅能用绝对自由或相对自由来解释,不但说服不了他,还要生出其他纠纷。那么,用“不得伤害别人的自由”,“有条件的自由”就要清晰得多。这样的自由不能叫“相对自由”,叫“有规则的自由”更好些。
    自由是有前提的,有条件,有规则的。你行动的自由是有的,但是,你行动的手不能挥舞落在别人的身上去,一旦落在别人身上,由于你侵害了别人,你必须向别人赔礼道歉。
    “伤害别人”、“赔礼道歉”并不能说明自由的相对性。正如,一个奴隶,他还有自绝生命的自由。一个人,他伤害过别人,他赔礼道歉过,然而,他还可能继续去做在别人看来是不能做的相对自由。因为,他认同自由的绝对性。在专制国家,相对自由论盛行,另一面,在自由国度,绝对自由论盛行,所以,就有稀奇古怪的自由事件出现。像有报道,说有几十名大学生在校园里搞裸体阳光浴活动;有进行裸体长跑活动等等。绝对自由与相对自由的概念容易引导人走向两个极端。
    陈德富:我同意绝对自由。当代民主国家以自由立国,并把对人生自由权的保护写进入国家宪法。这一举措实际告诉我们:人生自由权利是绝对神圣不可侵犯的。自由是绝对的,而不是相对的。如果有了相对自由的认识,那么,国家就不可能以自由立国,自由就不能成为整个社会的基石被载入国家宪法。自由国家与专制国家的区别就在于:前者视自由是绝对的立国之本,国家的一切纲常都必须围绕着如何维护人的自由权利来运作;后者则视自由是相对的,可有可无的,惟有稳定的秩序才是绝对的,国家的纲常建立在如何保证有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上。
    我们要透过表面现象看本质。从表面现象看,似乎自由国家乱象丛生,不成体统。是的,以自由立国的国家有许多现象被我们这个专制国家的人民看不惯,甚至不可理喻。这里面有一个文化传统问题,有一个思维问题,还有一个观念问题。第一:我们已经习惯了传统文化里的“各人打扫门前雪,那管他人瓦上霜”,喜欢听天由命,或者说,听家长指挥的被动生活;不适应人人争先,互相监督,互不相让,竞相表现个体的主动生活。我们的民族善于私下说东道西,却不善于参与到实际的社会生活中去。直到现在,家文化都在教导自己的子女:“早去早回,不要在外贪玩”。家文化没有基督教文化那种到社会做“义工”的因子。第二:我们的思维是官本位思维。也就是替官方考虑,“大人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们爱“百花齐放”,是一种观赏性的爱,居高临下的爱。也就是爱植物园里的百花齐放,而不是旷野里,人类社会里的百花齐放,是一个无声的百花齐放,被动的百花齐放。当人们要把“百花齐放”转变为人世间的百花齐放时,有权者就斥责为“乱七八糟”,没有了法统;一些平民百姓也会随声附和,认为议会中党派的争吵“不象样”,西方争论不休的民主不适于中国的温文尔雅的“唯上政治”传统,就有“不照搬西方民主”的说法。第三:中国人有追求完美无缺的求全责备观。尤其是知识分子,对别人是高标准,严格要求;对自己则是怎么做都有理。自由国家肯定会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不可能事事完美。所谓自由国家“绝对自由主义盛行”,“稀奇古怪的自由事件”不断出现。人们只看到不顺眼的一面,没有看到具有创造性精神的一面。正是这种不拘小节、不识大体、不伦不类、不务正业的自由主义精神开创了西方世界具有可持续发展活力的新局面。西方人已经体会到了“自由立国”的甜头,中国人已经体会到了“维护稳定秩序”的苦头。这里面的玄机是:追求“乱”的,他却得着“稳定发展”;追求“稳”的,他却得着“在乱中恶性循环”。事物总是走向了自己的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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