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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说的两难

  言说的两难--
        读刘小枫的《现代人及其敌人》有感
        
            
    思维的凝聚和结晶——思想,犹如地下的文化岩浆,是不断地蓬勃不熄的结果。刘小枫所著的《现代人及其敌人》(以下简称《敌人》)是思维的凝聚和结晶,更是刘的明目定思的鼎立制作。

        
    刘小枫的《敌人》一书正是要给予施米特以“正读”,刘的确具有这样的智力来做这样的伟大的事情。正如《敌人》一书里说的:“正如汉语学界不乘机通过研究施米特的政治法学进入西方政治思想史的内在问题的纵深,而且纠缠于其政治生涯问题,匆忙就其政治论述作出或右派、或新左派或自由主义的评判,就失去了一次学会审慎思索的机会。”(刘小枫语,见《敌人》第66页)对照刘的此论,反观目前的很多学者文章对施米特的解读方式,都没有逃脱刘的这个先见之明的判断。再对比阅读刘的以前所写的书,我们会有这样的感受:力图把真相甚至真理告诉民众一直是刘小枫所做的事情。
        
    刘小枫对施米特的解读本意在于《敌人》一书前页里所引用的柏拉图的话语里面:“不过,为何我觉得这专业(政治专业——笔者注)不可传授,没法由一个人递给另一个人,还是说清楚才好。”
        
    而《敌人》一书里所传达的正是这种在“不可传授”的时候还是需要“说清楚才好”的勇气。
        
    言说清楚和不清楚之间其实的确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如今,中国处在历史的一个关键的时期,如何站立于一个更高的所在来审视历史的、政治的、社会的等等诸多的发展前景,的确非一般力度和智力度所能够做到的事情。为民族的发展其实也是为世界的发展树立一个人人心理情感清晰可见的“标杆”,这样的“标杆”可以是直接来源于西方基督教理论思想之中,也可以直接来源于西方的宪政主义理论和思想之中。基督理想和宪政理念,我想,应该是很多诸如刘小枫一样的具有高贵良知心态的学人的隐性或显性的精神和制度追求目标。所以,在《敌人》一书里,刘小枫说:“法西斯主义的出现正值欧洲社会的全面结构性转型,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自由主义是对历史转型的不同应对方案,或历史面临的不同选择方案。当今世界又面临类似的结构性转型,研究施米特思想,意义就在于此。”(见《敌人》一书第53页)“施米特称‘德国问题’为二十世纪重大问题的样板,对于中国学人来说,‘中国问题’何尝不是如此?”(同上,见第26页)很多这样的精彩分析正是体现了一位真正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纬度。正如徐贲所言“知识份子不轻易放弃说不的权利,但并不是随时随地都说不的人,他只是在需要时说不的人。关注时代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努力超越现有的意识形态限制,坚守普遍的道德价值,而同时对自身的限制保持清醒意识,这就是现代思想批判。”(徐贲,《知识份子──我的思想和我们的行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4月,序,页3)
        
    施米特告诉我们在一个转型的时代宪政国家如何坚强起来象一个成熟的男人一样生活。但是,目前的情况就如同柏拉图所言说的政治“专业不可传授”的原因一样处于一个两难的境地,这样的境地其实质就是可言说与不可言说的两难境地。李慎之先生所召唤的要大家力争"living in truth"的目标其实也是叫大家坚强起来,努力真实地生活。但是,这样的"living in truth"又何其难哉?本人以前的一篇拙作《living in truth的两难》也正是揭示了这种人生的尴尬境地。如同前一阵子,有位教育专家来给本地各位中小学教师做报告,要求各校教师张显自己的才能,把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向校长领导大人提出来一般。各位教师揣摩后向这位教育专家诉苦说,你的号召没有可行性,只会误导让大家被领导穿上难受的小鞋。很多人都不愿意穿的这样的小鞋的结果就是让这个“坐稳了奴隶的时代”大行其道,横行无阻。
        
     是的,对于living in truth的提出,李慎之先生同时又语气深长地告诫我们:“不要把这样简单的话的涵义看得太简单了。”
        
    我们又可以这样追问:“作为‘自觉为人类和社会的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的人们’”(康德语)的知识分子,如果能把国家作为覆盖在其之上的一把伞的话,知识分子类群会越来越倾向于凭借自己的才能和意向来安排自己的生活,自觉地为人类和社会之进步承担道义和责任;反之。如果这个国家充当的不是一把可以遮蔽风雨的伞,而是一把高悬于项上的利刃呢?这对于广大的知识分子来说又当如何是好呢?”
        
