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楚作品选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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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为救爱子未未,高瑛决意贱卖住房

[日期:2011-11-07] 来源:参与 作者:铁流 [字体:大 中 小]
   
   (参与2011年11月7日讯)今天(2011年11月7日)晚上11点,我要和妻子去南非旅游。能否出境虽然是个未知数,但心里挺有信心,相信中共当局不会骗我。
   
   

   
   谁都知道,自2007年参与“反右斗争”50周年纪念后,我共和国的公民权利即默默地被有关部门无声剥夺,多次持有效签证护照在北京机场海关被限。为此,先后给胡锦涛主席写了不少公开信讨说话。
   
   
   
   今年6月,北京市一位局长级的官员正式口头通知我:可以出境了,才有此次南非之行。但朋友们不看好,我却坚信不疑:一国之君的胡主席不会说话不算话吧?正因为相信能出境,所以行前专程去看望五七难友、中国著名诗人艾青同志的遗孀高瑛女士。
   
   
   
   艾青难友是我的老师和朋友,生前一起共过事。90年代初,他是中国诗酒文化协会会长,我是副会长。他走后我常去看望高瑛大姐,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今年,他爱子未未不知何事被公安机关羁押,她着得不得了。我曾几次去看望和安慰她。当时,她最担心艾未未被无理逮捕和判刑,终日忐忑不安。我根据看到的材料和得到的情咨,十分肯定把告诉她说:逮捕不了,也判不了刑,顶多三个月就会放出来。不久网上又传出艾未未在里面“遭受酷刑”。她竟然哭了起来:这怎么得了呀!我未未经受不住哟?
   
   
   
   我是坐过23年监狱的过来人,“改正”后“官复原职”又成了党报记者,87年打拼来到北京,因工作关系与政法系统不少人有过接触,他们中一些人还是有人性、有法治观念的,不会轻易对未未法外施刑。她听后有所安心,再不悬心吊胆。不出三月,艾未未果然平安回家。她和我大喜,都阿弥陀佛。
   
   
   
   最近网上又盛传:艾未未母亲高瑛为助儿子缴纳北京市地税局,对发课公司总金额为1522万元的处罚,决定将其所座落在北京市东四十三条97号老宅卖掉。
   
   
   
   我半信半疑,心里十分不安,为探明真相,特于上午锻练完身体后,专程驱车去看望高瑛大姐。一见面,她就含着眼泪说:铁流老弟呀!你可来了,乍办哦?急死我了。发课公司是十年前注册的一家设计公司,资本仅10万元,法人是艾未未的妻子路青。他们(指当局一些人)在政治上没揪到艾未未的辫子,现在却从经济上下手,罚款1522万元,限期15天缴纳,如逾期每天将处以20万元罚款和追究公司法人的刑事责任。未未是我心爱的儿子啊!他正直、有能力、有艺术天才,敢为老百姓说话,像他父亲样敢和贪官污吏斗争。我不能眼睁睁让他再被公安机关抓走啊!只能卖掉房子救他。
   
   
   
   我道:大姐哟,是1500多万元呀!你房子能值多少钱?她说:这房是我和艾青一手建的,有多少辛苦与爱意?又有多少回忆与眷恋?能舍得吗!它地处市中心,闹中有静,占 地500多平米,按市价应值三千余万元。现在管不到那么多了,谁给我1500万元就卖。我急了道:卖了房你一家到哪里去住?她想也不想回道:扛着被盖卷去天安门住!
   
   
   
   我的老天,中国大诗人艾青的遗孀都扛着被卷去天安门露宿了,这还是国家吗?我真急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罚款是1522万元呀!
   
   
   
   高瑛大姐说得好:如果我儿子是个打砸抢抄的坏人,我会赶他出门。可他是个正直人,有良知的艺术家,常帮助弱示群体维权,得罪了一些权贵,他有什么错呀?我是他的母亲,必须坚决支持他、营救他!!!
   
