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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大赌盘上的一个骰子

    ——从蒯大富浮沉看中共
   
   文革是中共一个见不得人的大疮疤,即使在文革爆发四十五周年的今天,官方照样采取鸵鸟政策装聋作哑,有关文革的事无声无息,好似那场浩劫没发生过。
   
   蒯大富出“访谈”反思文革


   然而,民间却是另一番光景,随着中共权贵的腐败愈演愈烈,民间开始怀念文革期间的“大民主”。当时,在毛泽东怂恿下,学生、工人和农民可起来造“走资派”的反。为此,当年的红卫兵和工人造反大将纷纷出书或接受访谈,回顾文革和自己的造反生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蒯大富。他不仅自己作了长篇访谈,与他齐名的红卫兵领袖韩爱晶化名许爱晶,出了一本《清华蒯大富》,为他辩解。
   蒯大富出身于普通的贫农家庭,是无权无势的一介平民学生。是文革给他搭出发挥“才干”的舞台。他先被刘少奇打入地狱,又被毛泽东捧到天上。
   在文革的最初两年,蒯大富在红卫兵中呼风唤雨,可随时与中央文革联系,也因此,他最终跟着四人帮一起下狱。
   翻翻蒯大富大起大落的履历,不但可了解文革是怎么回事,更可从中看清中共是什么货色!
   
   刘少奇钦定的一号反革命
   
   一九六六年,以《五一六通知》为标志,文革正式拉开序幕。毛泽东玩弄欲擒故纵的伎俩,放手让刘邓在北京主持运动,自己到南方去“静养”旁观。
   刘少奇刚成功领导了“四清运动”,驾轻就熟派工作组到大专院校领导文革。王光美担任清华大学工作组顾问,她在“四清”时搞出个镇压群众的“桃园经验”,这次准备再为文革弄出个“清华经验”。
   偏偏清华蒯大富对工作组强调秩序、否定群众运动的做法极为不满,贴出质问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工作组往哪里去?》几天后,他又在其他同学的大字报上写了一段批语:“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夺权斗争……”“夺权”正是毛泽东搞文革的目的。
   工作组组织学生和蒯大富辩论,辩不过满嘴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蒯大富。在别室专线收听辩论的王光美批语:“蒯大富太猖狂了,是典型的打着红旗反红旗,要把他的气焰压下去。”工作组立即在学校掀起“反蒯”运动,蒯大富在那二十天里日日贴大字报反驳。
   这时,通过王光美掌握情况的刘少奇发话了:“蒯大富不给我们民主,那我们也不给他民主。”这也是“一九八四”式名言,国家主席不给公民民主,是因为公民不给国家主席民主。刘少奇还下指示,要像反右那样,抓一批“右派”“反革命分子”。国家主席一言九鼎,工作组立刻喊出:“坚决打退反革命分子蒯大富的猖狂进攻”的口号。蒯大富随即被关起来。
   
   毛泽东“拯救”蒯大富
   
   七月十八日,眼看刘少奇闹得差不多了,毛泽东胸有成竹地回北京来了。次日他就发表讲话:“派工作组是错误的。……有些学校镇压学生运动。谁去镇压学生运动?只有北洋军阀。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运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赶快扭转,把一切框框打个稀巴烂。”
   刘少奇慌了,赶紧下令放人,蒯大富这才结束半月多的囚禁生活。七月二十九日,北京召开文化大革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毛泽东点名让蒯大富参加,他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
   当天晚上和翌日,周恩来代表毛泽东亲自找蒯大富谈话两次。第一次在清华外宾接待室,谈了一个通宵,第二次在人民大会堂又谈了一个晚上。果然,两天后,中共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刘少奇因领导文革犯错被免去副主席的职务。毫无疑问,蒯大富向周恩来提供的材料是倒刘的炮弹之一。
   八月五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毛泽东拿蒯大富的例子当对手的罪证:“……五十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却反其道而行之,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也代蒯大富伸了冤。前一天,清华大学已经召开了万人大会,出席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委员几乎都到场,周恩来在会上宣布平反蒯大富,蒯大富由此名扬全国。
   打倒刘少奇的马前卒
   
   蒯大富从此和张春桥、江青等人挂上了钩,成了中央文革调遣的一员干将,未几就参与弄出一出轰动全国的“骗斗王光美”大戏。
   蒯大富手下的人谎称刘平平出车祸把王光美骗到北大医院,然后把王光美带到清华批斗。批斗会开到一半,江青打电话给蒯大富说:“听说王光美给你们揪回去了?”蒯大富说:“是啊,王光美欠我们清华的账,我们叫她尝还。”江青在电话那头“嘎嘎”直笑,蒯大富也在替她清王光美的账。
   到了六六年十二月的一天,张春桥把蒯大富叫到中南海,暗示他把“打倒刘少奇”的事捅到社会上,不用说,这是毛泽东的授意。
   蒯大富立即组织了五千清华红卫兵上街。不到一个星期,“打倒刘少奇”的标语刷满全城,“打倒刘少奇”的口号声传遍全国。
   蒯大富的行动契合了毛泽东的战略部署,立下了打倒刘少奇的第一功。十二月三十日,江青亲自到清华表扬蒯大富们说:“你们干得对,干得好!毛主席向你们问好!”
   中央“顺应民意”,在革命群众“打到刘少奇”的呼声中,于六七年四月,通过戚本禹的文章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式点名批判刘少奇。
   清华红卫兵再接再厉,又组织了第二次批斗王光美大会。
   同时,中南海造反派在红墙内批斗刘少奇,刘少奇这时想到了《宪法》,他抖着手上的《宪法》愤怒地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是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一切都晚了,当初,他不按宪法对待蒯大富,现在,宪法自然保护不了他。
   