     Living in truth的两难就在于此。一方面,道义和责任要求我们对社会进步有所为;另一方面,现实却使我们不能或不敢为。我们的生活逻辑必须降低为简单之情景:“我思想,所以我存在;我开腔,我一定灭亡。”。“我知之愈少,我说话便多;我知之愈多,我便不敢说话。”而这样的情境在民主宪政的国度里,却是十分罕见的。原因就是一个表象上的“弱政府权力”的国家里人民自身的精神的强健;同时,在一个具有强大专制力量的国家里,人民的精神的萎缩和病态,必然导致国家甚至民族的衰弱无力。这也就是毛泽东永远难以明白的“一盘磁带”可以叫大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尼克松下台的原因。
        
    但是,思想家的话还是要说的,关键是话语的表达方式的问题。克服这样的两难的尴尬也正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和方向,也是人类进步的原始的善良原初动力。就和哈姆雷特的“To be ,or not to be.”一样在刺痛着也在刺穿着具有历史使命和道德良知的历史文明和思想文化的创造者。
        
    刘小枫的尴尬也许就在于此罢!这种言说还是不言说的两难存于心间一直是个问题。刘的言说方式的策略与特别是从这样的尴尬局面里突围出来的一道路径,是在尴尬中成长和历练出来的“狡猾”的思维方式其实还是一个具有使命感和道德良知感的学人的韧性的言说方式。从《沉重的肉身》和《拯救与逍遥》两本书的大众化的审美叙事到《敌人》一书对施米特的政治思想的剖析解读,无不是以一种言说的勇气与非言说的软弱人性选择之间进行。这样的言说其实还有一种神圣使命的精神驱动。就我这样一介书生的眼光来看,阅读刘小枫正是与一个真正的距离我们很贴近的思想家交谈,因为,一个充斥着太多谎言和欺骗的地方,太需要一种真实的声音,不管是否委婉回肠还是春秋笔法,毕竟,我们太需要此类型的思想家了;因为,要建造历史,只有思想家才是最重要的。
        
    刘小枫先生的言说方式独具其思维的个性,这样的个性属于“天启”的的感召,属于一个真实的基督徒的精神个体特质。这种思维的个体性是很多诸如我等这样的人难以向背的。刘的言说方式的个体性是属神的。这样的属神性使得他的独特的个体语言带给世间个体的人以另类的体察神的光辉的方式。就如同本人曾经与一位靠推销远自明等人的讲道光盘为生的基督徒的交往一样,这位基督徒几乎没有读过书,但是这个并不妨碍我们的交通,这样的交通是属神的交通。这种属神的交通也可以让我们在阅读刘小枫的《敌人》一书中获得同样的感受--即康德所言说的“共通感”。和这位卖讲道光盘为生的基督徒弟兄的交往,使得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一个几乎不读书的基督徒会有这样的思维和意识(除了个别局限之处以外)?并和一个阅读西方先贤的著作的学者所能达到的思维纬度相媲美?我只能做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同样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对很多观念的看法,其实来自“天启”。卖光盘的的基督徒因为信而得到的是神的直接启示,而如我等之类的人的思维个性的形成,则是来源于神的间接启示,是通过阅读那些生活在基督教思想浸淫的“生活世界”的哲人作为中介之后的间接启示。正如牛顿所言说的“我们是站在巨人的肩上”的话是同一个道理。是的,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偏离了神的轨道,以自我的意志替代了神的意志,使得我们走了很多弯路才能更接近神。
        
    刘小枫的言说方式除了神启之外,还有一种哲人的沉思与个体的民众之间的“共通感”在内。如同以前在阅读刘的《沉重的肉身》和《拯救与逍遥》一般,把哲人的来自神的启示与个体的言说相融合到一起。天才的思维的果实不仅仅是个体的努力的结果,而是神的“天召”而赐予个体的福祉。刘小枫哲人式的孤独的结果却成就了他的个体言说方式使得更多人的灵魂获得到灵魂的喜悦,也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基督之中领受神的光辉,这样的孤独的言说与不言说之间,却成就了意外的与不意外的为上帝事工的“果实”。在人生的路途上,人生命的有限性必需要在基督的爱的光芒里才能得到永久和恒定。刘小枫进入的基督世界却正是要力图告诉大家诸多的本原的真相和真理,很多真相和真理在某个历史阶段里被无情的抛弃或者扭曲,刘为上帝所做的“事工”就是回归历史及其本相,这个才是真正的学者精神。以赛亚书40章8节所说:“草必枯乾,花必调残,惟有我们上帝的话必永远立定。”以及马太福音24章35节所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在宗教的感召下言说真相永远是唯真理是从者的勇气源泉。去伪善求真理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言说方式必然会成就诸多中国式的哲人。这也是上帝的事工降临中国的荣光。
        
     刘小枫在《敌人》一书中对施米特的解读的同时,同时字里行间时刻充满了天问,充满了对社会的人文关怀和令人警醒的哲理。现在随手采录几则如下:
        
    “人活在自己的有机人身中舒服(意即道德)呢,还是活在机器人的躯壳中舒服呢?”(见《敌人》第96页)
        
     “问题的要害仍然是:在民主宪政中,人民主权原则是否拥有不受限制的修宪权,如果人民主权(制宪权)衍生出来的修宪权不受限制,声称代表‘人民`的政党就可能通过合法性的宪法大门执政后,转身关闭合法性的大门。”(同上,第21页)
        
    “可惜,施米特说,他的‘呼救在当时无人理睬’,反而遭自由民主派法学家的口诛笔伐。言下之意,如果当初听从他的警告,对纳粹党施行党禁,哪会有后来的民族灾难。”(同上,第22页)
        
    “哈维尔十分清楚,如果没有这样的符号,社会中的利益冲突就会从潘多拉的盒子里跑出来。尽管如此,哈维尔宁可要生活的真实,而不要极权主义的道德国家中虚假的共同信仰。”(同上,第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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