   
   
   字字如铁,句句似钢,浪涌涛鸣,掷地有声。
   
   
   
   为了却一位母亲的心愿,为挽救一个政府的面子,我破例写下此文:希望大家帮助高瑛一起救儿子,帮助胡锦涛主席留点面子,快快买这房子吧!
   
   
   
   参与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www.canyu.org)
   
   
   
   附:关于东四十三条这房子,高瑛大姐写有《我哪里都不去了》的文章
   
   
   
   1975年艾青来北京看病。先是在他妹妹蒋希宁住的杂院里借用了一间小屋,后因房主自己要用,无奈之时,朋友的朋友李敏行把他在王府仓四号的闲房借给了我们。
   
   
   
   刚搬进来的时候,只有我和艾青,还有小儿子丹丹。后来在内蒙兵团劳动的女儿玲玲回京了,紧接着在新疆高中毕业的儿子未未也来了。小小的屋子,挤得满满的,吃饭时放上折叠桌,人就无法走动了。
   
   
   
   那时,李千峰和姚文经常来看我们。他们是艾青在延安时候的朋友,看到我们一家五口人蜗居在大约十多平方米的小屋里,非常同情。他们向王震反映了我们的困境。又是王震帮助了我们,他在给北京市政府的一封信里写道:“艾青同志在东城区丰收胡同21号的私房,应物归原主,退还给他住。”
   
   
   
   不久,东城区长来到王府仓,当时有几位朋友正和我们挤在一起吃饭,没有区长的立足之地了。他看到拥挤的情况,就说:“房子实在太小了,也实在太挤了。我们尽快给解决住房问题。”
   
   
   
   艾青说:“大救星来了,那就太好了。我们要不是床上架床,一家人挤在一起就成沙丁鱼罐头了。”说得大家都笑起来。
   
   
   
   区长说:“我去看了你们丰收胡同的旧宅,里面住着四户人,要叫他们搬出去,还得做工作。我的意见,先给你们找几间过渡房,改善一下目前的居住情况好不好?
   
   
   
   艾青说:“当然好。只要屋子大一些,把大儿大女给分开住就行了。“
   
   
   
   不久,我们搬到了史家胡同27号。里外四间屋,房子是宽敞了,但是离公共厕所少说有一百多米远。这对一位患有前列腺肥大的病人来说,实在是太困难了。我常为艾青上厕所所发愁。他反倒对我说:“这要比新疆一四四团二营八连的条件好多了。人得知足。多走点路不是坏事,你不是常说么,生命在于运动,上厕所也是一种运动。“我是为他着想,他却找到机会给我上了一课。
   
   
   
   橡皮文出版社的法文翻译苏姗娜,在燕汉生陪同下,来我们家谈出版法文《艾青诗选》一事,苏姗娜林解手,我陪她去了公共厕所,她刚走进去就捂着鼻子跑了出来。从此,她每次到我们家来,都不敢吃、不敢喝。谈完事情就匆匆地回去了。她害怕再进那个厕所。
   
   
   
   1979年2月,中国作家协会对艾青错划“右派“问题正式给予平反。9月我去新疆搬家,把户口和工作关系都办回北京了。
   
   
   
   10月末,周扬忽然到史家胡同来看艾青,这是艾青没有想到的事情。
   
   
   
   两个人坐在椅子上,看不出这两个人之间,曾经发生过什么刻骨铭心的事。
   
   
   
   周扬说:“你的问题搞错了我是有责任的。“他说着两眼滚着热泪。
   
   
   
   艾青说:“俱往矣,过去的事情,都过去了。”
   
   
   
   一个人在表示歉意,另一个人宽宏大量。那些陈年老账,一下子烟消云散了。
   
   
   
   周扬看到住房环境说:“条件太差了,我找张僖谈谈,先找家宾馆住吧。”
   
   
   
   艾青在电话里告诉丁玲说:“周扬来看我,说1957年对‘搞错了’他有责任。他还是有检讨精神的,我回答他说:‘俱往矣。’”
   
   
   
   丁玲说:“艾青,你也太宽大了,我可就做不到。”
   
   
   