   狡兔死,良狗亨
   
   刘少奇倒了,毛泽东的主要目的达到了,他要开始收了。
   各地成立了革委会,蒯大富和另外四大学生领袖都当了北京市革委会常委,参与决策北京的大小事情。
   六七年五月,清华大学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在权利组成和分配问题上,蒯大富为首的清华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发生分歧,成为势不两立的两派。蒯大富仰仗有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挑起武斗,妄图用武力制服对方。在历时三月的鏖战中死伤数百,造成震惊全国的“百日武斗”事件。
   毛泽东下令派“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协同解放军去平息武斗,蒯大富竟然对抗工宣队,他的手下还打死五个、打伤七百多工人。
   毛泽东以此事为由头,召见蒯大富等五位学生领袖,蒯大富还天真地向毛泽东告御状,指责有黑手派工宣队镇压学生,毛泽东说“黑手就是我”。以毛泽东这次讲话为标志,闹了两年的红卫兵运动,以轰轰烈烈开场,以落花流水告终。
   毛泽东就是要这样的结局,逼着他们跟工人武斗,不然,以什么借口收回红卫兵这个他们放出来的“魔鬼”?这也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
   
   从座上宾到阶下囚
   
   以蒯大富为首的红卫兵主将还不止失势失宠,在接下来的“一打三反”“清除五一六”运动中,几乎都没逃脱被审查清算的命运。
   蒯大富一九六八年底被分配到宁夏,一九七零年把他当“五一六分子”逮回北京审查,七三年审查告一段落后被安排到北京东方红炼油厂监督劳动,直到一九七八年。
   吊诡的是,邓小平上台后开始清算造反派,蒯大富作为反革命被北京公安局逮捕,一九八三年三月又同四人帮一起受审,最后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七年。
   
   文革大赌盘上的一个骰子
   
   不少人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同情地认定,蒯大富被毛泽东和中央文革当枪使了。
   在我看来,蒯大富远不及被人利用的一支枪。
   蒯大富更像大赌盘里一个骰子,一钱不值。
   邓小平在文革中吃足了苦,他不去算毛泽东的账,却不放蒯大富等红卫兵头头们过门。王光美文革后一出狱就声称:自己“是毛泽东的好学生”,晚年还摆“宽容宴”招待毛家后人。八七年蒯大富刑满释放,有一阵他想调到北京工作,全家已经来北京了。王光美给陈希同打电话,说蒯大富对老同志有刺激,陈希同就下令把蒯大富驱逐出北京。最后,蒯大富总算在深圳安了家,但他妻子的户口因他的问题进不了深圳。
   
   从蒯大富的悲剧看中共本质
   
   四十五年的的惨痛经历,给蒯大富换来一个明白:“说起来,毛泽东是霸道,刘少奇、邓小平同样霸道,共产党这个体制啊,就是个霸道体制,你没办法说。”
   蒯大富含泪带血的总结警醒人们,所谓“毛(左)派”和“刘邓(右)派”,不过是他们权力斗争的外延,在对待民间异议人士上,他们从来只有镇压这一派。
   同样,在中共当权派的眼中,民间反对派中的所谓“左派、右派”也不在话下,对他们的政权产生潜在威胁的都是敌人。一九八四年三十五周年国庆,军委主席邓小平举行阅兵,六六年文革的红卫兵头头“左派”蒯大富、韩爱晶和七九年民主墙的民运代表“右派”魏京生等在狱要犯一起被递解出北京,押往大西北青海劳改农场。近年,尽管蒯大富在政治上非常低调,却仍然和维权人士一样经常享受“喝茶”待遇。
   从蒯大富的遭际可见,中共当政的六十多年,中国社会不可调和的最主要矛盾,就是中共专制独裁统治和民众追求自由民主的矛盾,就是中共权贵利益集团和被压迫被奴役民众之间的阶级斗争。因此,要想免遭蒯大富的悲剧,就不能僵守“左派”“右派”立场,不人为地以“毛派”“邓派”划线,而应团结一致对抗共同敌人——中共权贵集团,舍此别无他途。
   原载香港《争鸣》2011年第10期
   

此文于2011年10月15日做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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