   艾青放下电话对我说:“不宽大又能怎么样,也不能惩罚他21年吧?1957年是谁硬要送给我一顶‘右派’帽子,这还是个问号。郭小川陪我去王震家那天,在路上他对我说,总有一天我会告诉你,你是怎么戴上‘右派’帽子的。遗憾的是他已经去世了。1963年他和贺敬之、柯岩一道去新疆,那时我问问他就好了。”
   
   
   
   我和艾青很快就住进了北纬饭店。一住就是两三年。
   
   
   
   我们所等待的房子——木樨地23号楼终于落成了。但是以艾青的名义要的房子,搬进去的却是别人,说艾青在丰收胡同有房子。其实这是一个不存在的理由。我们和中国作家协会管理。我们在北纬饭店住了两三年,等的是楼房,不是丰收胡同的房子。艾青知道这些情况之后,沉不住气了,他拨通了周扬的电话说:“周扬同志,我不知是谁的主意,把国管局分给我的房子,给了别人。在房子这个问题上,是不是又反映出来文艺界的宗派性?希望你能过问一下。
   
   
   
   艾青放下电话说:“周扬说他不知道这件事情,他要了解了解。我一辈子与世无争,看来真是马老实有人骑,人老实有人欺。”
   
   
   
   文艺界有些知情人为艾青抱不平了。纷纷向上反映,曾经在新疆任书记的王锋同志也过问我们的住房问题了。胡启立知道了这件事,他的态度很明确:“征求艾青同志的意见,愿意住楼房,按照他的级别待遇给楼房;他愿意回原来的四合院住,给维修,安装暖气。”
   
   1982年秋末,我们终于结束了东搬西移居无定所的生活。艾青又回到了他喜欢的小院里。年老多病的人,还是那么热爱生活。他又开始买花养花,小四合院里,充满了生活气息。
   
   
   
   天有不测风云,小院又要“寿终正寝”了。我们住的这一片民宅,都被国家征用了,拆迁工作紧锣密鼓。艾青知道了这个消息很难过,他不愿意离开这个小院。但是为了顾全大局,也只好放弃了。他说他的一生可能是命里注定要不断地迁移生活,人是抗争不过命运的。
   
   
   
   拆迁单位的人到家里来了,他们说读过艾青的诗,知道身患多病的艾青有过不幸的遭遇。当艾青说想住平房时,他们推荐了东四十三条一座危旧四合院。
   
   
   
   艾青给当时的北京市副市张百发写了一封信:
   
   
   
   百发同志:
   
   您好!
   
   
   
   从电视里得知您很忙,打消了我拜访您的念头,只好写信给您了。
   
   
   
   关于我的住房一事,向您作以下汇报:我现在住的东城丰收胡同工同21号四合院,是1956年经周恩来同志批准用稿费购置 ,1957年反右后,我携带家眷先去北大荒,后去新疆历经21年返回北京,在王震同志帮助下最早落实了房产政策,住进了旧居。
   
   
   
   我的一生很动荡,好像生活在旅途中,没有安定感,直到迁进旧居,有了固定的家,以为总算可以安度晚年了,不料住宅被划为国际金融大厦工程征用之地,为了顾全国家建设,我同意搬迁。但是,由于我已八十,身患疾病,行走不便,右眼失明,所以我向拆迁的单位提出要四合院,拆迁单位表示同意。
   
   
   
   恰好,东四十三条97号院的主人因房子破旧,修复无力,想住楼房,我们两家达成协议,我以安置于我的楼房与97号院对换,这样不是两全其美?之后,我再自费重新翻建。
   
   
   
   据说此事得市里批准,我希望得到您的关照,恭候批示,谢谢了。
   
    艾青
   
    1989年8月3日
   
   
   
   8月4日发出的信,8月8日就批回来了。
   
   
   
   1990年3月,艾青住进了医院。我每天要去医院看他、照顾他,抽空还要到十三条97号监工盖房子。
   
   
   
   经过几个月的苦战,新的小院落成了。住在医院里的艾青,急着要出院,我请东城公安分局贾炳武局长找公安干警和武警六支队的战士,帮助我搬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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